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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感知的疫情压力来源与状况评估

2021-05-25郭宇梁明辉杨兴龙潘丽丽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21年5期
关键词:压力感恐慌职场

郭宇,梁明辉,杨兴龙,潘丽丽

1.吉林农业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8;2.吉林省家政服务业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118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威胁着公众的身体健康,也深刻地影响着居民的心理健康[1]。习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心理干预和疏导、有针对性地做好人文关怀,更加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深入落实科学防治要求,坚决全面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2]。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形势进入常态化[3],疫情引发的短期应激反应逐渐衰退,但长期的心理压力和不同人群的心理差异进一步显现[1,4-6]。农民工是中国的特有人群[7],也是典型的弱势群体[8]。研究表明,压力感知会损害弱势人群的身心健康[9-10],增加发生社会偏差和失范行为的风险,威胁社会稳定[11]。准确识别农民工疫情压力感知的主要来源和状况,是精准施策的前提。对此,本研究对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农民工感知的主要疫情压力来源进行了识别和分析,从而为农民工的社会心理服务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户籍为农村,在非农产业从事务工劳动的劳动者。

1.2 问卷设计

由一位心理学教授带领两名研究生于2020年8月对疫后复工复产的55名农民工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和访谈。开放式问卷和访谈的问题为“受疫情影响,最近一个月来您所感到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什么?”,共整理出40个问卷题目。由3名心理学教授对40个题目进一步删并和纯化,最终保留34个题目,并通过回访确认题目能够被理解。将34个题目与个人基本信息一同编制成问卷。采用李克特6点计分,从1-6分别为“没有压力”“压力很小”“有些压力”“压力较大”“压力很大”“压力极大”,指导语为“受疫情影响,依据下列描述,判断近一个月来您切身的压力感受。”经探索性因素分析,疫情相关的压力源共保留28个题目,内部一致性为0.938。

1.3 调查方法

组织100名农村户籍大学生调研员,于2020年8月通过网络用一周时间发放和回收问卷,调查本村外出务工农民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83份,剔除无效问卷5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77份,其中男145人,女142人,已婚181人,未婚86人,平均年龄34.74±10.80岁。

1.4 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农民工感知的疫情相关压力来源与总体状况

对277份农民工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正交旋转探索问卷的内部结构。抽取前KMO=0.968,巴特莱特球形检验χ2=11 855.22,df=780,P<0.001,抽取过程中逐一删除共通性<0.3、所有因素负荷上均小于0.5、双负荷差值<0.2的题目,共删除6个题目,剩余28个题目。抽取后KMO=0.961,巴特莱特球形检验χ2=7 709.68,df=378,P<0.001,4个因子方差累计解释量为74.61%。

4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疫情恐慌”主要是指农民工受疫情影响对物价上涨、就业和工作威胁、感染风险、医疗资源不可及性等方面的担心而产生的压力感;“活动困限”主要是指受疫情影响农民工娱乐、社交等活动受限,困顿于网络和手机而产生的压力感;“任务负荷”主要是指农民工受疫情影响工作任务量增加、工作时间加长或不确定而产生的压力感;“职场不良”主要是指疫情所致职场负性行为和不良气氛增加给农民工带来的压力感。

统计农民工疫情压力感知的4个因子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疫情恐慌(3.95±1.21)、任务负载(3.75±1.32)、活动困限(3.63±1.24)、职场不良(3.26±1.28),其中农民工的疫情恐慌压力感较大。

2.2 农民工疫情压力感知差异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农民工疫情压力感知在性别、婚姻状况、年龄上的差异。其中年龄的划分以40岁为线划分为两组,40岁以下为新生代农民工组,41岁以上为老一代农民工组。结果,农民工疫情压力感知在性别、年龄段无显著差异(P>0.05),疫情恐慌维度在婚姻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已婚高于未婚。见表1。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行业(制造业、服务业、其他)、不同身份认同(城市人身份认同、农村人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模糊)、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家境好、家境一般、家境差)农民工疫情压力感知上的差异。结果,疫情压力感知在不同行业间无显著差异(P>0.05),在身份认同、家庭经济状况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结果见表2。

事后检验表明,家庭经济状况不佳、农村人身份认同的农民工感知的疫情压力更高。

表1 不同性别、婚姻和年龄农民工疫情的压力感知差异

表2 不同行业、身份认同、家庭经济状况农民工疫情的压力感知差异比较

3 讨论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农民工感知的疫情压力主要来源于4个方面,分别是疫情恐慌压力、活动困限压力、任务负载压力和职场不良压力。描述统计分析显示,疫情恐慌方面的压力最为突出。由于处于社会劣势地位,农民工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更为敏感,易降低对经济和医疗资源的可及性预期,这种压力带有弥散性,会对农民工心理状态造成持续影响。受疫情影响,任务负荷增加也给农民工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应注意合理安排工作任务和报酬,避免农民工因身心的过度损耗而产生不良心理和行为[12]。另外社区和企业也要注意适当安排社交和娱乐活动,促进交流和沟通,减少网络和手机依赖,营造和谐的组织氛围,降低囚困感和不良人际感受给农民工带来的压力。

差异比较结果发现,已婚农民工的疫情恐慌压力显著高于未婚农民工。已婚农民工负有更多家庭责任,因此面对疫情对家庭生活和身体健康的威胁,压力感更高。经济状况一般和较差的农民工在疫情恐慌、活动困限、工作负载、职场不良等方面都具有更高的压力体验。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的农民工在经济上更加处于社会劣势地位,负有的家庭生活责任也更重,因此更敏感于疫情对经济和工作生活条件的冲击,敏感于疫情对家庭成员健康的威胁。农村人身份认同和身份认同模糊的农民工的疫情恐慌压力感知更高。这可能是因为农村人身份认同的农民工比城市人身份认同的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更低,其城市信息资讯知识和社会资源的利用度更低[13],相对而言对疫情缺乏认知和自信,疫情恐慌压力更高。另外,农村人身份认同的农民工在活动困限、工作负载、职场不良等方面的压力体验比城市人身份认同的农民工更高。这可能是因认同农村人身份的农民工与务工组织和单位以及城市的隔离感更强[14],在社交娱乐活动、任务分担和组织人际方面感受更多限制和威胁所致。

综上,相关部门、社区和企业应注意加强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健康工作,通过政策宣传,加强社会保障和资讯传播,消解农民工的疫情恐慌压力,对经济困难和农村身份认同的农民工给予人文关怀和社会与组织支持,降低和预防疫情所致的各种压力体验和消极影响。

利益冲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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