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华　高守英

【摘要】从70年的时间轴上看，新中国中学语文教科书鲁迅选文呈中间高、两边低的“W”形，峰值分别在新中国成立初期、20世纪80年代前后和当前“统编版”教材。其形成原因，是“政治”与“文学”相互角力试图主导鲁迅作品选编，教科书在二者的纠葛中构筑语文教育政策及规律解读。政治意识形态教育和思想文化教育主导文学教育，是教科书鲁迅作品选编的基本逻辑。这也造成语文学科难以容纳鲁迅复杂历史文化资源的问题，其解决方法应是以“革命文化”为核心重建鲁迅解释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新中国70年，语文教科书，鲁迅作品选编，革命文化

鲁迅作品一直是中学语文教材选编的“重头戏”，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提到鲁迅作品应在“现代文学作品里占最大的分量”，国家教育文件给某位作家规定选文数量，这在当代语文教育中是绝无仅有的。然而，新时期某些教材又确实有意减少鲁迅选文篇数，甚至给人造成“鲁迅大撤退”的错觉。因此，本文意在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语文教科书中的鲁迅作品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因素造成了选文数量忽多忽少？其中隐含怎样的鲁迅作品解读逻辑，主要问题及出路又在哪里？

一、新中国语文教科书鲁迅作品选编的三次高峰

“十七年”时期的中学语文教科书至少有6个较完整的版本，选编鲁迅作品最多的是1960年版（19篇），其次是1950年版和1956年版（各14篇）;1952年版（9篇）、1958年版（10篇）和1961年版（13篇）相对较少。可以看出，各版本的差别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教科书出版长期实行全国供型造货制度，即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编辑教科书、供给纸型或提供铜锌版，各地方人民出版社接受委托造货，教材从编写到使用经过多个部门多道工序，因而改动十分频繁。“十七年”时期的鲁迅作品选编高峰出现在1960年前后，是因为之前的课本或政治色彩过于浓郁（如1958年“大跃进”版），或注重文学知识而忽略思想政治教育，新教材在纠正二者偏颇的同时，将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鲁迅作品当成首选。1960年前后的人教版初中、高中语文教科书大约有300篇课文，其中鲁迅作品占19篇，其重视程度是十分惊人的。

然而，这种“重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诸多波折，个中原因值得玩味。新中国甫一成立，中小学仍以改编、选用解放区教材为主，直至1950年，國家出版总署才以陕甘宁边区《中等国文》为蓝本编写出第一套教科书。从篇目看，该教材大量减少民国时期的经典篇目，同时增加描写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新气象的时文，特别是茅盾、老舍等“老作家”新近发表的报刊文章。入选的鲁迅作品以小说、散文、书信为主，杂文仅3篇，这种偏爱纯文学的取向显然与解放区的以杂文为主、注重“现实政治斗争需要”有本质区别。之后1952年“大修订版”进行了大幅删改，《鸭的喜剧》《非攻》《风筝》《（呐喊）自序》等风趣幽默或富有生活气息的篇目退出教材，而《“友邦惊诧”论》等战斗性强的作品被选进来。这或许与当时文学领域一系列的“大批判”运动有关，减少个人化、个性化篇目，也就意味着向阶级或群体价值观认同的方向转移。

除了文学见解之辨，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也成为影响教科书编写的重要因素。在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语文教育在全国“教育大革命”背景下开始“跃进”，初高中教科书每册大约13～14篇课文，12册教材仅选146篇，与相邻版本相差一倍多。除毛泽东著作选读外，教育界高层对其他作家并无特别规定，鲁迅作品减为10篇，先前教材中评价鲁迅的课文（瞿秋白《鲁迅的精神》等）也遭删除;1960年版及紧随其后的1961年版都有较大幅度提升。人教社计划从1963年开始编写新教材，但由于全国政治形势日趋紧张，仅编成4册未公开发行的初中语文课本。“十年动乱”时期各省市自编教科书，它们在鲁迅作品选编方面差异巨大，如最少的陕西省中学试用课本（1971年）初中选0篇、高中选4篇，最多的内蒙古自治区课本（1974年）初中选12篇、高中选19篇，需要另文专门讨论。

仅就人教版中学语文教科书而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当前的统编教材至少有15种完整版本，其中的鲁迅作品选编大致如图1所示，明显呈中间高、两边低的“W”形走势，其最高峰乃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1978年～1979年编成的新时期第一套教科书开“突出鲁迅”先河，共选鲁迅作品18篇，而1982年版将这一数字推向顶点：除了编选的鲁迅作品22篇，还有阿累《一面》、唐弢《同志的信任》、毛泽东《论鲁迅》等6篇回忆文章，每册课本与鲁迅相关的课文平均都在两篇以上。这是相当可观的，要知道，同期所选毛泽东作品总共不过18篇。

新时期以来，语文教材的鲁迅作品选编从过去偏重斗争性及思想路线正确，逐渐发展为以思想性、战斗性为主而兼及文学性、艺术性。随着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文学领域的自由空气越来越浓厚，然而教科书鲁迅作品选篇不升反降：1987年～1990年初版的第八套全国通用中学语文教材共选19篇，1992年～1995年中学语文教材减少到14篇。新世纪以来，人教版的鲁迅作品选文数量一直在12～15篇，基本回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平。

须特别指出的是，从2014年开始，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的政治、语文、历史三科教科书，这套全国通用教材从目录看鲁迅作品并不太多（共12篇），但若将初中的整本书阅读必读书目《朝花夕拾》考虑进来，这个数字可能要翻倍。此外，小学六年级上册语文教材专设“鲁迅阅读”单元（新增《好的故事》，共4篇），初中七年级上册“名著导读”附有《五猖会》原文，加上高中“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讨”选修教材至今尚未编讫，可以肯定地说，统编中小学语文教材迎来了新世纪以来的又一个鲁迅作品选编高峰。

二、“政治”与“文学”：鲁迅作品选编的角力之争

过度关注选文数量有滑向形式主义的危险：教科书是用来“教”的，如果承认课文是相对独立的文本，就不仅要看影响它进入教材的社会因素，更要考虑教材编写体系，原始文本的节选改编及其借助注释、习题等辅读材料构成的文本解释空间。离开这些，必然造成对教科书的误读。某位做过语文教师的作家批评《社戏》等不适合教学，理由是全文用三分之一篇幅写在北京看戏，这“对一篇小说来说，先就是大忌”。且不论《社戏》的先锋性已决定不能用一般“小说作法”规范它，单就强调“北京看戏”部分来说，这位研究者肯定没认真读过教材，因为人教社编入《社戏》的13套教材，除1950年版都删掉了这一部分。这就提醒我们，与消遣性鉴赏性阅读不同，语文阅读不仅要看作品是如何写的，更要看教材是怎样编的，忽略此文本再生产过程的批评，极有可能沦为隔靴搔痒的纸上谈兵。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新中国70年来的教科书鲁迅选文大概来自15个作品集：《呐喊》（1923）10篇，《坟》（1927）4篇，《野草》（1927）4篇，《朝花夕拾》（1928）4篇，《二心集》（1932）4篇，《故事新编》（1936）3篇，《南腔北调集》（1934）2篇，《且介亭杂文》（1937）2篇，《且介亭杂文二集》（1937）1篇，《彷徨》（1926）1篇，《华盖集》（1926）1篇，《华盖集续编》（1927）1篇，《而已集》（1928）1篇，《集外集拾遗补编》1篇，《书信集》1篇，等等。其中隐含的信息至少包括：第一，这些多为鲁迅早期（1928年之前）创作的作品，特别是《呐喊》，15篇文章（包括《自序》）有三分之二被选进语文教材，成为中小学生认知鲁迅的“核心之核心”;第二，鲁迅小说的选择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彷徨》只有《祝福》入选，《故事新编》则无一成为经典课文，这大概与作品集整体的感伤情调或追求幽默油滑风格有关;第三，就杂文而言，以思想文化批判和社会历史评论居多，涉及时事政治或派系之争的反不易为各时期教材所接受;第四，书信、序跋、传记等实用文体变动较大，很多只在某时期教材中反复出现，阶段性特征明显。

鉴于鲁迅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教科书处理其作品时非常慎重，为保存原貌，文言词语、五四时期的特殊语汇一般不作修改。就教材编选而言，其修改重点不在语言而在文章内容，在某些特殊时期，敏感的或可能造成误解的地方删改幅度非常大。例如，1950年版初中语文第3册选编的《最先与最后》来自《华盖集》中的《这个与那个》，短短746字又被删去第二、第四段将近三分之一的内容，教材编者明显在规避某些东西：其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亟须激发国人自信心，这两段的国民性批判不宜出现在教科书中;其二，中国人“不为福先”“凡事不容易有改革”等语，与当时百废待兴、全国人民建设热情高漲的时代语境相悖;其三，删除部分提到“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和“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曾入侵中国，与当时抗衡欧美、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不符;其四，删改后从赛马谈到运动会，最终落到“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这样的“中国脊梁”上，主题更为集中。

借篇目选择、原作修改和注释习题编写来图解政治意识形态术语，是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科书编辑的重要特点，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以《一件小事》为例，“知识分子”“劳动人民”“反动统治阶级”“军阀政府”“阶级意识”“思想意识”等词语在1950年版教科书的注释及阅读提示中出现15次之多，俨然搭起一个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而1956年版《文学》教科书弱化了“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对立，到1982年版教材，连贬低知识分子的“卑劣”等字眼也完全消失了（1957年版教材中曾表述为“同车夫相比，自己的卑劣完全暴露出来了”）。不仅是社会政治局势变迁，文学潮流发展、语文教育观念变革等都可能左右鲁迅作品选编。随着20世纪90年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教材删除了斗争性强、明显带有政治偏向的杂文，而收入更多文学色彩浓郁的篇目。

相对于“政治”与“文学”，“思想”一词更为中性也更具包容性，不同时期的课程标准文件根据形势需要，将其表述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20世纪80年代语文教育本体论成为学界关注热点，课标（教学大纲）更突出听、说、读、写等语文能力训练，思想政治教育在语文课程中的地位相对弱化，“思想政治教育和读写训练是辩证统一的”被修改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的过程中进行”。这表明，语文逐渐摆脱思想政治教育附庸的地位，重新回到听、说、读、写训练上来。然而，“思想”的模糊性也掩盖了一些本已澄清的问题：人教版课本删除《风筝》是引发“鲁迅大撤退”讨论的导火索，有人认为该文“思想深刻”是遭遇调整或撤换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这一解释并不十分合理，教学中完全可以搁置作者的自我反省而只讲儿童喜爱的放风筝游戏。说到底，这仍是如何解读作家作品的问题，教科书在筛选、改编、重组和评价鲁迅作品时本身就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三、教科书鲁迅作品阐释的困局及其突破

政治意识形态教育与文学教育的纠葛乃是语文课程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进退失据的主要原因，这充分表现在鲁迅作品选编上。“十年动乱”结束后的几年过渡期中，这种阴影依然存在。李何林先生曾表达了对新教材删除20世纪70年代的鲁迅课文的不解：“《捣鬼心传》比较难懂难讲，删去是可以的;其他四篇（引者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革命文学》）则并不难懂难讲，其中还有选讲了好多年的‘老三篇，在《鲁迅全集》中也是光辉的篇章，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好，为什么也删掉了呢？”不难看出，这些作品无一不与“路线斗争”相关，如果拿“思想性”和“艺术性”标准衡量，不是某一方面不好，而是一方面可能会掩盖另一方面，使语文教育重回为政治路线争论作注脚的老路。

语文教育同时担负思想道德教育和语言知识教育的双重重任，要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价值中立是非常困难的。20世纪90年代学界曾有一种倾向，即强烈质疑与特殊时期政治斗争相联系的“革命家鲁迅”，这自然反映在了语文教材上：教科书鲁迅作品的政治色彩被不断弱化，鲁迅身上的革命色彩也日渐消退。以文本解读和体验式阅读代替政治思想观念灌输，以文学本体论反拨意识形态对作品支离破碎的解读，这当然是语文教育的一大进步。但仅就教科书而言，弱化甚至取消政治与文学、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对立，本身就是对鲁迅这样的革命作家的误读;至少在他1928年后的作品中，阶级意识、阶级观点和政治立场应是重点考虑的因素。政治意识形态教育和思想文化教育主导文学教育，早已成为自延安时期开始教科书鲁迅作品解读的基本逻辑，忽略这一点就可能矫枉过正。

这实际涉及教科书如何吸收、转化围绕鲁迅作品形成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问题。《鲁迅全集》注释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文学等各領域知识，目前已相当完备。新中国语文教科书的鲁迅作品注释主要采自《鲁迅全集》，由于后者设定的阅读对象是普通读者或鲁迅研究专家，很多因脱离学生理解范围而不太适合教学。统编教材仍沿用旧人教版的编写思路，《拿来主义》中的“尼采”条目注释为“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宣扬超人‘哲学。这里所述尼采的话，见于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虽然删除了1979年版高中语文课本的“德国反动哲学家”等带有政治偏见的字眼，却没解释“他发了疯”（尼采晚年患有精神分裂症），学生可能误以为这是玩笑话。另外，鲁迅早年推崇尼采，曾用白话翻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发表在《新青年》上，此处揶揄尼采实际也有自我否定的意味，显示出一种自我批判精神。“鲁迅学”已然成为显学和“经学”，比较而言，教材中的鲁迅作品注释仍嫌简单，需要根据新课改发展补充最新的鲁迅研究成果。

塑造“革命鲁迅”一直是新中国语文教科书的重要目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形成颇为稳固的传统。然而，在最近几十年人文思潮、大众文化的冲击下，革命家鲁迅形象被不断解构，其作品的革命文化内涵也遭到很大程度的消解。《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将中国革命传统作品分成三类，目前初高中所选12篇鲁迅作品，似乎只有《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拿来主义》可归入其中。其他散文、小说都属于文学性文本，教学可能涉及革命题材、革命主题，但不会作为重点讲授：随着革命性因素的滤去，鲁迅作品很难再次融入新课程构建的革命文化话语体系。

这种局面与当前课程改革对“革命传统文化”理解过于狭窄有关。中国革命史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除了政治军事革命，还有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宗教革命、道德伦理革命等，这些从精神实质上共同构成自洽性体系。鲁迅终其一生都对党派之争保持警惕，直接描写军事革命和政治斗争的作品十分有限。因此，只有上升到革命史和文化史交汇的“革命文化”高度，才能发掘出鲁迅作品对中国革命传统文化形成的真正价值。

“赋革命化”是特殊时期语文教育的重要使命，当下中小学校大力倡导革命传统文化传承，此课题又一次变得迫切。不只是鲁迅，教材中的所有中国现代作家作品都面临经典重构问题。例如，郭沫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被重新编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学习提示”提到它代表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虽不能完全将之等同于革命文化，但也应注意二者有着紧密关联。从毛泽东《沁园春·长沙》、闻一多《红烛》、茹志鹃《百合花》等和它编在一个单元来看，应该将“青春的价值”主题学习与“革命传统作品研读”学习任务群结合起来，才符合教材编者本意。

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将鲁迅限定为革命家、思想家或文学家中的任何一个都失之偏颇，鲁迅对于语文教育的价值乃是提供一种“基础人文精神的支撑”。同样，理解“革命文化”也不应局限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实际变成了“战争史”）范围内，而是要将其融入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视域。鲁迅贡献于中国文化的，是他提供了以怀疑和否定为特征的现代思维方式，其小说、散文或杂文都贯穿着历史文化批判的革命精神。从这一点上看，鲁迅既是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战斗传统的开创者，更在精神层面引领整个历史进程中的革命文化发展方向，他不但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