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华,倪明涛

(1.乐山师范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2.乐山师范学院 物联网创新应用与安全实验室，四川 乐山 614000)

0 研究背景

近年来，人们对拥有高水平信息技术能力的教师的理解发生了范式转变，要求教师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工具为学生的信息素养发展与提升提供服务。同时这也是《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1]为教育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教师信息素养能力框架中提出的新要求。在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要求教师通过他们在课堂上的实践和干预，成为在信息技术主导的文化情境下对学生个人和职业的全面发展负责的关键角色[2]。通过分析有关信息技术能力发展模型的科学文献，可以观察到这种演变：从最初重视教师专业培训演变为教师数字能力的培养有望进一步发展并实现其在学生中的发展和迁移[3～5]。

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两项建议特别重要：一是教育部在2018年出台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为广大教师提出了“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框架，“充分认识提升信息素养对于落实立德树人目标、培养创新人才知识、技能、应用能力以及信息意识、信息伦理等方面的培育，将学生信息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1]。二是在2019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的意见》，要求“到2022年，构建以校为本、基于课堂、应用驱动、注重创新、精准测评的教师信息素养发展新机制”[6]。分析这些文件和它们所构成的关键领域，可以知道教育部对于中小学教师的信息素养作出了非常明确和具体的要求，对内容体系也提出了明确的框架。由此可知2019年发布的实施意见是对2018年的《行动计划》的实施要求和实施方案做出更细致的规定。教师通过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来赋予学生权利，同时关注学生的主观方面，比如学生的提升信息素养后的成就感。

1 理论基础

本研究旨在提出一种基于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方法的职前教师(师范生)信息素养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将会制定一个指标来记录是否成功地促进了师范生信息技术能力的发展[7]。为了提出不同的教师培训计划或提升信息素养的计划，必须建立理论教学模型或方法。社会文化方法，利用其独特的特点和结构，以参与性的模式，衡量师范生的信息素养能力发展的情况。

1.1 师范生信息素养的演变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和国际教育技术协会[9]为教师制定了信息技术能力标准，这标志着探索教师信息素养发展模式的开始。在中国，教育部也专门发布了《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和《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试行)》。上述这些文件的颁布旨在提供一个描述性的框架来指导信息素养的培训和评估过程。信息技术能力分为基本技术技能的使用技术和复杂的进阶信息技术和技能,允许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来提高他们自身和学生的信息素养，并为不同学生个体提供不同的发展机会。

信息素养这个概念是系统化的国际教育技术协会创建的一个信息技术能力模型的参考框架,是从能力发展水平的范围从技术和工具,到深层次的发展水平,如整合其他技能和先进的知识,以及态度与信息技术的使用；另外,从其框架内部的严密结构的角度来看,其更专注于教学人员。然而，近年来，信息技术能力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教师为个人提高而必须培养的特定知识、技能和态度，要求他们培养其学生的信息素养。换句话说，这个转变是要从技术世界中的教师个人赋权，转向将能力发展转移给学生。从教育部的《能力标准》表明教师需要让学生在信息、沟通、信息检索、成就感和问题解决等方面批判性地、负责任地应用信息技术。在教学能力的发展中包含上述内容意味着信息能力的概念作为转化和授权的技能。在国外，最近的研究主张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思考主观方面的信息素养，通过沟通技能和内容创生，学习主体可用一种扩展的方式转移自己的能力[10]。因此，教师必须能够在他们的实践中产生教育干预，通过发展信息技术能力来转变他们的学生。在不断的实践中，上述建议的教育学理论基础方面已经发现了一些差距，为了建立发展信息技术能力的教育培训建议，最好是在理论的教学框架下进行，即，将社会文化的方法作为可能的解决办法。

1.2 社会文化方法和信息素养

如前所述，国际教育技术协会规定，教师必须通过他们的教学实践培训学生应用信息技术。对于社会文化方法来说，学习是主体和背景之间的互动过程，理解社会和文化两个方面，促进了信息技术能力开发从教师到学生的转移现象。正是通过社会互动，教师才有能力为技术学习创造理想的环境。因此，教师成为学生信息技术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教师在课堂中的行为(交互心理层面)改变了学生(内部心理层面)。马丁内斯认为,内化(迁移),即在心理交互活动过程中重建一个内在的心理活动操作,不应被理解为一个社会行为发生的环境,而是意味着转换结构和学习内化[11]。因此，从教师因其信息化能力水平而产生的使用和应用来看，学生将会内化信息技术能力发展的方法。通过这种方式，信息技术被认为是介于教学过程中产生的心理过程和心理过程之间的人工制品或中介工具。因此，这取决于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水平，不同的能力水平为学生提供不同的实践机会，让学生增加发展的潜力和成为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建立社会文化维果茨基的方法和活动理论之间的联系，被认为是个体学习方法的演变，在课堂上进行的活动观察成为分析学科内部发展的一个关键指标[12]。因此，通过分析教师在课堂中提出的与信息技术使用和应用相关的显性行为，就有可能意味着教师和学生的信息技术能力发展水平。在揭示了教师信息化能力的新趋势与社会文化方法相联系的关系后，在下文的论述中，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评估上述信息素养的发展。该模型旨在为评价教师是否通过日常课堂信息技术教学活动促进学生信息素养发展的指标奠定理论基础。这是通过从社会文化方法中衍生出的四种结构来完成的，即:工具性、选择性、重构和迁移。

1.3 提升教师信息素养的社会文化模式

a)对于信息技术工具层次上的信息技术能力发展，工具是指人们通过中介(信息技术媒介)工具进行的频繁实践，这是他们适应其发展环境的结果。在这个层次中，可以找到基本的工具性技能，例如在用户层次上的访问或操作信息技术工具。因此，为了确保在工具层面上的信息技术能力的发展，教师需要在他们的教学中包括实践活动，使他们的学生能够在基本的技术层面上使用信息技术工具。

b)在激发解决问题的信息技术能力有关的战略和业务层面上，出现了选择性和重新整合的结构。西班牙社会学家Wertsch认为，这揭示了一个主观和隐含的决策过程，证明了能力迁移水平中技术工具是最合适的[13]。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让学生在课堂上选择性使用信息技术工具，教师必须先创设这样的场景：要求使用所提供的工具，直到学生自发地做出使用工具的选择。这一层次还包括技能和决策的形成，使主体能够通过信息技术探索新的用途、空间和实践。这种表现与技术明显不同，这就是重新整合的社会文化结构，它指的是把信息技术有效地应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这涉及比选择性更复杂的过程，因为它意味着既要考虑信息技术的功能性又要兼顾社会场景的具体情况。在这个意义上，教师必须激发学生创新和设计活动的能力，使学生能够在他们已经开发或学习的环境之外应用他们的信息技术能力，将各项不同的信息技能应用到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信息技术能力的重新建构，并最终转变为信息素养。

c)在更泛在的信息技术应用场景中将进一步转变为迁移能力。当主体超越了对实践的支配，使实践成为他们自己的实践时，它就与主体的活动相联系；将其内在化并使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13]。在这个层次上，学习者已经通过假定数字文化的规则、理解其特征并适时地迁移。因此，能力超越了工具性层次的意义，用信息技术技能来展现他们对现实场景的解释，构建其意义并内化。因此，为了确保学生适应富含信息技术的文化，教师需要创设包含信息技术的培训场景，例如学生在信息技术学习环境中的成就感等情感因素变得尤为重要。

小结上述几个步骤，即可得出图1所示的结构图。笔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提出了学生信息技术能力发展的理论模型，图形化地呈现出来，描述了其实施流程。该模型基于社会文化结构,提出了信息技术能力的发展,它将转换为基于实践经验的信息技术能力。教师以自己的信息素养为基础，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并将信息素养迁移到他们的学生。

图1 利用社会文化方法提升信息素养的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目标

本研究提出以下目标:以社会文化为基础，以学生为对象，以理论模型为指导，制定教师信息素养发展量表；以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实证数据为依据，评估教师信息素养发展的程度。

2.2 量表和部分数据

本研究采用的是量化研究，属于非实验性的事后研究。华东师大学者曹俊怀认为，调查方法，特别是问卷，是提供有关数字使用、知识、感知和主题意见的理想工具[14]。此外，国际教育技术协会等机构在评估受试者的信息技术技能时也使用了该量表收集数据。另外，为了达到所提出的研究目标，采用了一种包含学生主观感受的特别量表的调查设计，如表1所示。

表1 数据收集量表和描述性统计

2.3 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样本包括XX师范学院的940名大学二、三年级师范生。简单随机抽样标准在统计学中(3σ)的置信水平为99.7%，p和q的估算值(概率)分别为1%和99%，误差为±0.68%。样本的人口学数据中，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0岁(s=1.2)，年龄范围为17～22岁。在性别方面，31%的男性和69%女性。在文理学科方面保持类似的比例，47%的理科学生，53%的学生为文科。

2.4 研究工具

为了收集符合预设目标的数据，文章编制了一个特别量表，目的是通过学生群体信息技术能力发展的经验证据来确定信息技术能力的发展水平。这是参照理论部分提出的社会文化方法的四个步骤而设计的:工具性、选择性、重构和迁移。采用了李克特量表的设计(从1到5,1 =没有，2=很少，3=有时，4=经常和5=总是)，由四个维度27个问题的知识、技能、能力、态度和情绪构成(如表1所示)。因此,从感知、经验证据是来自信息技术能力的教育环境。此外，为了保证问卷的认知效度，即为了让学生理解构成量表的项目的意义，笔者亲自收集数据，每一项进行解释和澄清。从克隆巴赫α值(α=0.892)可知，问卷具有良好的可靠性或内部一致性。进一步对每一个维度进行可靠性分析，工具性的α=0.714；选择性的α=0.789；重构的α=0.771；迁移的α=0.812。

对于数据分析，使用描述频率(百分比)和趋势(平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标准差和方差)的统计技术。采用SPSS统计软件包对定量数据进行处理。

3 数据分析

文章前面,给出了数据采集工具，包括样本的规模。对于第一个研究目标，通过社会文化理论构造方法来记录师范生信息技术能力：工具性、选择性、重构和迁移(表1)。至于第二个目标，即从师范生的角度通过实证证据确定未来教师信息素养发展水平，表1中的描述性结果显示，大多数的平均分在3分左右，即量表的平均值。

在工具性层次，获得最高的平均分数的项目是“我能用电脑完成课堂作业”(¯X=4，见表1),这表明学习者在教室里完成信息技术活动是完全可控的。与之相对的是“我能进入并使用数字化平台(如超星、知网等)”(¯X =2.41，见表1)，因此使用超星或知网这样的平台在课堂上是不常见的。表1数据还显示,超过一半的学生选择的频率为“经常”和“总是”,在校内，他们知道并使用基本的计算机设备，并将信息技术应用到他们的家庭作业中。

图2 工具性维度统计

图4 重构维度统计

图5 迁移维度统计

4 研究结论

本研究强调“目前教师的信息素养如何超越个别信息技术相关的培训和训练，需要进一步发展提升学生信息素养的教学实践”。《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特别强调教师需要使学生的信息技术在信息、交流、内容生成、成就感和问题解决等方面具有批判性和负责性。因此，特别重视教师调解，以产生互动的实践与信息技术，以促进学生个人、专业和社会的发展。教师的信息素养必须超越其狭隘的信息技术概念约束，并通过赋予学生权力来体现其独特性。这也是国际教育技术协会在教师教育中发展信息技术的地方，寻求探索教师的培训维度，以发展他们的信息素养。本研究说明了社会文化方法如何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教学理论方法，作为一个潜在的基础，基于其结构的变换和相应的操作，为教师信息素养生成的创新模型。针对本研究的第一个目标，设计了一个可靠的量表，通过实施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如工具性、选择性、重构(重新整合)和迁移，来实证评估教师数字化能力的发展水平。关于第二个目标，本研究的结果从教师促成学生信息技术能力的角度揭示了教师数字能力的发展水平。根据研究结果，教师通过教学实践，使学生的信息素养达到中等水平。这表明，在教师的信息技术培训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提供一些方法和策略，使教师能够为学生的信息素养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