王凌云

钱老师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过粮食关，大家都挨饿，而教师首当其冲。其他人还可以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腾挪变通一下，而教师整天在学校里教课，哪儿也去不了，什么办法也没有，干挨饿。

那时，我的班主任姓钱，是从南方调来的。他的普通话说得不标准，南方音很重，大家都叫他“蛮老师”。不过，他心地善良，脾气很好。他全家都在江南，只有他一个人来到北方任教，可能相当于现在的支教。他住在学校里，自己做饭吃。粮食标准低，一天三顿稀饭，不到月底，粮食就没有了。他饿得受不了，就在麦收的时候，到收割过的麦地里拾些遗落的麦穗，作为口粮的补充。但那时候是人民公社制，计划经济，吃大锅饭，生产队对大大小小的事都管，而且管得有些不近人情。比如遗落在地里的麦子，宁愿烂掉，也不让私人去拾。钱老师不知道这个情况（也可能知道，因饥饿难耐，他顾不了那么多），放学后，他到村子南边的麦田里，拾了一些散落麦子，夹在腋下，高高兴兴、唱唱念念地往学校走去。正巧，迎面碰上蛮横暴烈的生产队长王大头。王大头一把夺去了钱老师的麦子，还声色俱厉地教训钱老师：自私自利，不顾大局，没有共产主义思想，这样怎能教好学生，不如趁早滚蛋。钱老师气得翻白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我知道这件事后，就跟钱老师说：“老师，明天我领您去拾麦子，保险不让王大头把麦子夺走。”

“你……”钱老师半信半疑地把我上下打量了半天，最后点了点头。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我找了两只大篮子、两把镰刀，来到学校，给钱老师一只篮子一把镰刀，然后把他领到村外小河边的麦地里，每个人拾了满满一篮子麦穗头，然后割了一些青草盖在麦子上面。我们俩挎着篮子，不慌不忙地往回走。在村边，又碰见在那里转悠的队长王大头。我紧走几步，到他跟前朗声说：“队长，你看，钱老师也来帮我们生产队割草了。”王大头见钱老师挎着一大篮子青草，吃力地跟在我的身后，竟伸出大拇指，夸奖了钱老师几句，说这才像一个老师的样子，我暗暗好笑。

回到学校，我把青草下面的麦子拿出来都给了钱老师，再把青草送到生产队的牛棚。

钱老师找来一根棍子，把麦穗儿放在学校的院子里摊开，晒干，用棍子敲打。然后，他又把敲打下来的麦粒儿簸干净，装进口袋，背到我家的磨盘上开始磨面糊，烙煎饼。那时既无畜力也无电力，都是用人力来推动那沉重的石磨盘。我要求帮他推，他说不用，我还小，累着了就长不高了。于是，他一个人抱着粗壮的推磨棍，像老牛一样喘息着，在磨道上慢慢地走了起来。

面糊糊磨好了，他请我的三婶子帮他烙煎饼。第一张煎饼他没有吃，而是卷得整整齐齐的塞在三婶子的小儿子手里;第二张他还是没有吃，又卷得整整齐齐的塞在我的手里。第三张煎饼卷好了，他才迫不及待地送到自己嘴里。这时，我见他的眼圈红了一阵，接着，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他见我睁着惊奇的眼睛看着他，连忙用手指把眼泪抹掉了。

孙老师

我小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姓孙，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有人说他久闯江湖，经历复杂，三教九流都交，黑道白道皆走，也有人说他当过土匪。但我觉得孙老师是一个很平常的好人，很和蔼的老人，很称职的老师，不像人们说得那么神乎其神，不过，有时会冒出一些“匪气”罢了。

孫老师在我们学校任教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生活十分困苦，连饭也吃不饱。孙老师想了一些办法，他在学校的花池里种蔬菜，种南瓜，作为代食品。但蔬菜还没长大，南瓜还没成熟，就被附近的饥民偷走了，而且还踏烂了菜叶，扯断了瓜蔓。这下，惹得他“匪”气冲天，“匪”性大发。他跳起脚，挥着手，咬牙切齿地大骂偷瓜贼太无耻，太卑鄙，太不是个东西了，并扬言，如果抓住偷瓜贼一定要把他的腿打断。后来，他真的抓住了偷瓜贼——一个四十多岁的乡村妇女，他不光没有把她的腿打断，还让她把摘下来的嫩南瓜拿回家去，煮给她的小孩们吃了。

还有一次放学后，我和我的伙伴小三子到收获过的红薯地里拾些遗落的红薯，用以补充家里的口粮。但不巧的是，我们的行动被生产队长王大头发现了，他夺去了我们拾的红薯，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讨厌鬼，小混蛋！”我们很气愤，就一边逃跑一边回骂：“大头鬼，大混蛋！”王大头火了，气急败坏地追上我们，一顿拳脚把我们打翻在地。这时，孙老师路过这里，见王大头在没头没脑地打我们，就一把抓住王大头的胳膊，十分恼火地说：“你这么个大人，为什么打小孩？”“他们到地里拾红薯，我不让拾，他们还骂我！”“这么多红薯，落在地里多可惜，他们正挨饿，让他们拾吧。”“你说得倒轻巧，大家都像他们那样为自己捡红薯，生产队里的活谁干？再说，公家的东西，宁可烂在地里，也不能让私人拾！”孙老师一听火了，他的“匪”气又上来了，他甩开王大头的胳膊，用手指着他那硕大的脑门，“你说话简直像放屁！为什么宁愿烂掉，不给人吃？”“好呀，当老师的不好好教育学生热爱集体，还来骂人，真是反动至极！”“骂你说屁话又怎么样？你这样的 人，就该骂！”

队长王大头可不是好惹的，他身强力壮，五大三粗，生性鲁莽，是当地一霸。他见孙老师不把他放在眼里，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就晃着拳头向孙老师扑来。别看孙老师身体单薄，但面对气势汹汹的王大头，他毫无惧色。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拉开架式，用左手隔开王大头的双拳，右手半握拳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唰”的一下，打在王大头的鼻子上。王大头觉得鼻子又酸又疼，又麻又木，忙用手去摸。孙老师见他精神分散，赶紧飞起一脚，正踢在王大头的裤裆上。王大头“啊”的一声，捂着裤裆蹲下了，孙老师对吓傻的我们说：“还不快走！”我们拿回被王大头夺去的红薯，急急忙忙地跑回家去了。孙老师也沿着乡间小路，不慌不忙地走了。

过了一年，孙老师辞职不干了。有人说他回家种地了，也有人说他去做买卖了，谁也说不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当老师了。

有一天，一个同学告诉我，孙老师成了羊贩子。之前，孙老师赶着几只羊，路过这里，到从前同事——一位大眼睛的女老师家里找水喝。“大眼睛”说没有开水了，他说没有开水凉水也行。于是他从同事手里接过来一瓢凉水，“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去，抹了抹嘴唇，赶着羊走了。

赵老师

赵老师叫赵鹤琴，又叫赵云飞，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当过旧县政府的教育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不像个囚犯，却像个儒者，吟诗作赋，弦歌不绝，被当时一个颇有文化素养的县长看中。于是，就把他释放出来，作为留用人员，没有工资，只发给他一点生活费，而且一留就是十几年。他生活费少，除了吃饭，所剩无几。没钱添置新衣服，他就用旧衣遮体，为了节省开支，他不进理发店，让朋友用剃头刀为自己刮了一个“光葫芦”。于是，当年这位风光十足的教育科长，后来穿着破衣烂衫，耸着消瘦的肩膀，晃着光光的脑袋，怀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理想，以灵魂工程师的身份，徜徉于堂堂学府之内，“隐匿”于莘莘学子之中。

我刚考入那所中学的时候，他没有教我们的课。据他的学生说，赵老师的语文课讲得特别好，深入浅出，明白如话，毫不做作，不愧是全校第一流的语文老师。同学们不光在课堂上认真听讲，在课余时间，也随时向他请教，他也乐于传道解惑。那时，在校园的花圃药径旁，白杨绿柳下，青松翠柏间，经常见他在同学们的簇拥下，挥洒自如，口若悬河，旁征博引，谈笑风生。有时候，我也混迹其中，洗耳恭听，觉得他对文学作品，特别是古典文学作品，都有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后来，我们班的语文老师调走了，赵老师担任了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听了他的课，我觉得自己走入了一个新的天地，确有“听君一节课，胜读十年书”之感。特别是他的作文课，也和别的语文老师不一样。他有时出题目，有时不出题目，只划个范围，从来不讲中心大意、主题思想，只是让你自己去想，去做。有一次，他出了一道作文题，《给一个人物画像》。大家都说这是一个怪题目，许多同学写不出来，有的同学干脆画了一个人的头像或全身像。然而，我却用这个题目写了一篇短文：“农民李老九，五十多岁，满脸刀刻似的皱纹，一部络腮胡子。他大嘴大眼，大手大脚，身材高大，往你面前一站，犹如半截铁塔。”他看了我写的短文，大加赞赏，给了很好的评语。评语中说：“读了你作文的最后一句，真有如见其人之感。”就这样，我和赵老师的关系密切起来。

那时候，我家里很穷，中午，带到学校里的午餐，除了野菜饼子，就是秕糠窝头。我怕同学们笑话，就避开大家用餐。有一天，我正躲在校园的一棵大柳树后面偷偷地啃我的野菜饼子，忽然，一只温暖的大手搭上了我的肩膀。我吃驚地抬头一看，是赵老师站在我的身边，他含着慈祥的笑容，对我点了点头，把一卷饭票轻轻地塞在我的手里。我连忙说：“老师，您的口粮也不多，我怎么能要您的饭票呢？”赵老师爽朗地笑了：“我已老朽，行将就木;你还年轻，前途无量。你对文学很有悟性，经过努力，定能成功。保重！”说完，他慢慢地转过身，走了。我望着他消失在柏树丛中的瘦瘦的背影，视线渐渐地模糊了。

不久，赵老师被批斗了，时间大约在1965年底或1966年初。校方组织召开了几次批斗会，学校的黑板报上出了大批判专栏。一些老师和学生在会上发言，在专栏上写批判文章。其间，我也被迫写了一篇批判赵老师的文章，趁大家不注意，偷偷地贴到大批判专栏上。

对赵老师的批斗结束后，学校收回了他的生活费，把他遣回原籍监督劳动。

赵老师离开学校的那天，不少老师和同学前去围观。我怀着愧疚的心情，夹在人群中间，想看看赵老师的现状。我看到赵老师比以前老多了，他那短短的头发全白了，面庞清瘦，两腮下陷，但那对不大的眼睛却依然炯炯有神。他庄严地抬起头来，看了看校园里的砖墙瓦舍和依依杨柳，看了看周围无数双充满迷茫的眼睛，然后郑重其事地，深深地向在场的人鞠了一躬，然后恋恋不舍地走出了校门。我像被人劈头打了一巴掌，满面通红，冷汗直冒，惭愧地低下头去。自始至终，我都没敢迎视他的目光。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赵老师，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我来到新疆，更是与他天各一方，形如参商，但赵老师离开学校时的眼神和鞠躬的身影，至今还历历在目。

尊敬的赵老师，请您原谅我吧！我写的那篇批判文章是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从此，我砸了笔，撕了纸，跑到遥远的新疆，自称一字不识的文盲，在一个偏僻小村子里务农。自责深省，洗心革面，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一晃就是二十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才重新提笔展纸，将我心中的激情和我们的新生活形成文字，诉诸笔端，了却您和我的心愿。

啊，赵老师，您在哪里？您能原谅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