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明

在范文澜早期的学术生涯中，1925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以下简称《讲疏》）无疑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该书不仅是范文澜第一部学术著作，同时也是范氏重要代表作《文心雕龙注》的前身。以是之故，无论是研究范文澜生平思想的传记类著述，还是有关《文心雕龙》现代研究史的学术文章，都不会忽视该书的存在，只是限于资料，所作介绍、论述或不免于粗略。近年来，随着相关史料的发现披露，我们得以对范文澜此一时期的活动有了更为细致的了解，从而有可能更为真切地考察《讲疏》一书的写作背景及动因。本文之作，即拟从范氏一篇佚文入手，结合其他相关材料，以范氏著述与整理国故运动之关系为中心，全面检视影响范氏写作《讲疏》的各种因素，以期更好地认识和评价该书在学术史上及范氏职业生涯中的意义。

一、关于范文澜佚文《整理国故》

1923年岁末，范文澜在南开有过一场题为“整理国故及其方法”的讲演，但因为相关材料的缺失，范氏这场讲演长期以来并未真正得到学界的关注，直到近年来始有学者提及，其中叶毅均的《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专就此事作了考证：

南开校史曾记载范文澜的一次校内演讲，题目正是“整理国故及其方法”，惜其内容不但未见，具体时日与相关报道出处亦且不明。笔者考得其演说日期应为1923年12月7日。除此之外，目前仅能找到鲁迅刊登在1924年1月17日《晨报副刊》上的一篇回应文字，使我们得以间接了解范氏的演说内容……由于范文澜明确反驳《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演说文字，亦即鲁迅所见诸报章者，未被纳入《古史辨》第1册（1926）而出版，以致今日该文处于若存若亡之间，无异失佚，我们才无从得知范氏的完整看法，也就无法清楚察知古史辨运动对于其人最初的冲击和影响。①叶毅均：《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

叶文既以“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为题，当然深知范氏此文的重要，可惜未曾得睹。笔者因关注《讲疏》，无意中在互联网上查得范氏此文发表时部分信息，随即按图索骥，获得原文副本。鉴于此前学界未见有披露此文者，故先就相关情况作一简介。

关于范文澜在南开的讲演，1923年12月14日（周五）出版的第80期《南开周刊》“各会消息”栏下有一条简单的报道：“上星期五下午四点哲学会假秀山堂二零五讲室开会请范仲沄先生主讲‘整理国故及其方法’。”叶文正是据此报道考定范氏讲演时间。还可略作补充的是：“各会消息”栏目属“大学部”板块，“各会”指南开社团组织，报道中所说“秀山堂”为南开第一幢教学楼。②秀山堂为前江苏督军李纯捐建，兼做行政和教学之用，李纯字秀山，故名秀山堂。该楼1923年建成，1937年毁于日军轰炸。这表明范氏讲演实为南开大学的社团活动，其听众也以在校大学生为主；而讲演地点在205教室，可知其规模大约在数十人左右。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范氏讲演稿并未选择在南开所属刊物上发表，而是分两期连载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1924年1月6日出版的第51期《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先期刊出范氏讲演稿的前半部分，占据了3个版面的篇幅，7 000字上下。文章置于“论著”栏，未标题目，但该期刊名下所列要目有云：“整理国故 范仲沄先生来稿。”又篇首有编者按语，称：“本文为南开大学国文教员范仲沄先生在该校讲演稿，寄属（嘱）刊登，本刊定章，向有登载校外投稿之文，今承范先生雅意，谨志数语，以表谢忱。”正文之前，先列“本文纲要”，兹抄录于下，以见其大概：

本文纲要

第一节 绪言

（一）什么是国故——定义；（二）怎么样整理第二节 整理国故的方法

（一）整理的预备——基本知识

（1）文字学；（2）论理学；（3）心理学；（4）历史及地理沿革／附纪元的商榷；（5）中外学术思想的派别和变迁；（6）佛学；（7）各种科学大意。

（二）整理的方法

（1）收集资料的方法；（2）辨别是非的方法；（3）综合资料的方法／附假设孔子仁字的定义。

（三）专门的研究

第三节 整理国故的应持的态度

（一）客观的态度；（二）光明的态度；（三）严整的态度；（四）怀疑的态度；（五）虚心的态度；（六）坚忍的态度

第四节 磋商整理所得的方法

（一）口头磋商；（二）文字磋商／附文体的商榷③范仲沄：《整理国故》，《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第51期，1924年1月6日。下引不再一一出注。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第51期刊出范文第一、二两节，13日出版的第52期刊出第三、四节，字数较前期为少，共2 000余字，仍置“论著”栏下，且标明题目为“整理国故（续）”。此期连载部分篇末尚有“未完”二字，但不知为何连载止于52期，此后再无踪影。从“本文纲要”所列来看，缺失的应该是“文体的商榷”部分，字数不会太多。尽管如此，两期相加，总字数已近万字。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的性质登载如此论述性长文，颇为罕见。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登载者题目为“整理国故”，与《南开周刊》报道讲演名略有不同。这可能是因为范氏在南开讲演的实际内容只是前两节，故以“整理国故及其方法”为题，而“整理国故”则是范氏为讲演稿全文拟定的题目。

范文澜在南开的讲演本来影响有限，却因鲁迅的一篇小文引发后世学者的关注。就在范文澜讲演稿第二部分刊出后四天，亦即1924年1月17日，鲁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短文《对于“笑话”的笑话》，署名风声。全文如下：

范仲沄先生的“整理国故”是在南开大学的讲演，但我只看见过报章上所转载的一部分，其第三节说：“……近来有人一味狐疑，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确实证据？说句笑话罢，一个人谁是眼睁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难道也能怀疑父母么？”

第四节就有这几句：“古人著书，多用两种方式发表：（一）假托古圣贤，（二）本人死后才付梓。第一种人，好像吕不韦将孕妇送人，实际上抢得王位……”

我也说句笑话罢，吕不韦的行为，就是使一个人“也能怀疑父母”的证据。①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27页。

鲁迅所见，即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第52期登载的范文第三、四两节。在这篇短文中，鲁迅先是引述范氏两段原文，继而讲述自己对于范氏笑话的笑话。范文意思很清楚，顾颉刚认为大禹非人，当是蜥蜴一类动物的说法，②顾颉刚1923年发表文章《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认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他以《说文》对“禹”字的解释为据：“禹，《说文》云：‘虫也，从禸，象形。’禸，《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见氏著：《古史辨自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页。恰如一个人若未亲眼见证自己的出生便怀疑父母存在一样，实在难以成立。鲁迅的“笑话”则比较费解，其批评指向殊不易确定。今人解读，大多认为鲁迅此语意在指出范文澜所言前后自相矛盾。有人甚至认为，鲁迅对范文澜的“笑话”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二人处于敌对状态。“此时的鲁迅与范文澜，恰好站在‘新旧学派之争’的敌对立场上的，借用鲁迅的说法，两个人之间应该是‘党同伐异’的关系”。③张耀杰：《鲁迅与范文澜的曲折交往》，《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这其实都是误读。我们先看范氏原文：

怀疑是发明的母亲，研究其知，万不能缺乏这种精神。不过怀疑须有确实证据，不可漫衍胡想。因为一人耳目所及，范围很有限，况且亲见亲闻，也未必可信。像《吕氏春秋》说颜渊偷饭吃，《战国策》说曾参杀人几段故事，就是耳目无凭的好例。我们限于空间和时间关系，不能不从古书中求古人事迹、思想……朱熹在宋朝对伪古文《尚书》怀疑，到清初阎若璩居然证实，这真是有价值的怀疑！近来有人一味胡疑，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确实证据？说句笑话罢，一个人谁是眼睁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难道也能怀疑父母么？④范仲沄：《整理国故（续）》，《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第52期，1924年1月13日。下引不再一一出注。

这是范文第三节“整理国故的应持的态度”中的第四点“怀疑的态度”。以下录自范文第四节“磋商整理所得的方法”：

古人著书，多用两种方式发表：（一）假托古圣贤，（二）本人死后才付梓。第一种人，好像吕不韦将孕妇送人，实际上抢得王位，第二种人实在很可敬佩，不过现在世界，无须如此，学问愈切磋愈进步，早成定例，印刷既快，交通又便，一个人坐在小屋内写文，若干天后可以同全国，甚至同世界学者，讨论是非，所以我想整理得有真实结果，或发生疑点时候，必须从速报告大众，求他们批评，求他们援助……

显然，鲁迅摘出的两段文字，在范文的原始语境中并不存在论证上的逻辑关系，更谈不上自相矛盾。那种认为鲁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批驳范文澜的说法，不过是一种脱离了原始语境的错觉，一种基于重新构建后的文本关系的误读，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绝不是鲁迅讲述“笑话”的本意。如果说范氏“笑话”的要义在于凡人皆为父母所生，不能因记载缺失而否认父母的存在；那么鲁迅的“笑话”则试图说明，一个人的亲生父母究竟为谁，不能仅凭出生文件得到确认。既然范氏所说“父母”与鲁迅所说“父母”具体所指不同，我们当然不能仅凭字面的相似，得出范氏认为父母不能怀疑而鲁迅认为父母可以怀疑的结论，进而断定鲁迅批驳范文澜，支持顾颉刚。质而言之，人是否为父母所生和父母身份是否真实，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论题，并不构成矛盾，只是由于范氏原文的缺席，二者的真实关系遂被遮蔽，从而导致了理解的困惑。

必须承认，范文澜将“怀疑的态度”作为“整理国故的应持的态度”之一，且认为“万不能缺乏这种精神”，可见他并不绝对排斥疑古派的研究方法，而只是不赞成没有证据的胡乱猜疑。按：范文“胡疑”，鲁迅引文作“狐疑”，意思略有不同：狐疑意同怀疑，胡疑则是“耳目无凭”的“漫衍胡想”，怀疑是必须的，胡疑却应该摒弃。范文之作，本意乃在讨论整理国故之方法与态度，并非有意加入顾颉刚挑起的有关古史辨的争论，也未必就是刻意针对顾颉刚其人。不论顾颉刚是否得见此文，宜乎其未被编入《古史辨》第一册，而不得将范氏批评顾说当作拒收之原因。①《古史辨》第一册收入质疑顾颉刚观点的刘掞藜、胡堇人等人的文章，可证顾颉刚不因观点相左而排斥。又顾氏《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读书杂志》1923年第14期）一文写道：“读刘掞藜先生‘再质’一文，使我非常欣喜。我久要寻觅这样的一个伴侣而不可得，现在竟得到了！”亦能表明顾氏乐见不同意见相与讨论之心态。至于将鲁迅此文作为范、鲁二人关系疏远的旁证，或据此认定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渊源有自，则几同郢书燕说，实不足信。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1924年5月升格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于1923年7月至1926年8月兼任该校国文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程，故其得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并不足怪。该刊第52期连载范文只注明“范仲沄先生来稿”，并未提及范氏南开讲演，想来应是见过第51期的知情人将此信息告知鲁迅，故其文称“范仲沄先生的‘整理国故’是在南开大学的讲演”。这表明文章并非范氏本人寄赠（那样的话鲁迅就应该看到全文），同时也可佐证自1918年至1925年间，范文澜与鲁迅的确疏于来往。

顺带说一下范文澜与周作人的关系。不同于对鲁迅的态度，范文澜与周作人的关系明显疏远。1937年10月，正值鲁迅去世一周年，范文澜发表《忆鲁迅先生》，文中除了追忆初见鲁迅时的感受外，还有一段文字不点名地提到周作人，言辞之间颇有讥评：

他到北平的最后一次，是因为周老太太病重，想见一面被人认为思想不纯正而老太太认为孝顺的儿子。她那被人认为纯正而又是著名文学家的别一儿子，住在止隔两三条小街的地方，即使老太太病重，依然保守旧例，从不来往的。鲁迅先生冒然到北平，大家都暗中替他捏把汗。②范文原载1937年第6期《风雨周刊》（开封），见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不知周作人是否得见此文。二十多年后，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北大名人时，连带披露了范文澜的一桩旧事。依周作人所说，朱希祖当年在北大讲中国文学史，课堂上有学生捣乱——

在同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姓范的，他捣乱得顶利害，可是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大家还觉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学生。在他毕业了过了几时，才自己告诉我们说，凡遇见讲义上有什么漏洞可指的时候，他自己并不出头开口，只写一小纸条搓团，丢给别的学生，让他起来说话，于是每星期几乎总有人对先生质问指摘。这已经闹得教员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现，作恶毒的人身攻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人的主动。学校方面终于弄得不能付之不问了，于是把一位向来出头反对他们的学生，在将要毕业的直前①“直前”二字为日语：“即将……之前”之意。引者不察，径改为“之前”，非是。除了名，而那位姓范的仁兄安然毕业，成了文学士。这位姓范的是区区的同乡，而那顶缸的姓孙的则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乡，都是浙江人，可以说是颇有意思的一段因缘。

后文又说：

范君是历史大家，又关于《文心雕龙》得到黄季刚的传授，有特别的造诣。孙世旸（扬）是章太炎先生家的家庭教师还是秘书，也是黄季刚的高足弟子，大概是由他的关系而进去的。这样看来，事情虽是在林琴南的信发表以前，这正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黄季刚与朱希祖虽然同是章门，可是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448—450页。

这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姓范的学生即范文澜，孙姓者则为范氏同学孙世扬（鹰若）。范氏1917年毕业于北大，故此事当发生在该年五、六月间。③牟润孙《北京学林话旧》一文亦提到此事，称范氏在河南大学任教时（1936）牟为该校讲师，与范“朝夕论学，过从甚密”。“仲沄告诉我，他在北大作学生时，某君教中国文学史，仲沄有不同意之处，便私下告知班上的同学孙君。孙君据之向某君发问，连续的质疑，某君将事件报告了学校当局，孙君竟因此而退学”。见氏著：《海遗丛稿（二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7—28页。虽然牟文所述与周文多有出入，但基本事实可以认定。周文所述颇有令人疑惑者，如他将此事视为“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前述有人认为鲁迅对范文澜的“笑话”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语即本此），但当事者孰为新派，孰为旧派？似乎语焉不详；又谓黄季刚与朱希祖“排除异己”，究竟谁排除谁？恐亦不易决断。2006年，朱希祖之孙朱元曙撰文介绍“章门五王”特别提到此事，认为朱希祖对黄侃颇为看重，与孙世扬的关系也不错，故周作人所说黄侃“排除异己”不确，孙世扬被北大开除原因不在朱希祖。④朱元曙：《章门“五王”轶事》，《文汇报》2006年5月7日。

周作人称此事“是颇有意思的一段因缘”，话说得十分轻巧；而朱元曙将周作人之言理解为黄侃排斥朱希祖，也未免有失公允。⑤朱元曙《章门“五王”轶事》有云：“黄侃在北大教书时有一批相处极好的学生，如范文澜、孙世扬、曾缄，后二人被称为‘黄门侍郎’。据周作人说，这些人曾与朱希祖有过过节。”若依此说，难不成是黄侃暗中挑唆学生在课堂上闹事，以令朱希祖难堪？事实上，这场风波伤害最大的，无疑是在毕业前夕被学校除名的孙世扬，至于朱希祖和黄侃，前者次年成为北大中文系主任，后者则于两年后离开北大转教武昌高师。据黄侃之侄黄焯所言，黄侃之所以萌发南归之志，孙世扬事件起了重要作用。⑥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于1919年条下写道：“先生于世扬特加奖进，竟以此见嫉于他师，乃诬世扬旷课时多（执教者在点名册中对世扬概施以旷课符号），依例应予除名，先生于是有南归之志。”见黄侃：《黄侃日记》附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15页。客观地说，导致黄侃离开北大的原因不止孙世扬被除名一端，1919年以后愈演愈烈的新旧文化之争及母亲年迈等，也都是影响黄侃作出如此选择的因素，但孙世扬事件的确在黄侃心里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其实朱希祖本人也是受害者。学生在课堂上捣乱不说，更何况有人写匿名信，“作恶毒的人身攻击”，身为任课教师，当然希望彻查，处以校规。这自然可以理解，问题是搞错了对象，致使被当枪使者代人受过，真正该处罚者反倒安然无事。由此说来，朱元曙举证其先祖父与孙世扬后来私交不错，是否可以理解为其时事情真相已得澄清，而朱、孙二人先前的嫌隙也随之冰释呢？只不知黄侃本人后来是否也洞悉原委，知晓孙世扬被北大除名，起因实在范氏？

检《鲁迅日记》，1918年1月1日、7月14日提到“范云台来”（范文澜原字云台），则周文所说范氏“在他毕业了过了几时，才自己告诉我们”，其时间或大概可以锁定。

二、从范氏佚文看其与整理国故运动之关系

一般认为，整理国故运动导源于胡适1919年12月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该文首次将整理国故纳入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环节，认为整理国故的实质，是通过输入学理重新评估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其目的在于再造文明。因此所谓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①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7页。1923年1月，在为《国学季刊》撰写的《发刊宣言》中，胡适又进一步提出“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的方针”，即：（1）扩大研究的范围。胡适明确将“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纳入国学研究的视野，肯定“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2）注意系统的整理。胡适所说系统的整理，包括“索隐式的整理”“结账式的整理”和“专史式的整理”三大类型，其中“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用，结账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读”，而专史式的整理则是整个系统研究最后的“归宿”。（3）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胡适认为，通过比较方法的引入，可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②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10—17页。

作为指导整理国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胡适这两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参与讨论整理国故者，几乎都是由胡适文章引发。那么，范文澜这篇讲演稿的写作，与胡适整理国故的主张有无关系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首先，范文明确提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在解释怎样“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时写道：“向来的学者误认‘国学’的‘国’字是国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认‘比较的研究’的功用。最浅陋的是用‘附会’来代替‘比较’。他们说基督教是墨教的绪余，墨家的‘巨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③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16页。而范文第三节则说：“还有一种人，最喜欢附会，有人说，‘基督教是墨教的绪余，墨家的巨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见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虽然范氏未必知道这篇《发刊宣言》出自胡适之手，但他读过该文当无可疑。

其次，范氏讲演稿中的不少观点，都与胡文所言相似，有可能是受胡文的影响或启发。

比如范氏关于“国故”定义的讨论。范氏将“国故”定义为：“凡是在我之前，所有一切记载或表现在书册，实物上的思想，事迹，艺术等等，都可以称做国故。”继而以大户人家上辈传下的田地珠玉及破衣烂鞋等遗产为喻，表示“国故就是我们的遗产，经，史，子，集，图画，雕刻，甚至壬，遁，星，相等无聊书，就是田地珠玉和破衣烂鞋”。我们“应该将各种物件，检查一番，上等物品放在一旁，次等另放一旁；再细细给他分类，田地交子弟去耕种，珠玉给妇女做饰品，破衣烂鞋赏童仆穿着；照此办理，自然物无废弃”。对比胡适所言国故“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以及“‘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④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10页。不难看出二人观点同异互见：一方面，在对国故一词外延的认定上，二人基本一致，都认为国故应包含所有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在如何区分、对待国故的不同构成问题上，二人又有明显的差异。范氏以等级区分国故，希望各尽其用，物无废弃；而胡适则别以优劣，主张有所取舍，再造文明。

又如输入、借鉴西洋学术思想以整理国故。范文第二节讨论整理国故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时，除了传统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历史、佛学之外，还提到了论理学、心理学、中外学术思想的派别和变迁，甚至涉及几何学、微分学等，可以说对所谓输入西方学理的具体内涵作了很细致的说明。其中提到的论理学，其实是逻辑学的别名，①将西方逻辑学（Logic）译为“论理学”在上世纪初是比较通行的做法，类似的还有“名学”“辨学”“理则学”等。“论理学”之名当出自日文译本，参见左玉河：《名学、辨学与论理学：清末逻辑学译本与中国现代逻辑学科之形成》，《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6期。范氏尤为推崇。文中写道：“我常这样想，中国和西洋交通以来，得着一个异宝，比古书所说‘隋侯之珠夜光之璧’还要名贵，将来文化发展，全得靠他。他就是论理学。单看‘科学之科学’一句话，无限价值，都包含了！向来中国学者，根本缺点，在不懂论理学。所以做书没有系统，只好笑是一本流水账簿。现在我们应该利用他，当整理国故的指南针。”虽然范氏此处所说“做书没有系统”着眼于个案，与胡适所说“系统的整理”着眼于整体，用意不尽相同，但在重视输入、借鉴西洋学理，使国学研究得以系统有序这一点上，二人并无分歧。这或可说是范氏对胡适主张的一种发挥与细化。

再如运用比较方法以整理国故。如上所述，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的三条方针中，第三条即为“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胡适认为，参考比较对于整理国故的意义，“就像一个近视眼的人戴了近视眼镜一样；从前看不见的，现在都看见了；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明白了”。无论是文字、音韵研究，还是社会史、制度史、哲学史、文学史研究，都必须利用参考比较的材料，而欧美、日本学界在方法上和材料上都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们“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②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9、17页。范氏同样强调比较的重要。他解释为何整理国故须了解外国学术思想：“因为人类思想，有一定进化程迹，相隔几万里，几千年，往往不谋而合的潜通。像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和罗马家族制度很多同点，又像秦汉方士讲炼黄金，埃及也有这一段历史。”也正因为如此，研究者除了要在本国范围内进行比较之外，还应该“将中国和外国比较，如此一定有比旧思想更圆满更高超的新思想发生，文化近（进）步自然无限量”。

值得注意的是，范文澜的上述理论主张，在其《讲疏》中也有着相应的表现。姑举两例：

一是范氏为《文心雕龙》上下篇所作提要和列表。范氏打乱《文心雕龙》原书的排序，将上篇重新编排分为六组，依次为：第一组“文章之枢纽”，《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诸子》六篇；第二组“自《易》衍出之文”，《论说》一篇；第三组“自《书》衍出之文”，《诏策》《章表》《奏启》《议对》《书记》五篇；第四组“自《诗》衍出之文”，《明诗》《乐府》《诠赋》《颂赞》《杂文》《谐隐》六篇；第五组“自《礼》衍出之文”，《祝盟》《铭箴》《诔碑》《封禅》《哀吊》五篇；第六组“自《春秋》衍出之文”，《史传》《檄移》两篇。③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上篇提要》，天津：新懋印书局，1925年，第23—27页。下篇亦然，同样分为六组：第一组“总术”，《总术》一篇；第二组“情志”，《神思》《养气》《物色》《体性》《风骨》《通变》《定势》七篇；第三组“事义”，《镕裁》《附会》两篇；第四组“辞采”，《章句》《丽辞》《练字》《情采》《隐秀》《事类》《比兴》《夸饰》《指瑕》九篇；第五组“宫商”，《声律》一篇；第六组“杂篇”，《时序》《才略》《知音》《程器》《序志》五篇。与上篇不同的是，下篇六组实际上是由两部分构成，即第六组“杂篇”为一独立部分，余下二十篇则皆可归到“总术”名下，为《文心雕龙》之文术论。④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下篇提要》，第1—5页。范氏如此切割，显然有意于寻绎《文心雕龙》各篇内在的逻辑结构，姑不论其处置是否得当，但的确可以看出范氏对于系统化的尝试。

二是范氏引入现代心理学知识解释《文心雕龙》之“神思”。《讲疏》之《神思》篇注二云：

案彦和所称思理之致，即心理学上“想像”与“联想”（联合作用）是也。想像者吾人所保存之记忆观念，历时久远，则渐离析分而为若干种之要素，吾人于此离析之要素中，能取甲观念要素之一部分，使与乙观念要素之一部分，互相联合以造种种新观念，此新造之观念，或观念之群集，即心理学上所谓想像也。故想像者，分析既得之观念，更综合之以造新观念之谓也；想像者，过去经验之意识；故不受时间空间之约束……然想像之为用，亦必以旧有观念为材料，非能与过去经验绝无关系，故想像者能利用经验以造新观念者也。联合作用者，大抵指观念之联合而言，盖精神之中，一观念起时，此观念往往以某种关系，牵引他观念，使之随入意识之中，是曰观念之联合。吾人若在持有目的加意思辨之时，则因精神作用中注意力甚强，具有能动之力以所欲达之目的为中心，而选择与之有关系之观念合者留之，不合者去之。神思之论盖立基于“想像”“联想”之上，所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吐纳珠玉之声”“卷舒风云之色”，皆所以形容精神作用之词也。①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卷六，第7—8页。据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涂荀粲同学查证，范氏此段文字主要录自陈大齐1919年出版的《心理学大纲》一书。除《神思》篇外，《体性》篇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范氏以现代心理学术语“想像”“联想”解释“神思”，在《文心雕龙》注释史上可谓开风气之先，而对于胡适输入西洋学理以整理国故的主张来说，范氏此举亦不失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实例。

不过，肯定范文澜在南开的讲演受到胡适文章的影响或启发，以及指出《讲疏》中不乏引入西学的实例，并不意味着范氏所为与胡适主张二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前述叶毅均《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认为，范文澜此书之作，“乃迎合‘整理国故’运动之风而起”；“同样隶属胡适所谓‘结账式’或‘总账式’之国故整理”。而范文澜在南开的讲演，“恰好是范氏在20世纪20年代为整理国故运动所笼罩而做出一己反应的最佳例证”。若是着眼于范氏所处之大环境，叶文此说自然不错；但若对范著及讲演详加考察，则叶文所言犹可商榷。

我们先看范氏《讲疏》是否属于胡适所说之“结账式整理”。依胡适之见，所谓“结账式整理”或曰“总账式整理”，是对先前某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清理总结，属于系统整理国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主要有二：“一是把这一种学术里已经不成问题的部分整理出来，交给社会；二是把那不能解决的部分特别提出来，引起学者的注意，使学者知道何处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难可以征服。”“前者是预备普及的，后者是预备继长增高的”。他以《诗经》为例，认为对《诗经》的“结账式整理”应包括异文校勘、古韵考究、文字训诂、意义解说四个方面。“有了这一本总账，然后可以使大多数的学子容易踏进《诗经》研究之门：这是普及。入门之后，方才可以希望他们之中有些人出来继续研究那总账里未曾解决的悬账：这是提高。《诗经》如此，一切古书古学都是如此”。②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册，第13—14页。相应地，胡适认可的“结账式整理”代表作，大多是集解、集释一类。照此标准，范氏《讲疏》至多只能说在普及方面接近胡适的要求，而难以算作《文心雕龙》一书的“结账式整理”之作。

其实胡适对于整理国故的方式并不止于《〈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出的三种。1924年1月，胡适在东南大学有过一场题为“再谈谈整理国故”的讲演，其中谈到整理国故的方式时，于先前提到的三种之外，又特别增补了“读本式整理”，作为“最低限度之整理”位列第一。在胡适看来，青年人之所以不爱读古书，并非因为西洋文化输入或学校课程繁重，而是缺乏通俗易懂的读本。“读本式整理”这种方式，便是将所有最著名的古书整理出来，“使一般人能读能解”。要达此目的，“读本式整理”就必须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1）校雠；（2）训诂（注解）；（3）标点；（4）分段；（5）介绍。③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的记录稿载于1924年2月25日《晨报副刊》，叶维记录，篇题下注明“胡适之先生在东大讲演”。可见，较之将《讲疏》勉强纳入“结账式整理”，视为“读本式整理”更切合实际。就此而言，《南开周刊》所登报道称《讲疏》“实在比通行的注本好的多”，殆非虚语；而叶毅均文章认为“仿佛此书之作，与胡氏的提议有如桴鼓相应”，亦不为无理。问题在于，范氏撰写《讲疏》之时，胡适尚无此论，这只能说是一种不期然而然的巧合。既然如此，说范氏之作有意迎合整理国故之风也就难以成立。

必须承认，与顾颉刚等北大国学门中人的情况不同，虽然范文澜1917年毕业后留在北大做了蔡元培的私人秘书，同时又进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做研究员，但半年后即辞职离开北大，前往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后来又在河南汲县中学执教三年，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做统计员一年，1922年9月始入职南开中学。①范文澜入职南开中学时间，或早于《南开周刊》报道的1922年9月。其《讲疏·自序》写作时间不会晚于1923年末，而称“予任南开学校教职，殆将两载”，可知其入职南开中学的时间必在9月之前。大概《南开周刊》报道新入职教职员往往滞后，如后文提到的戴君仁（静山）1923年8月已入南开中学，而相关报道则见于次年。比照此例，范氏很可能1922年春季学期已到南开中学任教。据说范文澜之所以辞去蔡元培私人秘书之职，是因为不擅蔡元培所要求的语体文，对此我们姑置不论。需要指出的是，1917年范氏毕业之际，胡适方受聘北大，尚未成为风云人物，北大文科仍为章门弟子所掌控。1919年以后，随着新潮社、国故月刊社的相继成立及毛子水、张煊等人有关国故与科学精神的论争，国故问题开始得到学界的关注。所以，从1917年中到1923年初，范文澜非但未能置身于整理国故运动的中心，而且恐怕鲜有兴趣顾及。

作为对比，1920年毕业留校的顾颉刚却可谓适逢其会。胡适初进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时，作为学生的顾颉刚即为胡适的历史观所折服。1918年末，他与傅斯年、罗家伦共同发起成立了由胡适担任顾问的新潮社。毕业留校后，顾颉刚与胡适的往来更为密切，又因胡适的关系而认识钱玄同。从1920年与胡适计划编辑《国故丛书》《辨伪丛刊》，到1923年担任《国学季刊》编委，撰写《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乃至后来编辑《古史辨》（1926），顾颉刚逐渐成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中坚人物，其声名几欲与胡、钱二人比肩。

顾氏之外，黄文弼、杨鸿烈二人的情况亦可资比较。黄、杨二人在1920年代初都关注过《文心雕龙》，时间较范氏稍早。黄文弼1918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进入文科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后又与顾颉刚等成为同事。1921年，黄文弼发表《整理〈文心雕龙〉方法略说》，指出《文心雕龙》一书虽经明清人整理，然其方法“多有未备”：“明人习用圈点，论其表，未及其里，失之陋。清人优于考证，是为书役，而未能役书，失之琐。求其能于原书修饰外面，剖析内质，独成一系统者，了不可得。”②黄文弼：《整理〈文心雕龙〉方法略说》，《北京大学日刊》第899期，1921年11月23日，第2、3版。黄文弼主张从校勘、文人小传、文人年表、文章表、辑文、补注、标点符号共七个方面对《文心雕龙》作全面系统整理，其思路细致完备，与胡适整理国故的要求多有相合。杨鸿烈虽非北大出身，但对胡适颇为仰慕。1921年10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的杨鸿烈曾给胡适去信，希望能得到胡适的指导。其发表于1921年第10卷第5期《云南教育杂志》的《对于今日中国整理国故的一个感想》和1922年10月由《晨报副刊》连载的《〈文心雕龙〉的研究》两篇文章，不仅表明他对整理国故运动的密切关注，同时也可看出胡适思想的明显影响。

概而言之，范氏虽有北大背景，但并不构成他参与讨论整理国故的决定性因素。比较可知，他既不像顾颉刚那样置身于整理国故运动的中心，也不像黄文弼、杨鸿烈那样因其学缘关系而积极加入。范文澜之所以作此讲演并将其讲演稿刊发，不过是为时代风气所裹挟，再基于某些个人境遇而做出的反应，与顾颉刚或胡适文章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对于北大这个整理国故运动的策源地，范氏本人似乎有意保持某种距离。③范氏讲演稿第二节“整理国故的方法”在称赞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最简要可读”之后，随即举了一个反面的例证：“又像近人某氏说：杨朱即庄周，从思想上观察，或者有相同处。但查考时代，杨朱在孟子前，庄周和孟子同时，如何能勉强合并？”范氏所说“近人某氏”，显然是指蔡元培。早在1915年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中，蔡氏就有杨朱即庄周之说，范氏此语未必无理，只是以其曾为蔡元培私人秘书之关系，如此行文，似觉可怪。

也正因为如此，范氏讲演稿虽然提到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却没有引述、介绍其主要观点，或对之进行回应，而只是袭用了胡文批评以附会替代比较的一个例证。同样，对于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范氏也只是抓住顾文考证禹是虫名的漏洞，而未能深入考察顾氏所以提出如此观点的学理依据。这实际上表明范氏彼时对于为何要整理国故，以及如何整理国故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较浅的层面，无怪数年之后，随着范氏加入朴社，与顾颉刚交往渐趋密切，其观点竟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29年，适逢顾颉刚父亲六十大寿，钱玄同致信魏建功，提议送寿屏为顾父祝寿，并表示最好由范文澜撰文。范氏所撰寿序对顾颉刚疑古辨伪大加称誉，谓：

顾君颉刚，专精国学，辨正古史，推压偶像，剽剥神哲。非立异以鸣高，将求理以安切。故好之者，比于执锐陷阵，学林之骁将；而墨守之士，则相视骇愕，大以为怪。顾其人实恂恂懿雅，不以锋棱震物。凡与其游者，见其心意诚挚，久而益亲，知其必有世德积善，所以涵咏陶铸者甚厚。与夫器小易盈，炫奇哗众者，殆不可同日语也。①此寿序乃牟润孙《北京学林话旧》一文据魏建功书札披露，见牟润孙：《海遗丛稿（二编）》，第28页。

虽说寿序内容或为钱玄同授意，②牟润孙认为：“这篇寿序虽出自于仲沄之手，而文中的议论必定是钱先生指示的。”见氏著：《海遗丛稿（二编）》，第29页。但毕竟出自范文澜之手，其与讲演稿批评顾氏“一味胡疑”，前后判若两人。由此可见，范氏作讲演稿时，对顾颉刚其人其学并不真正了解，对其疑古主张与胡适所说整理国故之关系亦难言深知。

值得注意的还有范氏讲演稿中提到的某些比喻和例证。如第二节“整理国故的方法”谈如何收集资料，范氏特别以银行职员的工作为例：

银行每天款项出入，异常复杂，繁琐，但是一分一厘不会错落，他们凭什么？谁都知道由于账簿完备。中国从汉宋以来，多少人精神生命，放在儒学上，发挥很算充分；历史有二十四史……资料无穷；诸子思想，虽然少人研究，清代学者，可也补苴得还不错，我们不能满意的，就是他们交下来全是流水账，没法看清楚；只好自己动手，分门别户登入总清账。

此段文字与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对“结账（总账）式整理”的解说不乏相似。但胡适提出“结账（总账）式整理”，意在对先前的研究进行清算，而范氏所说则是分类整理资料，如其下文所写：“银行职员，有的专管放款总清账，有的专管押款总清账；我们担任整理国故，也该如此。”是知范氏虽有取于胡文，其意旨却有明显差异。顺带说一句，范氏不用胡适商人年底结账之喻而改为银行职员分类登账，显然与其在浙江兴业银行做统计员的经历相关。

又如谈整理国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时，范氏举例道，“现在假定要研究儒家思想，诸子思想，那末至少须用下列七种科目，作基本智（知）识”（参看上文所列范文纲要）。我们知道范氏后来出版了《群经概论》《诸子略义》，那么，此语是否意味着彼时（1923年末）范氏已有此二书的写作计划？

凡此种种，使我们不能不审慎看待范氏讲演稿与整理国故运动之关系，不能不认真考察范氏写作此文之真实动机及其思想渊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追问：在整理国故运动作为一种时代风气这个共同的大背景下，是否还有某些仅属于范氏本人的个体性因素，且这些个体性因素对范氏的影响更为重要，也更为直接？

三、梁启超、南开学校与范氏《讲疏》

我们一直没有提到梁启超，这并非由于疏忽或认为梁启超对范氏写作《讲疏》一事无关紧要；相反，上节之所以不提梁启超，正是有见于梁启超对范氏写作《讲疏》至关重要，不当附骥于胡适之后，必须单独予以讨论。

如前所述，范氏讲演稿中提到了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其实范氏文中也提到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认为若论研究史学，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最简要可读”。更重要的，是范氏讲演稿中多处表述均与梁启超国学思想相吻合。

比如范氏将国故比喻为祖上传下的遗产。在讨论什么是国故时，范氏“先设一个比喻：有一大户人家，上辈传下无数物件——田地，珠玉，以及破衣烂鞋；杂乱无章，不可胜计，我们能不承认他是遗产么……我们得了这样大一份遗产，何等幸运呵！”而梁启超1923年1月在东南大学讲演“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时首先解说：“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我们的祖宗世世代代在‘宇宙进化线’上头不断地做他们的工作，我们替全人类积下一大份遗产，从五千年前的老祖宗手里一直传到今日没有失掉。”继而表示：“我们的祖宗遗予我们的文献宝藏，诚然足以傲世界各国而无愧色。”后面谈到儒学、佛学时复云：“我们先人既辛苦地为我们创下这份产业，我们自当好好地承受。”①梁启超讲演稿《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初刊于1923年1月23日《时事新报·学灯》，同时收入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辑的《国学研究会讲演录》第1集，商务印书馆1923年8月出版。此处引文见梁启超：《梁启超讲国学》，北京：金城出版社，2008年，第191、194、198页。两相对比，其间相似之处一望可知。

又如范氏所说整理国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讲演稿中列了七条，依次为：（1）文字学；（2）论理学；（3）心理学；（4）历史及地理沿革；（5）中外学术思想的派别和变迁；（6）佛学；（7）各种科学大意。其中第一条“文字学”，梁启超东大讲演曾将其列为文献整理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余下的六条，差不多都可以在梁启超此前的国学研究中找到实例。如其《墨子学案》（1921年初版）第七章即为“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几占全书一半的篇幅。而所以如此，用梁启超的话说，“论理学为一切学问之母，以后无论做何种学问，总不要抛弃了论理的精神”。②梁启超：《墨子学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第134页。心理学亦然。1922年6月6日《晨报副刊》登载梁启超一篇题为《佛教心理学浅测》的讲演稿，副标题为“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篇首即道：“我确信：研究佛学，应该从经典中所说心理学入手；我确信：研究心理学，应该以佛教教理为究竟。”③梁启超：《佛教心理学浅测》，《晨报副刊》1922年6月6日，第1版。至于历史及地理沿革、中外学术思想流派和变迁、佛学等，梁启超也都有专门研究，此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范氏于“历史及地理沿革”条下所附关于“纪元的商榷”，认为“最好公历之外，再加‘孔子纪元历’。因为孔子以前学术思想，和孔子以后学术思想都同孔子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用‘孔子纪元历’，对整理国故有很大利益”。而我们知道，早在1901年，梁启超即在其《中国史叙论》中表示孔子纪元较西历更适合中国，故范氏此说，正与梁启超主张遥相呼应。

再如范氏所说“整理的方法”与“应持的态度”，亦多得自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专论“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具体包括“收集史料之法”和“鉴别史料之法”两部分。而范氏分三点谈整理国故的方法：（1）收集资料的方法；（2）辨别是非的方法；（3）综合资料的方法。范文虽然多出一条，然大要不出梁启超所述之范围。又梁启超论“鉴别史料之法”有云：“夫学问之道，必有怀疑然后有新问题发生，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新发明。百学皆然，治史特其一例耳。”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8页。范氏所说整理国故应持态度之“怀疑的态度”即与之相关，所谓“怀疑是发明的母亲”，实本于此。至于范文所说客观的态度、严整的态度，则显然受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启发。依梁氏之见，研治国学可有两条路径：一为“文献的学问”，一为“德性的学问”。前者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后者用内省的躬行的方法。而欲做文献的学问，“第一求真。凡研究一种客观的事实，须先要知道它‘的确是如此’，才能判断它‘为什么如此’。文献部分的学问，多属过去陈迹，以讹传讹、失其真相者甚多。我们总要用很谨严的态度，仔细别择，把许多伪书和伪事剔去，把前人的误解修正，才可以看出真面目来”。①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见《梁启超讲国学》，第193页。范氏所述，可以说是对梁文观点的细化。

在此我们发现，虽然范氏在南开的讲演确有胡适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但其与梁启超著述的关联却更为密切。上文曾指出范氏讲演稿中的不少观点与胡适所言相似，事实上，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与梁启超著述的比对而得出类似的结论，而且吻合度更高。相应地，范氏在《讲疏》中制作图表及引入现代心理学知识的做法，将其视为胡适影响固可成说，但梁启超的作用显然更为直接。②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表白：“吾生平读书最喜造表，顷著述中之《中国佛教史》，已（似当为‘己’）造之表已二十余。我造表所用之劳费，恒倍蓰什伯于著书。窃谓凡遇复杂之史迹以表驭之，什玖皆可就范也。”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亦云：“做表的好处，可以把许多不容易摆在正文内的资料保存下来，不过要费番思想才可以组织成功，很不容易。做一表比做一文还要困难而费工夫，应该忍此劳苦，给读者以方便。”见氏著：《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131、354页。

那么，为何在整理国故问题上，范氏更有取于梁启超而非胡适呢？这就必须考察梁启超与南开学校的关系及此种关系对范文澜的可能的影响。

1921年9月，梁启超受聘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反响颇为热烈，③1921年9月28日出版的第13期《南开周刊》曾报道此事：“本校特请梁任公先生讲授中（国）史，题目为‘中国历史研究法’。定于每周一、三、五，下午四时至六时为讲演时间。此科为文、理、商三科必修科目。已于十二日开始讲演，听讲者约数百人之多。天津各校教员、学生来旁听者颇众。”梁氏遂有与南开合作，筹建东方文化学院之构想。此事动议约始于1921年岁末，1922年初正式与南开校长张伯苓商谈。④据金国《国学教育的时代境遇：梁启超与私立南开学校的互动研究》（《重庆高教研究》2018年第5期）一文考证，1921年12月，梁启超致函张东荪、蒋百里、舒新城等，报告与张伯苓所谈在南开办学事宜；1922年1月17日，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等就在南开大学筹建文化学院会晤张伯苓。1922年12月30日出版的第54期《南开周刊》在“校闻”栏下登载了一条消息，全文如下：

东方文化研究院成立之先声

自梁任公先生与学校方面共议在本校大学部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后，一般有志东方学术研究者，莫不引颈高呼，期此世界独一之研究院早成立；而学校方面半年来亦积极与任公先生筹划一切，如募经常费，敦请当代大学者张君劢、蒋百里诸先生来院讲学等，不遗余力。近复闻任公先生已订于本月十五日由南京来津，专与学校计议此事。吾人甚望此番计议早见施行，裨东方文化得大放异彩于环球也。

这可能是南开欲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一事首次由校方公开证实。接下来，1923年1月30日出版的第55期《南开周刊》刊出梁启超的《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进一步披露了有关东方文化学院的若干细节。在这篇求助文中，梁启超先对成立东方文化学院的必要性作了充分的说明，继而陈述办学之计划：“设一讲学机关，名曰文化学院。采用半学校半书院的组织……启超自任院长，现已约定六、七人任分科教导员。仍当随时物色邀约……院舍在天津南开大学新校址中，一切学课与南开保相当之联络关系。”学院分别招收本科班、研究生班及补习班和函授班，其中补习班特别说明“专教导以国史国文教授法”，函授班则针对“国内有志斯学而不能来院者”。教学之外，梁启超还计划做五件事：

（一）整理重要古籍——校勘，训释，编订，令尽人能读且乐读。

（二）将旧籍或新著翻译欧文。

（三）编定学校用之国史国文及人生哲学教本。

（四）以定期出版物公布同人研究所得。

（五）巡回讲演。

最后，梁启超表示建院所需最低限度经费为十万元，“敬求海内同志予以乐赞，俾得于十二年秋季始业，不胜大愿”。①梁启超：《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南开周刊》第55期，1923年1月30日。由此可见，梁启超（包括南开校方）对成立东方文化学院之事已考虑成熟，所拟计划也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只是经费尚无着落。

虽然难以尽述那些为之“引颈高呼”者都是什么人，但对于1922年中成为南开中学部国文教员的范文澜来说，梁启超此文的刊布无疑为他展示了一幅光明的前景。在论及南开学校与范氏《讲疏》关系时，有一桩史实常为人所忽略，即从1919年成立之日起至抗战胜利，南开大学始终没有设置国文系或曰中文系，直到1946年南开复员回津，才有了独立的中文系建制。②此事南开大学文学院网页（https：／／wxy．nankai．edu．cn／jxjg／list．htm）介绍简明扼要，兹抄录如下：“南开大学在1919年建校之初，仅设文、理、商三科。文科课程包括国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五学门，又称‘文言学组’。1923年，有文学系之设（实为外国文学系，笔者）。1929年11月，文、理、商三科改建为文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文学院以政治、国际事务、经济学、财政学等学科为主，文学、哲学辅之。1937年11月起，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最初为长沙临时大学），联大文学院也由三校相关系科组合而成。其中中国文学系（简称中文系）教员中彭仲铎、张清常、邢公畹、高华年等，均出自南开。南开大学正式自建中文系始于1942年。当时，学校讨论复员后的南开学科组织时，明确提出，文学院设中文系、英文系、历史系、教育学系。1946年，南开复员回津，有了独立的中文系建制。”因此，上世纪20年代初，国文课在南开不过是一种类似通识教育的存在，这意味着即便可以为大学预科甚至本科低年级学生讲授国文课，仍难以像中文系教师那样真正拥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也很难仅凭借讲授预科国文而获得教授头衔。③1981年版《鲁迅全集》所收《对于“笑话”的笑话》注释“范仲沄”条称范“当时是天津南开大学国文系教授”，并非实情。见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第127页。不难想象，当范文澜看到梁启超这篇《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时，定然振奋不已，庆幸自己竟然赶上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梁文所说学院教员“仍当随时物色邀约”，而“欲从事于发明整理，必须在旧学上积有丰富精勤的修养，而于外来文化亦有相当的了解，乃能胜任”，以及“整理重要古籍”和“编定学校用之国史国文及人生哲学教本”等计划，无疑为范文澜接下来在南开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范氏在南开的讲演多与梁启超观点相吻合。1920年梁启超访欧归国后，其兴趣由政治转向学术，短短数年间相继出版了《清代学术概论》（1921）、《墨子学案》（1922）、《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等多部著作。梁启超的这些著作，包括《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和《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等文章，范文澜应该认真读过并深受其影响。而范氏之所以关注梁著，实起因于梁启超与南开之特殊关系及筹建东方文化学院一事；其以“整理国故及其方法”为题在南开讲演及发表讲演稿，亦可视为对梁启超《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文章的一种回应。

现在再看范氏《讲疏》自序，先前一些不易索解之处或可释疑。如范氏介绍《讲疏》成书过程：

予任南开学校教职，殆将两载，见其生徒好学若饥渴，孜孜无怠意，心焉乐之。亟谋所以餍其欲望者。会诸生时持《文心雕龙》来问难，为之讲释征引，惟恐惑迷，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一年以还，竟成巨帙。以类编辑，因而名之曰《文心雕龙讲疏》。④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第3页。

范氏自序作于1923年，这表明《讲疏》一书至迟在1923年底前已然杀青，而谓之“一年以还，竟成巨帙”，则是书之作必在范氏入职南开中学后不久。故所说“生徒”“诸生”，只可能是南开中学之学生。那么，为何身为南开中学国文教员的范文澜，竟然会为中学生解答《文心雕龙》问题，又为何还要“笔之于书”，编成《讲疏》？若说范氏在南开中学课上讲授《文心雕龙》，恐难令人置信；⑤据1923年第62期《南开周刊》载《新订高级中学课程表》，文科生一、二、三年级除国文课外，另有文字学（高一）、国学概要（高二）、文学史（高三），是知《文心雕龙》并非南开中学课堂教学内容。但若将其视为范氏因梁启超文章之言尝试整理古籍，则颇合情理。

1923年3月20日出版的第58期《南开周刊》“校闻：国文会议”条记：“国文教材问题久悬未决，本学期开学后高级及初级诸先生曾经几度讨论，议定将各级国文分为二部，（一）选文，（二）读书质疑，但各级应读何书，尚须再经一次审查方能定夺云。”4月11日出版的第60期《南开周刊》“校闻：国文会议”条则报道了上星期中学部国文会议讨论的内容，其中之一即为“课外读书”，决定“本学期各级除一年级外暂指定一部（书）备课外阅读。拟用之书为《荀子集解》（高二），《韩非子集解》（高一），《史记菁华录》（初三），《孟子》（初二）”。这里没有提到高三应读何书。不知此时范文澜是否担任高三年级的国文教学，又或者任课教师亦可以自己指定课外读物，要之范氏自序所说情形，极有可能是范氏将《文心雕龙》作为所任班级课外读物。至于为何选择《文心雕龙》，则恐与范氏彼时处境相关。按梁启超的设想，文化学院拟于1923年秋季招生，故范氏若想执教文化学院，必得有所表现，而当年北大听课时获得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讲义正好提供了便利。由此观之，范氏《讲疏》一书之所以要赶在1923年秋季学期编成，亦良有以也。

又如《讲疏》自序结尾部分所说：

近时海内鸿硕，努力于文艺之复兴，汲汲如恐不及，高掌远跖，驽骀者固乌足以追之。然窃谓一切读书之士，亦宜从而自勉，不得专责诸三数名宿，以为可以集事也。本此鄙怀，致忘愚昧，敬持此编，进之大雅诸君子，乞予严正之弹评。盖庶几《文心》真义，由此彰明，区区一人，亦得受教无已。①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第4页。

此段文字可注意者有二：一是范氏所说“海内鸿硕”究竟指谁？是否如叶毅均《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所言，包括梁启超、胡适，甚至还可以加上蔡元培等人？按“鸿硕”者，鸿儒硕学之略称也，不论范氏所说文艺复兴具体含义为何，单就学养而言，胡、蔡二人恐不足与梁氏并称，难以“鸿硕”许之。又范氏“一切读书之士，亦宜从而自勉”云云，正与梁启超主张相合。②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表示，文献整理工作“有发起一个合作运动之必要，合起一群人，在一个共同目的共同计划之下，各人从其性之所好以及平时的学问根柢，各人分担三两门做‘窄而深’的研究”。见《梁启超讲国学》，第192页。故此处所说“鸿硕”，实非梁启超莫属。二是“敬持此编，进之大雅诸君子”当作何解？“此编”自然是范氏之作，而“大雅诸君子”却不能简单等同于读者。联系上下文，“大雅诸君子”应该是暗指梁启超、张伯苓等有权“物色邀约”学院教员的主政之人。所谓“乞予严正之弹评”，③事实上梁启超也果如范氏所请，在为《讲疏》所作序中用大半篇幅发明《文心》之“真义”。先肯定《文心》一书“是非不谬，华实并隆，析源流，明体用”，“诚文思之奥府，而文学之津逮也”；继而分析“挽近学子”曲解、讥评《文心》之原因，正可与范氏《自序》对读。见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第1—2页。无非是期冀能以此书得到“大雅诸君子”的认可，故下文复引《诗经·小雅·裳裳者华》诗句称颂对方，并表达其期盼之情。范氏写作《自序》之用心，亦可谓良苦矣。

叶毅均新作《早年范文澜的学术与思想新探》指出：范氏继《讲疏》（1925）、《群经概论》（1926）之后，之所以接连出版《诸子略义》（约1927—1928）、《水经注写景文钞》（1929）、《文心雕龙注》（1929—1932）与《正史考略》（1931）等四部著作，“与范氏此时为了谋取正式教职，急于借由出书以建立其学术声望有关”。④叶毅均：《早年范文澜的学术与思想新探》，《安徽史学》2020年第3期。其实《讲疏》的撰写、出版亦与之相似，只是人多不察而已。

与之相关的还有《讲疏》一书版权页署名“华北大学编辑员”问题。

1925年《讲疏》初版时，版权页著作者栏下既非“南开范文澜”或“绍兴范文澜”，而是“华北大学编辑员范文澜”。蔡美彪后来对此作了说明：

此书原是在南开大学任教时的讲义。1925年10月由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此书局是地下党天津地委的秘密印刷机构，由时任地委组织部长的彭真主持。范老曾对我谈过此事，说：“书局要公开出版一些书作掩护，就把我的讲义拿去印了。”出版前，曾由张伯苓校长送给时在南开任教的梁启超看过。梁氏极为赞赏并为此书写了序言。《讲疏》是纯学术著作，又有梁启超的序言，出版此书，自足以掩人耳目了。但为了不给南开添麻烦，版权页的著者署名，加上了莫须有的“华北大学编辑员”头衔。①蔡美彪：《〈范文澜全集〉编余琐记》，见氏著：《学林旧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3页。

蔡氏之所以要作此说明，应该是有见于此署名令人费解，但给出的理由却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显然，如果仅是“为了不给南开添麻烦”，那么只署“范文澜”三字岂不更为可取？既然书前所收二序都无可争议地表明此书作者任职南开学校，则版权页署“华北大学编辑员范文澜”岂不更易令人怀疑？且《讲疏》本为梁启超为之作序的“纯学术著作”，纵然明言出自南开，又怎会有授人以柄之虞？②《讲疏》版权页标明总发行所为“天津东马路新懋印书局”，而署名“寿昀”的《介绍〈文心雕龙讲疏〉》（《南开周刊》第1卷第5、6号合刊，1925年10月17日）所附总发行所为“本校实业公司”和“天津东马路新懋印书局”，这是否意味着新懋印书局与南开有某种业务关系呢？如果范氏真的担心会给南开添麻烦，如此广告，岂非惹火烧身？

蔡美彪以为“华北大学编辑员”头衔纯属杜撰（“莫须有”），其实，在范文澜后来曾担任副校长并兼研究部主任的华北大学（1948年5月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之前，上世纪20年代初，确实有过一所由蔡元培担任校长的华北私立大学。③华北大学于1922年9月28日举行开校典礼，校长蔡元培致词，就为何成立华北大学及如何办学作了简要说明。据第1期《华北大学旬刊》所载《本校组织大纲一览表》，学校拟设文科、法科、商科及银行专修科，其中文科拟设七系，依次为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法国文学系、德国文学系、哲学系、教育学系、新闻学系，可惜未能实现。范文澜所以放弃华北大学而选择南开，或是有见于该校前途未卜，不若南开已然初具规模。而且，据1923年1月出版的第1期《华北大学旬刊》所载《大事记》，范文澜曾出席1922年6月21日举行的华北大学筹备会，同期登载的《本校校董理事一览表》表明范文澜还是该校的理事。④《本校校董理事一览表》，《华北大学旬刊》第1期，1923年1月，第30、34页。所以，《讲疏》版权页署名“华北大学编辑员范文澜”，并非范氏凭空臆造，而更有可能是另有考量。

叶毅均采纳蔡美彪的解释，认为《讲疏》署名“华北大学编辑员范文澜”而非南开大学教授，是“为了避免当局追究书局和南开的关系”。⑤叶毅均：《走向革命：1920年代范文澜急遽政治化的历程》，《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此说问题在于，迄今为止，对于范氏出版《讲疏》之前已获教授职衔一事，学界尚无确切可靠的证据。1989年出版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如是介绍：范文澜“1922年来校后，除担任国文外，又是教务会议成员和初三6班辅导员，同时被学校国文委员会举为‘中学六年国文计划书’起草员。此后又担任高三1班辅导员，教高三国文，并当选中学部师生校务研究会代表。同时，在大学部任教，讲授大学预科及二年级国文”。⑥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5页。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2000）抄录此段文字，并作了补充：“1924年起，范文澜任大学部教授，讲授文科二年级国文。”⑦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26页。陈书并未交待此说的依据，若是其下文所引《文科学程纲要》（1925—1926），恐不足为凭；若是有取于前述《鲁迅全集》第8卷注释，则属以讹传讹。其后董郁奎的《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传》（2004）分别抄录以上两段文字，沿袭陈说。⑧董郁奎：《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传》，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36页。此外还有范氏1925年被南开聘为教授一说，然亦未详所据。⑨如梁吉生称范文澜“1925年受聘南开大学教授”；又说：“五卅运动时，范文澜以教授身份参加天津市大中学生举行的示威游行。”见氏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0—261、245页。范绪锋也说：范氏“自1925年起被正式聘为南开大学教授”。见氏著：《范文澜钟情南开》，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编：《最忆是南开》，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7页。按：就笔者所见，最早称范文澜为教授的，或是前述寿昀那篇带有广告性质的短文，称“本校教授范仲沄先生”；其后李笠的评论文章《读〈文心雕龙讲疏〉》（《图书馆学季刊》1926年第2期）亦称“南开大学教授范君仲沄”，但寿、李二人所言是否可以采信，似当存疑。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南开大学》（中国著名高等院校概况丛书）提供了另一种说法：“范文澜同志1922—1924年在南大兼课，1925—1927年任专任讲师。”①《南开大学》，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年，第1页。而宁恩承（1922—1925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回忆文章称舒舍予、范文澜、罗常培等为“教员先生”，称蒋廷黻、徐谟、李济等为“大学的教授”；②宁恩承：《中国现代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见《国立南开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第101页。吴大任（1926—1930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则将舒、罗、范三人归为曾在南开中学任教的名家，大学文科教授只提到蒋廷黻、瞿兑之、何廉、方显庭、萧遽、萧公权、徐谟、汤用彤八人。③吴大任：《我所受的南开教育》，见梁吉生编：《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90—191页。又上述各家所说范文澜担任高三1班辅导员，事在1926年秋季学期。④1926年9月27日出版的第9期《南中周刊》登载南开中学辅导员名单，范文澜为高三1班辅导员，见该刊第39页。揆以常情，如果范氏早在两年前就已成为大学教授，似乎不当如此。

总之，范氏《讲疏》版权页署名“华北大学编辑员”一事，蔡美彪的解释固然不无道理，但也存在不少疑点，其真实原因究竟为何，恐怕还有待于更多材料的披露。

《讲疏》的出版为范氏进入学界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未能筹措到必需的经费，梁启超成立东方文化学院的计划最终只能搁浅。尽管如此，在1925年《南开周刊》刊布的《文科学程纲要》（1925—1926）中，我们仍可感受到范氏执教南开大学的雄心，只是他没有料到，接下来南开大学文科改革使其个人发展空间更为逼仄。据《南开大学校史》介绍，1926年3月黄钰生担任文科主任后，随即将文科裁并为五系，且“以政治、经济两系为主，以历史、哲学、教育心理三系为副系”。相应地，在课程设置上取消了原有的大二国文，增设文学通论、诗学、戏剧学、小说、散文等文学类课程。范氏拟课堂讲授的“文论名著”《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虽予以保留，但仅作为预科一、二及大一国文的课外读物，与《老子》《说文》等二十七种并置供学生自行选读。⑤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第139—144页。又1927年第42期（11月2日刊出）《南开大学周刊》“校闻：国文会议”条记：本月二十五日由主任黄钰生先生招集国文会议，讨论有关国文教学的宗旨、教材、方法等问题，规定预科一二年级、大一国文均安排学生课外阅读及写作札记，并指定“作札记书籍”共三十种，要求“卷帙多者一年看一种或两种，卷帙少者一年看两种或三四种”。其所列书目中的《文心雕龙》为黄叔琳辑注本，并非范氏《讲疏》。在此情势之下，即便没有政治因素介入，范文澜也很难继续留在南开。他之所以避难北京后又返回南开，最终又“不得不离开天津”，⑥蔡美彪：《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与北大》，见氏著：《学林旧事》，第15页。叶毅均：《走向革命：1920年代范文澜急遽政治化的历程》引述蔡氏之言，谓范氏何以选择被奉系军阀掌控的北京避难，“是一个今日已无法完全解答的谜团”，但若从1927年以后范氏在南开大学的处境来看，如此选择并不费解。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四、关于范文澜的另外两篇佚文

《南开大学校史》及陈其泰等人传记都提到范文澜曾在《南开季刊》上发表过《周秦传记诸子引诗考略序》和《理想之兵制》两篇论文，但均未作更进一步的评介。笔者也只查找到范氏这两篇文章刊于1923年1月28日出版的《南开季刊》第2、3期合刊，⑦崔国良、张世甲主编：《南开新闻出版史料（1909—199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1页。又1923年1月30日出版的《南开周刊》第55期亦有预告。而未见其文。从文章题目及发表时间来看，应该是范文澜先前完成的旧稿，并非因参与整理国故运动而作，不过，此时集中刊出，恐亦与梁启超欲创办东方文化学院一事相关。

范氏另有《〈庄子·天下篇〉详释》（以下简称《详释》）、《〈史记〉赞首的“太史公曰”考》（以下简称《赞考》）两篇佚文，此前未见研究者提及。鄙意以为，若就了解范氏此一时期学术活动而言，其重要性当更在前两篇之上，故连带予以讨论。

《详释》连载于《南中半月刊》①《南中半月刊》创刊于1923年11月，其《发刊宣言》称：《南中半月刊》“纯由中学部主持”，编辑部“由中学部师生合组”，刊物以讨论问题、研究学术、提倡文艺为宗旨（《南中半月刊》1923年第1期）。1923年第1卷1、2、3、4期，署名范文澜、戴君仁，全文约20 000字左右。戴君仁字静山，浙江宁波人，1923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旋即入南开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后与范文澜一起讲授大学国文。戴氏长于小学，署名虽在范氏之后，但《详释》一文或主要出自其手，毕竟此一年间范氏主要精力用于编撰《讲疏》，难以分身作此长文。不过，正文之前的小序却与范氏讲演稿多有契合，未必不是范氏本人自为。以下为小序全文：

昔在战国，诸子勃兴，东方文化蔚成巨观。至秦兼天下，任法焚书，百家凋瘵，不绝如缕；重以汉武崇儒，罢斥异端，思想锢塞，急若缚虎。数千年来，陈陈相因，儒家学说，朽腐殆不可复食。物穷则变，易之道也。方今海禁大开，轮轨交错，西方思潮，灌输中国，学者竞思洗剔旧闻，融洽新知，譬犹两姓好合，其生必繁。抑吾闻之儒家学说，未足以概国粹之全；儒之外有道墨，墨之流为名，道之流为法，是皆周秦先哲精神之所寄，待后世而整理发扬者也。将探各家之玄微，必先晓其流别，达其真义，然后执简驭繁，理不乱。夙览诸子，孟轲有杨墨之辨，荀子非十二子，韩非著《显学篇》，要皆偏重主观，未能持平立论；惟《庄子·天下篇》明大道之本，详诸家之要，批大郤导大窾，恢恢乎若屠坦之解九牛也。余尝读而好之，辄于暇晷为之注释，庶资治学者之参考云尔。②范文澜、戴君仁：《〈庄子·天下篇〉详释》，《南中半月刊》1923年第1期。

从小序来看，《详释》一文之作受梁启超影响至为显明。早在1902年，梁启超作《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就指出：“我中国学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语，坑方术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汉武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不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思想又一窒。自汉以来。号称行孔子教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以为一贯之精神。”③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初刊于《新民丛报》1902年2月第2号，引文见夏晓虹编：《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69页。十八年后（1920），梁启超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抄录此语（文字略有删减），是为小序开头数句之所本。至于“两姓好合，其生必繁”之喻，则出自梁氏《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该书《总论》结尾一段写道：“生理学之公例，凡两异性相合者，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此例殆推诸各种事物而皆同者也……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④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总论》初刊于《新民丛报》1902年3月第3号，引文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页。此外，梁书第三章第二节“论诸家之派别”认为战国时期各学派以孔、老、墨三家势力最大，所作“三大宗表”以及称“诸子书中论学派者，以《荀子》之《非十二子》篇、《庄子》之《天下》篇为最详”，“《庄子》所论，推重儒、墨、老三家，颇能絜当时学派之大纲”，应该亦为《详释》小序所吸纳。⑤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17、18页。梁氏复云：“孔、老、墨之盛，非徒在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时代之终。其余波及于汉初，犹有鼎足争雄之姿。”所作《三大宗表》细分孔、老、墨三家支派，其中即将纵横家和法家归为老学之权谋一派，名家归为墨学之名理一派。顺带说一句，前述范氏讲演稿批评蔡元培“杨朱即庄周”说，而梁启超将庄子、列子归为老学之哲理一派，杨朱则为纵乐一派，认为“杨朱亦老学之嫡传”“不可不列于大家而论之”（见氏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21、24—25页）。以此观之，范氏之批评亦宜哉。

1923年4月，梁启超应《清华周刊》记者之约，用三天时间凭记忆写出《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登载于1923年第281期《清华周刊》。其中关于《庄子》写道：“内篇七篇及杂篇中之《天下篇》最当精读。”①梁启超：《梁启超讲国学》，第92页。此时距梁启超发表《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不过数月，范氏若是有心，自当留意，其与戴君仁合作撰写《详释》，或许便是导源于此。而梁启超之前的相关著述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等，自然也就随之进入范文澜的视野。另一方面，先前《南开周刊》有关成立东方文化学院的报道，同样会对《详释》一文的写作产生某种影响。故小序开篇即道：“昔在战国，诸子勃兴，东方文化蔚成巨观”；又所说儒家之外的道、墨等诸子“皆周秦先哲精神之所寄，待后世而整理发扬者也”。对比“裨东方文化得大放异彩于环球也”（《东方文化研究院成立之先声》），以及“启超确信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皆能在世界学术上占重要位置，亟宜扒罗其宗别，磨洗其面目”（《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确乎可谓渊源有自。

梁启超是否得见此文难以确认，不过三年之后，梁氏自己也写了一篇《〈庄子·天下篇〉释义》，刊于1926年第24卷第18期《清华周刊》。在对《天下篇》正文释义之前，梁氏先有一节类似解题的文字，考证《天下篇》实出自庄子之手，并非如胡适所说为后人伪作；继而指出：

批评先秦诸家学派之书，以此篇为最古……《天下篇》不独以年代之古见贵而已，尤有两特色：一曰保存佚说最多。如宋钘、慎到、惠施、公孙龙等，或著作已佚，或所传者非真书，皆藉此篇以得窥其学说之梗概。二曰批评最精到且最公平。对于各家皆能撷其要点，而于其长短不相掩处，论断俱极平允，可作为研究先秦诸子之向导。故此篇可认为国学常识必读之书。

较诸《详释》小序，梁文对《庄子·天下篇》的认识无疑更进一层。相应地，梁氏所作“释义”亦不同于范、戴之作偏重文字训诂或征引旧注，而多就相关文义之理解阐发己见。大概而言，范、戴之作近乎传注一体，梁氏之作近乎讲疏一体。

说到注释体例，《详释》与《讲疏》都选择了“以数系注”的方式，即先将正文分为若干小节，在此基础上将正文中需要注释的部分用数字标出，然后依次在注文中逐条解说。此种方式不见于旧注。以《文心雕龙》而论，黄叔琳辑注、李详补注乃至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都沿袭了依章句注解、释义的传统方式。无怪1925年《讲疏》出版后，署名章用的文章予以批评，谓之“割裂篇章，文情不属，以数系注，不按章句”。②章用：《〈文心雕龙讲疏〉提要》，《甲寅周刊》第1卷第20号，1925年11月。那么，为何范文澜不循传统之例呢？

梁启超的《〈庄子·天下篇〉释义》仍是依章句解说。当然梁文后出，不足为凭，但梁氏1922年4月出版的《墨经校释》同样是以句为单位先录正文，然后再作校释，差别仅在于《墨经校释》每条正文前标有序号以便称说，而《〈庄子·天下篇〉释义》则无此序号。这意味着范氏《讲疏》“以数系注”方式并非得自梁启超。事实上，真正促成范氏在注疏体例上“割裂篇章”“不按章句”的，应该说还是胡适。1922年8月，胡适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其中专列一节讨论“古文的教材和教授法”。胡适认为，中学国文教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古文教材。就拿《诗经》来说，“现在有几个中学国文教员能用胡承珙、马瑞辰、陈奂一班汉学家的笺疏呢？”因此必须对古书作“一番新式的整理”。胡适由英美流行的莎士比亚戏剧整理本得到启发，提出整理古书的七条意见：（1）加标点符号；（2）分段；（3）删去繁重的、迂谬的、不必有的旧注；（4）酌量加入必不可少的新注；（5）校勘；（6）考订真假；（7）作介绍及批评的序跋，内中包括著作人小传、本书的历史与价值。③胡适《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原载1922年8月27—28日《晨报副刊》，引文见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3册，第606—607页。

胡适所说七条意见中，后三条与传统整理方式并不构成冲突，前四条中的加新式标点及酌情增减注释，遵循旧例者也不是不可以接受。这里真正成问题的是第二条“分段”，亦即将原文全篇划分为若干个意义相对独立的单元。或许胡适提此要求的初衷只是为了方便学生的阅读和教员的讲解，但古文一经分段，势必改变先前依章句注疏的成例，而不得不引入“以数系注”的方法。这也许不是偶然，最早将胡适整理古书意见付诸实施的，很可能是一批中学国文教材，其中顾颉刚参与编辑，胡适参与校订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堪称代表。是书凡六册，为教育部审定的初级中学用书，1923年2月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其编撰体例显然贯彻了胡适有关整理古书的意见，如加新式标点、分段、简明注释、介绍作者等，而迥异于先前无标点、分段、注释的中学国文教材（如许国英的《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注释条目虽然不多，已然逐条标以序号，并于篇末按序解释。

正如叶毅均所说，范文澜因其任教南开中学，又被校方任命为中学六年国文计划书起草员，理当知晓胡适有关古书整理的意见。①叶毅均：《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而无论南开中学是否将顾、胡等人参与编校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用作教材，范文澜也应该看过这套教育部审定的课本。所以，当范文澜在1923年初有意整理《文心雕龙》，并将其定位于中学生课外读物乃至大学国文参考教材时，他一定会考虑胡适的意见，同时也会借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的编撰体例。更何况依梁启超之见，对重要古籍的整理，应该“令尽人能读且乐读”。于是，《讲疏》遂一改旧例，不仅加了新式标点，而且对正文进行分段，“以数系注，不按章句”。不知范氏此举在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古籍整理史上是否开风气之先，至少，在《文心雕龙》注释史上，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此变化，《文心雕龙》一书才得以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而范氏后来沿袭此例的《文心雕龙注》也才能够独领风骚，成为同类著述中最具影响之作。②《文心雕龙注》1929年初版时分上、中、下三册，上册为正文，保留《讲疏》所作分段；中、下册为注文。1936年开明书店重版时复将注文置于各篇篇末，仍保留分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新版沿袭了开明版的编排。作为对比，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均从旧例，依章句校注；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虽将正文中需校正部分以数字标明，但只校不注。从初学者阅读的角度来看，均不及范注便利。

《赞考》发表于《南中半月刊》1923年第2期，署名范文澜，其写作时间当与《详释》相近。文章以语体文写就，篇幅较短，不足2 000字，主要考证两个问题：“这太史公是什么人，是司马谈还是司马迁？”“如是司马迁，那末，这太史公是迁自称还是旁人称他？”范氏最后的结论是：“（一）《史记》赞首的太史公是指司马迁；（二）‘太史公曰’四个字是杨恽或褚少孙加的。”③范文澜：《〈史记〉赞首的“太史公曰”考》，《南中半月刊》1923年第2期。

范氏考证当然可成一家之说，而从本文的视角来看，我们要关注的是另外两个问题：为何范氏此时会对《史记》发生兴趣？此文为何不用范氏擅长的文言而选择了语体文？

我们知道，1923年初，应清华大学学生之请，胡适、梁启超分别开出了各自的“国学入门书目”，又因为意见存在分歧，梁启超还特意撰文评议胡适所拟书目。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批评胡适将“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七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依梁启超之见，《史记》实为最基本的国学读物。“试问连《史记》没有读过的人，读崔适《史记探源》，懂他说的什么？连《尚书》《史记》《礼记》《国语》没有读过的人，读崔述《考信录》，懂他说的什么？连《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没有读过的人，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懂他说的什么？这不过随手举几个例，其他可以类推”。④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见《梁启超讲国学》，第107、109页。梁启超此文与其《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同时刊于1923年5月11日出版的第281期《清华周刊》。同年秋季，梁启超又在清华大学讲授“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其中《史记》部分刊于1923年11月第2卷第7期《史地学报》及第297期《清华周刊》（12月7日出版）。从我们上文所作考察来看，梁启超上述文章，范氏理当留心关注，他之所以会对《史记》发生兴趣并选择“太史公”称谓作为研究对象，或许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本文第一、二节讨论范氏在南开的讲演稿时，我们有意搁置了一个问题，即范氏讲演稿的语言形式。毫无疑问，范氏以“整理国故”为题发表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刊》的文章是标准的语体文，这本可以视为范文澜写作语体文之始，但毕竟是由讲演稿整理而成，未必就具备自觉的写作意识。《赞考》则不然，作为一篇学术论文，范氏选择语体文当属有意为之。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早在1923年末或1924年初，范文澜已经开始了用语体（白话）写作的尝试。

长期以来，学界一致认为范氏1929年出版的《水经注写景文钞序》是其最早发表的白话文。自蔡美彪1998年撰文称“这大概是范文澜最早发表的一篇白话文”，“突破了黄侃等人反对白话文的‘师法’”。①蔡美彪：《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与北大》，见氏著：《学林旧事》，第17、16页。之后，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及董郁奎《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传》均沿袭其说。②如陈著称该序文“标志着著者冲破了本人原先因追随其师黄侃等人而设下的反对白话文藩篱”（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第211页）。董著则表示：“这可能是范文澜最早发表的一篇白话文，而在五四运动时，他是坚决反对白话文的，并认为这是‘离经叛道’。因此，这对范文澜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董郁奎：《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传》，第238页）叶毅均近作又在蔡说的基础上予以发挥：

假如其所言不误，那么范氏此举，便颇有在文白之争上宣布自立、改弦易辙的意味，一改从前人们对他身为黄门弟子可能带有的既定印象（抄书而不校书在方法上具有同样的效果）。范文澜自1926年加入中共成为共产党员，再到思想上彻底服膺其自认之马列主义，其中的桥梁正是无政府主义。从“言文一致”的角度来看，此一转变的完成时间，应当是在他编写《水经注写景文钞》的1929年7、8月之间。前后不过短短三年，由此可见世风之激进变化。③叶毅均：《早年范文澜的学术与思想新探》。

叶文认为从《水经注写景文钞序》可以看出范文澜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而选择白话文体同样可以作为范氏思想转变的标志。叶毅均另文复据徐曰彪、朱瑞熙《范文澜传略》所述，将范氏用白话文写作《水经注写景文钞序》归因于参加五卅运动游行的影响，其目的则在于从事政治宣传：

参加五卅运动游行对他的另一个影响，与文言和白话之争有关。学者根据至今尚未公开的《范文澜自传》，如此加以说明：“他开始重新考虑个人志趣与祖国命运的关系，开始阅读宣传新思潮的书籍，听取‘五四’以后大学毕业的青年同事的谈话，并且‘开始改写语体文，用些新名词，不再非古体文不写，非旧东西不谈了’（单引号里为范氏原文——叶文原注）。”……范文澜“改写语体文”的缘故，大约仍与五卅运动中的民众宣传有关……范文澜此时之转向白话，用意不外如是：贴近民众以从事政治宣传。④叶毅均：《走向革命：1920年代范文澜急遽政治化的历程》。

叶文所称引者即徐曰彪、朱瑞熙的《范文澜传略》。据该文注释，《范文澜自传》作于1956年1月。⑤陈翔华等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68页。我们姑不论范氏之言是否因相隔时间久远而误记，又或者因作于特殊时期而有意忘却；我们也无意辨析《水经注写景文钞序》是否真能看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或范氏写作该文是经受了五卅运动的洗礼，思想发生变化所致。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上说法若想成立，必须满足一个基本条件，即《水经注写景文钞序》确实是范文澜写作的第一篇白话文章。既然早在五卅运动爆发之前的1923年末及1924年初，范氏已有不止一篇白话文章公开发表，那就表明范氏选择语体非但与政治无关，而且也难说就是突破“师法”。

叶毅均曾注意到《讲疏》中有肯定语体文之表述，⑥叶毅均：《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而忽略了范氏本意乃在论说文之字句不以古今为取舍，更忽略了黄侃对此亦持同样态度。《文心雕龙札记·练字篇》说得很清楚：“愚谓文体有文质，文用有高庳，其为质言，无论记事言理，必当考覆名义，求其谛实，古所有而当，遵之可也，古之所无，今撰可也……若乃恒俗之文，取便于用，用字之难，惟在废兴，此如官府文移，学校讲疏，报纸记载，日用书疏，契约列诉之辞，平话剧曲之类，其用至庳，亦惟循常蹈故，不事更张可也。”①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3页。据此，对于俗字语体，黄侃并非绝对排斥。耐人寻味的是，范氏《讲疏》对语体文的肯定，时间恰与其写作《赞考》及《整理国故》相近，故推而论之，范氏写作白话文之动因，更应该归结为梁启超其人其文之作用。本来任公早年即以“新民体”风行一时，后来其讲演、著述也都延续了此种风格，范氏既研习梁著，难免不受其影响。再加上梁启超古籍整理当“令尽人能读且乐读”的要求，亦足以令范氏改弦更张，尝试语体文写作。②本文第一节曾提到范氏南开讲演稿发表时缺失了“文体的商榷”一段文字，这极有可能是范氏有关整理古籍当用何种文体——文言还是语体的意见。不过范氏谈“文字磋商”时已表明其基本态度：“用文言文写复杂思想，实在有些遗憾，比较上不如语体文明瞭而且真切。”由此观之，范氏之肯定语体文乃基于整理国故的需求，而《赞考》则是其自觉之尝试。

关于范氏佚文还有一条材料可以补充。据笔者检索，1924年第29期《爱国报》③《爱国报》为中华圣教总会出版的半月刊，1923年5月在上海创刊，以提倡孔圣道德为办刊宗旨。登载了一篇署名范芸台的短文《恕说》，似亦出自范氏之手。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于《论语》有云：“《论语》之最大价值，在教人以人格的修养。修养人格，决非徒恃记诵或考证，最要是身体力行，使古人所教变成我所自得。既已如此，则不必贪多务广，果能切实受持一两语，便可以终身受用。”④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见《梁启超讲国学》，第8页。而《恕说》一文反复申说的，正是《论语·卫灵公》所记孔子答子贡语——“恕”。⑤《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杨伯峻、杨逢彬注译：《论语》，长沙：岳麓书社，2018年，第199页。文章称“恕之一字，可以行之少时，可以行之老时，可以行之贱时，可以行之贵时，可以行之家庭，可以行之社会，可以行之国家，可以行之天下”，实为可终身行之的“尽美尽善彻始彻终之妙法”。如果此篇确属范氏所为，则其与《赞考》及《详释》恰好构成一个颇有意味的组合，即分别对应中国传统图书四部分类之经、史、子。那么，这是巧合呢，还是有意为之？又《文科学程纲要》（1925—1926）所列范文澜授课计划，大二国文教学内容包含三部分：文学史、文论名著、国学要略（“分群经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三部”）。显然，如以文学史和文论名著为集，则加上国学要略，正合经、史、子、集四部。范氏如此安排文科大二国文教学内容，依据又是什么？

我们再看胡适、梁启超二人所拟国学书目。胡目分三类：工具书、思想史、文学史；梁目分五类：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政治史及其他文献书、韵文书、小学及文法书、随意涉览书，均未从传统四部分类。但事实上，早在1898年，梁启超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撰写的《读书分月课程》中，就明确依四部之分讲解读书之法。在梁启超看来，四库之书浩如烟海，学者当先经后史，继以子书。循此思路，他将“最初应读之书”分为经学书、史学书、子学书、理学书、西学书五类，并于前四类中说明应读之书的书目及先后次第。此外，在经、史、子三类所列要目之末，梁启超分别注明“次群经”“次群史”“次群子”。⑥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8页。梁启超此文，范氏理当拜读，故其国学三书（《群经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义》）之写作计划与教学安排，实得益于梁氏有关国学意见的启发。说得更具体一点，范文澜因梁启超创办东方文化学院之规划而研读其相关著述，在梁氏《读书分月课程》《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文论述基础上，结合南开国文教学之需求进行取舍，遂依传统四部之分将国学归为经学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及文学史（文论）四项内容。随着“史观的中国文学”“文论名著”“国学要略”等被作为国文课程列入南开大学文科学程纲要，范文澜也为自己日后的学术研究设定了方向。①范氏后来称《群经概论》为“范文澜所论第一种”，《正史考略》为“范文澜所论第二种”，《文心雕龙注》为“范文澜所论第四种”……蔡美彪认为范氏如此排序“并非依据出版时间先后，而是依据经、史、子、集（文论、文学史、文钞）顺序排比，计划构成一套国学著述系列”（见蔡美彪：《学林旧事》，第27页）。此说正可与本文所考互为印证。顺带说一句，梁启超192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封面标明“中国学术史第五种”，不知范氏著作排序是否受此影响。此外，对于论者多据《文科学程纲要》肯定范文澜在南开大学讲授群经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等课程，似乎还可商榷。盖《纲要》刊于1925年10月17日出版之《南开周刊》，可知其内容实为规划性质，未必就都能付诸实施。又范氏所教为文科大二国文，而大一国文已有戴君仁拟授之国学要略（包含“经学、小学、子学、史学、文学史等等”），其绩点与大二国文相同，均为六绩点。我们姑不论故范氏所拟教学内容如何避免与大一国文重复，单就其课程量来说，实在很难在一学年内完成。

倘若此说不误，那么应该说，对范文澜职业生涯和学术旨趣影响最大的，其实不是蔡元培，②董郁奎认为，范文澜“一生始终从事学术研究，没有弃文从政，这与他在北大时受蔡元培的影响应该说有一定关系”。见氏著：《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传》，第29页。不是胡适，甚至不是黄侃、刘师培、陈汉章等北大业师，而是梁启超。虽然其创办东方文化学院的设想到底未能成为现实，却由此影响了范文澜的人生轨迹。

五、结 语

综合以上所论，可作小结如下：

第一，范文澜在南开大学讲演稿的发现，使我们知晓鲁迅《对于“笑话”的笑话》不过是借题发挥，并非针对范文，相关之误读、误解遂可由此得以澄清。更重要的是，范氏讲演虽以“整理国故”为题，却不当视为对胡适之前整理国故主张的响应，而毋宁说是因梁启超创办东方文化学院之设想及其《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等文章所引发。换句话说，范文澜之所以参与到整理国故运动中来，梁启超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认识不到这一点，将范文澜当作胡适的追随者，或抓住其与顾颉刚的分歧大做文章，恐不免于颠倒主次，用力愈勤而去真相愈远。

第二，揭橥梁启超对范文澜的影响，则范氏《讲疏》之作的若干疑点也就有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比如南开中学的学生们为何会对《文心雕龙》发生兴趣而向任课教师请教？身为中学国文教员的范文澜又为何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讲疏》一书的写作？又如范氏《讲疏》请梁启超作序是否只是因其名人身份？范氏《自序》所说“海内鸿硕”“大雅诸君子”是否别有所指？这些之前难以索解或不曾被人觉察的问题，一旦置于梁启超、南开与范文澜特定关系的背景之下，其前因后果即可一目了然。在上述那些看似反常的表现背后，其实都有原因可寻。

第三，范文澜此时写作、发表的另外三篇论文亦可谓事出有因，且正可作为范氏受梁启超影响的重要佐证。尽管论题、文体各不相同，但合而观之，其指向却颇为一致。《恕说》解说孔子忠恕之道，《赞考》讨论“太史公”称谓，《详释》梳理先秦诸子流派，分别以经、史、子为研究对象。三篇文章义理、考证、注疏并所包揽，文言、语体兼有呈现，再加上以“整理国故”为题的讲演，要之皆能投梁启超其人之所好，皆可作为范氏自身能力之证明。可想而知，如果梁启超创办东方文化学院的设想得以实现，那么范文澜当能顺利入职，而他后来的人生也应该会是另外一种状况，只可惜造化弄人，非但期待中的东方文化学院终成泡影，就连范氏本人最后也不得不离开天津。

但不管怎么说，南开五年在范文澜学术生涯中的确具有特殊的意义。正是梁启超创办东方文化学院的构想以及南开学校特定环境，客观上促成了范文澜由中学国文教员向研究型学人的转变。他重拾当年北大所学，充分利用保存的黄侃、刘师培、陈汉章等先生授课讲义，学以致用，在编撰《讲疏》及《群经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义》等书的同时，也为其步入学术殿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范氏讲授这些课程主要是在1927年以后，部分著作（如《正史考略》《诸子略义》）的出版时间甚至更晚，但其写作规划至少在1925年就已经确定。我们甚至可以说，曾自称“未尝学史”的范文澜1940年以后转向研治中国历史，①范文澜在其《正史考略·绪言》有云：“文澜褊陋，未尝学史。”见《范文澜全集》第2卷，第10页。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亦多少得益于他在南开的这段经历。

附录：鲁迅所见范文澜讲演稿之第三、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