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毅，王 媛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2.宝鸡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00）

一、引 言

1980年，认知语言学者Lakoff和Johnson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人们意识到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方法，还是一种思维方式。通过隐喻这一主要机制，人们以具体事物作为“源域”向抽象事物所在的“靶域”进行映射，从而更好地理解抽象、陌生的事物。隐喻是“我们根据不同种类的域来理解并构建一种体验域的过程”。隐喻的跨域映射大多基于人的身体体验，通常利用我们身边之物（如身体）作为源域，来理解和表达离我们较远的事物，由此体现出其具身性。顾名思义，具身性一词与身体有关，且身体是心智存在的基础。人类的心智是内在的，而思维和推理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由人类的身体所塑造。也就是说，具身性作为人类存在的本质，关乎人类的经验和认知，其将身体与心智相联系起来。

如今，认知科学领域的学者已经为具身性范式提出了各种程序性论断，包括身体是思想的、身体存在于思想中、身体扩展思想、身体将心智系统化、身体塑造思想[1]（P26-27），而对其文化性的解读却很少，更鲜有人研究具身性和文化过滤性的关系。事实上，隐喻的经验基础既具有身体性，也具有文化性。由于人类共享的基本生理结构、功能和经历，因此我们对身体非常熟悉。但“身体”是一个由文化所建构的多层面概念，故隐喻主要以身体体验为基础，但同时也受到文化模型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