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诗雨

【摘要】随着新媒体环境的迅速发展，信息传播形式和传播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庆档主旋律电影《夺冠》票房突破八亿，电影取得的成功与其背后所体现的传播学原理密不可分。在疫情影响下，新媒体传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对主旋律电影传播策略的研究与探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夺冠;新媒体;传播模式;主旋律

中图分类号：J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246/j.issn.1673-0348.2021.05.079

2020年9月25日，推迟了大半年的主旋律电影《夺冠》终于在院线上线。2020年中国的电影行业一度停滞不前，之前原定过年上映的电影也随着影院的关闭只能无限期推迟。而《夺冠》的复出上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票房截至今日突破八亿，豆瓣评分7.4，更是斩获了第三十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的奖项。《夺冠》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文化、主旋律电影深入人心的必然结果，也是传播理论的有效证明。

1. 主旋律电影的界定

邓小平同志说过“一切宣传真善美的都是主旋律”。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则是指能够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具有革命历史性的重大题材影评，以及与普通观众生活相贴近的现实主义题材的、讴歌人性人生并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影片。早期的主旋律电影以建国60周年巨作《建国大业》为代表，重点聚焦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奋斗史、革命性历史人物的传记。随着电影市场化的不断发展，现在很多的电影不完全是纯粹的主旋律电影，而是带有主旋律色彩的商业型主旋律电影，這也反映了电影市场的风向，以及电影行业对于市场变化的适应和改革。

2. 传播学视域下主旋律电影的情感表达模式

2.1 突破主旋律固定符号下的传播围栏

符号作为信息意义的外在形式和物化载体，是事物表述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基本要素。符号以其特有的外延意义和指示性意义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传播效果，同样也决定着我们的传播策略。

《夺冠》的导演陈可辛作为一名著名的香港导演，在内地拍摄的作品中都有着巧妙的角度——官方首肯的某种精神或者趋势，可信的人物和情感塑造，《夺冠》与其他电影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部没有编剧的电影。这部电影通过真实还原中国女排在历史节点上至关重要的三场比赛、介绍女排成员的艰辛历程来表达电影对女排精神的致敬，以此在题材上与内容上同时呼应市场受众心理和主旋律要求。纵观在此之前的主旋律电影。例如《中国合伙人》，电影中以三个怀有梦想的青年的奋斗经历，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潮，可以说这三人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精神中国梦践行者的符号。但在《夺冠》中，这样抽象的符号却并不存在。夺冠的主角是郎平，电影中运用大量的篇幅镜头来展现不同时期的她，但是电影并没有展现郎平遭遇极端挫折、面临盛极一时的种种内心波澜。电影展现的都是事实，以具象化的个体经历和实际事例来刻画主题，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主旋律宣传的传播围栏，让观众从真实的人和事中去感受电影的主旨，而非打造出主旋律符号对观众进行信息灌输。

这样打破固定符号的宣传方式正是受新媒体环境下传授互动的改变所影响。伴随着社会网格不断复杂化、多样化，信息概念的意识崛起，多元社会的意识形态传输有了新的方式和内容需求。受众与传播者的信息交互过程中，受众作为信息的接受者，他们对脸谱化的角色无法产生共鸣，缺乏真实性的英雄人物IP这观影者眼中容易变成说狡猾、政治化的代名词。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能够直接击中感观和情感的符号表达，更偏向于接收具有真实性、生活化的客观信息。

2.2 建立传受表达共同体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人的延伸”，新媒体的出现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新媒体的出现提供给人们更多的信息或许和公共表达的渠道和机会，处于分散原子状态的个体，在更自由的表达和频繁的交往中，获得了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受者与传者具有更高的粘性。这样理想的渗透和融合下的新型的传受关系和组织形态就可以看作是表达共同体。

《夺冠》这部电影表达的主旨很明确，但作为一部商业性的主旋律电影，如何让受众满意已经知道结局的故事才是难点。电影将故事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门讲老一辈女排夺冠，下半部分讲新一代女排夺冠。所有推进都围绕着一句话“你为什么而打排球”，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提问所有观众。电影呈现的不仅仅是郎平的矛盾或女排的矛盾，更是这个时代的矛盾。老一辈女排夺冠是为国争光的国民精神寄托，新一代女排夺冠的原因更是对困惑的大众提问。其实这部电影是新媒体下传受双方表达共同体的一次初步尝试。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很多时候被认为是信息的传递方，但显然这种把电影看作直线传播模式的想法是错误的。电影的传播模式更像是循环型的，传受双方信息接受交换并能获得反馈，《夺冠》中的提问就是传授双方互动的过程，只是这种反馈需要依托新媒体平台，通过影评或者评分的形式给予反馈来完成这样一个信息传播的循环，在这一点上，《夺冠》显然是成功的。

在大众传播中，传播者作为真正的“把关人”决定着传播的具体内容，受众意识则只是传播者综合素养的一部分，受众实质上处于被动地位。但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新媒体对受众生活的介入性让受众的话语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本处于模糊和分散的受众，因为新媒体汇聚起来。受众能够参与和决定传播的最终效果。但“表达共同体”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其存在的条件较为苛刻，在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中就提出过传受双方的互动会受“噪音”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夺冠》作为“表达共同体”的初步尝试会遭到众多观众不解的差评的原因了。

3. 新媒体视域下主旋律电影的传播理念

3.1 新媒体与议程设置

1972年马克斯韦尔·麦克姆斯发表的《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针对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做了一项调查研究。在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时，麦克姆斯发现媒体对事情的重视程度与观众对事情的关注程度是一个正向关系。由此，麦库姆大众传播具有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获得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如上，我们可以对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的议程设置理论运用到疫情时期主旋律电影依托新媒体宣传的话题之中。疫情时期，对于电影的宣发并没有因影院关门而停止。官方媒体牵头发布数据，证明了电影上映后的安全性，并在各大社交媒体以醒目的议程设置方法传达给受众。同时通过各大媒体造势，在上映前期集中推出一些具有高影响力、高话题度的电影片段不断传播，覆盖范围从电视新闻到微信朋友圈文章、抖音短视频到微博热门话题。通过反复编排明显的议程设置方式加深受众的印象。使“特殊时期下的女排精神”、“主旋律电影振奋人心”等成为一种“大事”。最后打出“疫情后的第一部影片”、“民族精神”等小标签激励受众自愿的参与到传播过程中。《夺冠》这种原定为贺岁片的主旋律电影，在疫情前就做足了宣传，并且作为一部传达正能量主流意识的主旋律电影，在疫情这种特殊时期内更能激起人们观影的欲望，从而达到“报复性观影”。

3.2 主旋律与培养理论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暴力和犯罪问题十分严重，美国政府专门成立“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来研究解决对策，格伯纳主持的“培养分析”就是在该委员会的支持下开始的。在调查中格伯纳团队发现，接触大量电视暴力节目的受众对遭受暴力攻击可能性的估计远高于实际，也高于少接触或不接触同类节目者。从这里就证实了媒介的长期效果——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果。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中制约着人們的现实观。

“培养分析”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项研究被称为“文化指标研究”，其中包括的“信息系统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媒介信息系统的整体倾向性。《夺冠》等主旋律电影最擅长的就是利用视听手段等象征符号来传达电影所要表达的主旨。上映前就推出推广曲，借助流量明星的热度来为电影造势。如果说邀请流量明显是针对年轻受众的话，由那英和王菲演唱的《生命之河》则是在各种意义上满足受众的需求。舒缓又具有能量的歌曲让受众沉浸在写实的慢节奏镜头之中，没有华丽的特效包装，在不知不觉间延伸来电影内涵，弘扬和发展来中国女排精神。

“培养分析”是信息系统分析的延伸。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的，它们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之中。主旋律电影现在更多是倾向于与商业化融合。主旋律电影除来要构建与创作出新的内涵外，为得到大众广泛认可和接受，也需要从使用与满足的角度分析受众需求，得到大众的认可。

4. 结语

作为当代最具社会特点的电影形态之一的主旋律电影，无论是电影中人物身上具有的优秀品质还是电影的艺术思想，都凝聚着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这在疫情笼罩下的2020年显得尤为重要。当人们都被新冠疫情弄的惶恐不安沉浸在病痛之中时，主旋律电影更应该发挥其振奋人心的作用让受众能从中获取力量与希望。主旋律电影在信息概念的辅助下、意识形态传播的客观环境要求中，必然要舍弃原有刻板成见下的死框架，在构造一部电影的人物角色定位、场景塑形、主题音乐、文本编排中进行贴近人性深处需求的同理心、认同感改革，才能在大而分化的中国市场中获得大体量的市场优势，以及成功的意识形态引导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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