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晓燕，吴宝燕

(1.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2.山西省阳曲县 第一中学，山西 太原 030100)

0 引言

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并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启动高考综合改革。同年，浙江、上海两省市作为第一批改革试点颁布新高考改革方案，此次高考改革学生的招生计划分配方式、考试形式和内容、学生成绩评价、高考招生录取体制等都发生了变化，随着改革范围的扩大和改革力度的深入，我国学者关于新高考改革的研究成果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新高考”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为了分析未来我国新高考改革研究的趋势，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内容分析法，对近五年来新高考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思路和方向。

1 “新高考改革”研究的计量分析

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篇名为检索项目，对2014至2019年12月的期刊文献进行检索，对论文发表的数量、作者单位、期刊分布、主要研究内容等进行分析。2014年起，以“新高考”或含“新一轮高考”为篇名检索的期刊文献共有1 109篇，其中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文献259篇；再次以“新高考”为题名检索学位论文，2015年至今共有150篇硕士学位论文，近两年文献和学位论文数量更为集中。

图1 期刊论文数量分布情况(2014年至今)

2014年至今，发表在核心期刊的“新高考”相关文献259篇，其中，《教学与管理》27篇、《中小学管理》18篇、《教育理论与实践》16篇、《教育发展研究》15篇、《中国高教研究》14篇、《中国教育学刊》10篇。主要研究学者包括于涵(6篇)、边新灿(6篇)、李宝庆(5篇)、王新凤(5篇)、王森(5篇)。发文机构主要集中在华东师范大学(23篇)、北京师范大学(17篇)、中国教育部考试管理中心(10篇)、西南大学(9篇)、浙江师范大学(9篇)、华南师范大学(6篇)等，研究力量以师范类院校为主。

2 新高考改革研究热点

通过梳理近五年新高考改革研究的核心期刊文献，发现关于新高考改革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2.1 高考改革政策变迁研究

恢复高考至今已40余年，高考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高考改革的政策变迁进行了研究分析，为新高考的推进提供了思路。周光礼、姜尚峰[1]从文化模式变革的角度将高考政策变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7—1991)文化模式为公平竞争与贤能治国，高考政策为精英筛选机制；第二阶段(1992—2011)文化模式为崇尚自由和追求卓越，高考政策为国家本位的政策范式向市场本位的政策范式转变；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文化模式为提高质量与实现公平，高考政策回归国家本位政策范式。刘海峰、刘亮[2]将1977年以来的高考改革分为四个时期，40年间，高考在考试时间、科目组合、录取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总分录取模式、分省定额录取模式、竞争激烈程度等始终未变，高考改革以“不变”之公平原则应“万变”之考试内容与形式。刘恩贤[3]对政策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以高中会考与标准化考试为核心特征的1.0(1978—1997)，以扩招、科目设置与命题方式改革为核心特征的2.0(1998—2009)，以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为核心特征的3.0(2010至今)。马健生和邹维[4]认为四十年来高考在功能定位上，重视发挥“指挥棒”的作用，以考试促教学改革；目标定位上，以考试立意改革培养合格人才，以考试内容改革服务人才发展需求；价值定位上，注重平衡效率与公平；技术定位上，分离考试与招生录取，逐步扩大高校自主招生权。边新灿[5-7]从组织管理体制、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招生形式、评价选拔模式、科目设置、录取体制等方面对建国以来高校招生制度演进脉络进行了梳理，发现驱动高校招生制度变革演进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科学和公平、公平与效益的辩证关系是驱动高校招生制度演进的重要因素。李雄鹰[8]对新中国至今高考评价改革进行脉络梳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并对新一轮高考评价改革的招生录取机制，考试评价内容与形式，多元录取、综合评价机制等方面内容进行了分析。苏娜、魏晓宇[9]发现高校自主招生权的逐步扩大是高考招生制度的科学发展的重要体现，高校招考权力从政府向高校转移。这一过程中学生的报考选择权也不断扩大，公平的价值取向在高考改革中愈发凸显。

1977年以来，我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经历了30余次改革，既有高考价值理念的转变，又有高考具体方式的变革，对高考改革制度变迁进行分析研究，可以厘清高考改革的发展脉络，明确高考改革的关键节点及各阶段改革的重点内容。关于高考政策变迁的阶段划分，我国学者多以重要政策文件的颁布时间为划分节点，并对各个阶段的高考改革政策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高考改革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阶段性特征。同时，关于高考制度变迁的研究，学者多采用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分析，研究角度有待扩展。

2.2 对新高考改革宏观理论的研究

2.2.1 新高考价值取向的研究

高考是为国选才的重要方式，国家需要便成为高考最重要的价值[10]。张铭凯、靳玉乐[11]认为新一轮高考贯穿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位一体的价值逻辑，由国家统筹兼顾，突出了国家需要；回应了关于公平的价值诉求，关注实质公平；满足了人尽其才的个人期盼，凸显学生的个人选择性，新高考改革全方位体现着“以生为本”的价值追求，兼顾了国家和个人利益。学生是新高考改革关注的重要群体，边新灿[12]等将新高考的价值取向总结为“一体四面”，“一体”指以学生为本体，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根本目标；“四面”指实现文理融通、推进综合评价、探索过程评价、拓宽选择空间。新高考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导向，尹达[13]认为新高考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科学求真、人文向善、艺术崇美、公平依规、标准尚实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育人，娄立志[14]认为，高考兼具育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育人价值是本体价值，新高考改革正在开启价值理性的回归，构建新的评价理念，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模式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教育公平始终是社会公众长久的追求，刘海峰[15]认为公平与择优是高考改革坚守的价值理念，公平竞争是高考制度的灵魂和根本，也是衡量其是否合理和成功的基本标准。段世飞、洪婕[16]认为，新高考以公平和科学的价值追求为基础，更高地追求实现统一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个体间正义与空间正义、客观程序正义与主观程序正义。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高考的首要功能在于选拔人才，科学性、公平性是高考选才的第一要求。关于高考改革的价值取向，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但在以生为本、教育公平、学生全面发展等层面学者之间形成了共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高考价值取向的分析将更加多元。

2.2.2 新高考改革中各类关系的研究

新高考改革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关系网络，持续推进新高考方案施行，需要对其中的关系进行分析。新高考改革的一大核心理念是“选择性”，杜淑贤认为新高考实施后，学校首先需要厘清选择性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基础和兴趣特长的关系，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教育观[17]。冉洁[18]等认为高考改革需要从内涵上厘清简单与复杂，竞争与育人，宏观与微观，基础与尖端，拿来与自创，文化与理念等多种关系。文东茅[19]认为选考科目制推行将带动高中教育全面改革，招生改革将加速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裴娜[20]认为新高考改革能够促进形成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相长的关系，新高考下师生之间的关系将走向人与人的内在心理关系，并真正形成和谐的、共享型师生关系。

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处理好高考改革所带来的各类关系的变化是有效推进改革进程的重点工程，目前学者已有的研究多重在关注这些复杂关系的变化及问题产生的原因，而对于如何正确处理高考改革所带来的的关系变化，相关研究则少之又少，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缺少基于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

2.3 关于新高考改革具体内容和方式的研究

2.3.1 新高考科目设置研究

高考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便是“考什么”，部分专家学者对高考科目设置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余澄、王后雄[21]认为我国的高考科目设置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即：高校单独招考模式、大文大理设置模式、两考并置模式、3+X设科模式、新课程3+X设科模式。上海、浙江启动新一轮招生考试改革，改变现行的单一、僵化的科目设置，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理顺了高考和学考的关系。胡中锋[22]从教育测量学的角度对新高考科目设置进行反思，发现新高考科目设置依旧存在着很多问题：核心科目数为“3”且明显侧重语言能力，设置不科学；选考科目择定不合理，科目设置违背测量学原理；等权求和方法不适用等。季青春[23]认为开放式的组合本质上是考生选择权的进一步扩大和高校自主权的延伸；减少统一高考科目，增加考试次数，可以减轻“一考定终身”的压力。而科目改革同样面临着现实困境，如科目选择权落实困难，考试次数增加带来的教学、学习负担等，需要通过权重设置实现考试与招生耦合，分值重构促进考招分离，真正实现高考科目改革的价值。张雨林[24]等认为新的科目方案既对核心素养做出了较为全面的对应，又体现了“一脉顺承”，主要表现在：数量的轮回趋同性、内容的统一、科目组合的固化与自由选择等，但其在施行过程中，在公平性、可操作性、效率性三方面面临着困境。

仅限于理论层面的研究不能够完全反映高考科目设置造成的影响，因此部分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王新凤[25]对2017年浙江、上海两地各类群体进行小组访谈发现：高考科目改革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驱赶效应”，对成绩中下等和成绩优秀的学生均不利，选考物理与否会强化高中学校的两极分化，对薄弱校发展不利；综合评价的学科偏好带来不公，产生了“得语文者的天下”的隐忧，技术学科纳入选考遭受质疑。王森、刘世清[26]以上海市新高考科目科任教师为研究对象，对上海市新高考在教师中的反响进行研究，发现：高中教师对新高考改革目标达成、选课走班制的认可、工作负担等方面的反响水平较低，任课教师的工作负担普遍加重。

2.3.2 关于学生“选择性”问题研究

赋予学生自主选择权是新高考改革的重要价值追求，因此部分学者对新高考的选择性问题进行研究。边新灿[27]总结了高考恢复以来对进行自主选择的尝试进行梳理，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高中会考制度上的选择性尝试、高中新课改后全国范围内扩大选择性的尝试、新一轮高考进一步扩大选择。刘希伟[28]认为新高考改革增加了科目的类别与选择性，保障了学生和高校的选择权与选择空间，但同时也导致考生产生了功利主义倾向。赵军[29]认为新高考将原本的高三选择提前到高一甚至初中、小学，促进学生自主发展的延长线无限延伸，变传统的“一卷定终身”为“选卷定终身”，注重自我设计、自主选择学习模式。

关于新高考改革具体考试内容和方式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围绕高考科目设置方案、学生选考科目组合、高考改革本身存在问题等方面展开。目前关于高考改革方案推行的有效性、选科组合与学校资源的匹配度、学生选择权能够充分保障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深入思考，同时新高考科目设置方式对学校、学生造成的影响需要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深度研究。

2.4 新高考产生影响及改进建议研究

2.4.1 对高中教育的影响

长久以来，高中教学活动始终围绕高考进行，高考考什么，教师教什么，高考同时发挥着教学、录取的“指挥棒”作用，新高考改变传统的考试方式、录取方式，倒逼学校教育教学变革，部分学者对新高考实施后高中学校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包括办学体制、育人模式、教师专业发展、学生职业规划等内容。李海燕[30]从教学实践者的角度对新高考下学校变革进行了思考，面对新的挑战，学校的教学组织和管理方式开始了新的探索，将课程与教学管理进行整合，对各项制度作出适应性调整。崔玉婷[31]对新高考推动下高中育人模式转型路径进行了分析，发现学校探索育人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式与核心素养对接，重视学生生涯规划教育，坚持特色发展，创新中学育人模式。武秀霞[32]认为新高考改革下学校改革的力度与成效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校的各类资源的数量、结构、使用情况等，走班教学催生了资源增量需求，个性化教学催生了资源提质需求，多方联动诉求激发资源共享需求，而目前学校应对新高考仍存在薄弱点，需要学校充分发掘资源，以资源发展助力学校变革。李金波[33]等认为新高考为高中教育带来新气象，打破千校一面的状态，但高中教育也因此受到了冲击，新的录取机制仍未改变“唯分数论”的传统思想，高考利益相关者之间冲突激烈；选择性是否扩大遭受质疑，选考组合人数失衡，考试技术层面支撑不足，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找准切入点，真正发挥高考评价功能，加强考试内容的顶层设计。

新高考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校招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将分数作为录取学生的唯一依据，倒逼高中学校变革，学生的学科素养提升、学校教育资源整合、教学管理、教师专业发展等问题将成为深化研究的重点。新高考取消文理分科，实行“3+3”或“3+1+2”选考模式，选考催生的走班教学、学生选择影响因素、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的满足等问题也需要深入研究。

2.4.2 对高校招生的影响

新高考改革直接影响到高校招生录取机制的变化，边新灿[34]认为高考改革对高校的招生和人才选拔、学科和专业建设及教学管理造成了挑战；考试内容改革使学生的知识结构难以适应就读专业需要，这就要求高校深入研究、科学确定各专业选考科目要求；因势利导，调整高校专业结构和特色专业建设。李喆[35]认为高考方案会对高校人才选拔产生影响，改革方案的制定需要有利于大学人才选拔，满足高校对基础学科的人才数量与质量的需求，也要保证政策的延续性，留有调整和修正的空间。董秀华[36]发现浙江、上海改革试点各项制度设计引发了高校招生的积极变革，招生工作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前端延伸，招生能力成为高校特色发展的先决条件，但仍存在部分因素制约着高校招生自主权的落实，统招批次主体地位难以动摇、高考总分排序、综合素质评价发挥作用难等问题亟需解决。部分研究生在其学位论文中也对新高考大学招生及人才培养进行了研究，刘莎[37]对2014年高考改革与大学密切相关的政策进行了解读，高考改革给大学招生的挑战主要表现为高校招生自主权进一步扩大、高校竞争进一步加剧、三本及民办院校面临生存危机等方面。

新高考实施后，依据“两依据、一参考”原则录取学生，高校将按照科目类进行招生录取，学生报考专业需满足专业选考科目要求，考生投档按照“院校专业组”投档，考生专业选择空间扩大，同时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高校招生自主权，综合素质评价在高校招生中的录取使用方式、使用的国际经验及在我国全面推行的可行性，试点高校综合素质评价招生实践探索等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

2.5 以试点省份为对象的研究

自2014年起已有14个省市分批次确定新高考方案，这些省市均基于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的基础上制定了本省市的新高考方案，这些方案既有共通之处，又有差异，取得成效的同时又面临着诸多问题。因此部分学者通过对不同省市的高考方案实践进行研究，总结得失利弊，为进一步推进新高考改革提供思路。

2.5.1 各省市高考改革方案分析及比较

浙江、上海的高考方案一出台便受到学者的关注，边新灿[38]对浙江和上海的新高考方案从改革内容、录取模式、改革价值、方案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两省均将学考纳入高考，但具体实施方式不同；两省均采用必考和选考结合的方式，但科目设置、分值、考试时间均不同；两省均不分文理，但选考科目等级设置和赋值分差不同。在此基础上，边新灿[39]对新高考改革六个试点方案进行比较，发现六省市的方案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改革目标和总体设计，在合格考和等级考及其成绩呈现方式、选考科目范围、赋分方式、考试机会、志愿填报和投档录取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异之处，都在力图解决传统高考的弊端。朱沛沛[40]对浙沪方案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进行分析，发现其方案在内容上继承了江苏考试方案，但在科目组合、成绩表达和成绩使用方面进行了创新。取消文理分科，科目数从2门增加到3门，科目组合从8种分别增加到20种(沪)和35种(浙)；在成绩使用方面，浙沪方案明显提高了非统考科目在招生录取标准中的比重。

2.5.2 试点省市改革面临问题研究

新高考在有序推进的同时暴露出诸多问题，马彪[41]等以江苏数据模拟浙江新高考方案，用以检验该方案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发现浙江省新方案中等级赋分制更有益于男生、城市学生和高分段考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公平。詹真荣[42]与研究团队持续跟踪浙江省高考新政实施后的情况，发现浙江省推行新高考存在大量问题，如：各类因素干扰导致学生自主选择权难以落实到位；学生课业负担不减反增；物理、化学选考人数下降，文科类选考人数增加；赋分制存在问题较大；高中软硬件设施不足。吴遵民[43]认为上海市新高考尽管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仍有许多方面亟待完善，集中录取削弱了大学和学生的双向自主选择，未能突破应试教育中功利主义的取向，成人社会强势介入，导致学生自主判断能力缺失，新高考推进仓促，学校硬件设施、师资队伍保障不足。汤佳妮[44]认为各省市的改革方案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扩大学生选择权的同时，使物理等学科被边缘化；等级赋分制使学生趋利避害，存在功利选择；综合素质评价顶层设计不足，操作繁琐，评价浮于表面；自主招生的自主性和公平性问题依然严峻。

总体上，关于试点省市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研究明显不足，已有的量化研究成果基本以浙江、上海两地为主，通过对两地实施方案及改革效果进行分析，能够为其他区域提供经验参考。目前已启动高考改革的地区面临着相似问题，如：无法充分保障学生自主选择权，走班教学造成师资结构性缺乏，综合素质评价机制不健全等。今后的研究中，学者可以加强对改进措施的研究。而关于其他改革试点区域的研究成果明显不足，今后的研究可以增加对高考改革第二批、第三批试点省市改革进程和成效的研究。

3 新高考改革研究结论与展望

目前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和教育考试部门，且多为已实行新高考改革方案的省份，普通高中关于新高考研究主要是针对具体学科的教学、学习的研究，实践性较强，理论性明显不足。第二，尽管新高考改革取得的成果已较为丰富，但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占比小，且内容多为新高考改革宏观理论层面及浙江、上海等地方案实施问题研究，其他尚未实施新高考省份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阶段。第三，研究方法上，关于高考改革的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明显不足，目前已有六个省市经历了新高考，仅从理论层面进行研究难以发现新高考改革所产生的问题。

关于新高考改革的研究将成为高校学者、高中教师研究的重点，除了已有的研究外，未来的研究需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目标逐渐向第三批试点省份及尚未开展地区推进。2019年河北、湖北、湖南等八省市正式出台高考改革实施方案，这些方案是在借鉴浙江、上海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本省实际情况所制定颁布的，而关于八省市高考方案、改革面临困境、改革成效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扩大研究的区域将极其重要。

第二，研究方法逐渐扩展到实证研究。目前关于新高考改革面临问题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大多数基于现象描述和逻辑思辨，缺少数据样本的支持，实证研究运用较少。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的方法，能够从宏观和微观深入研究新高考改革的未来走向，通过实地调研、访谈、问卷等形式收集数据，分析新高考改革对高中学校的影响，为普通高中探索教学模式，解决选课走班教学面临困难提供依据。

第三，强化比较研究。当前关于新高考改革的研究绝大部分是从我国自身角度出发进行分析，缺少对其他国家招生考试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拓宽国际视野，可以为我国解决高考面临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第四，注重研究力量的整合。高中教师的研究视角侧重与实践，缺少学理性，而高校及考试机构研究侧重于理论研究，缺乏实践性，因此之后的研究可以注重多方研究力量的整合，加强合作，实现学科领域交叉，丰富新高考改革研究的成果。

第五，当前我国对于高考改革的研究多聚焦在内容和方式的研究，更侧重问题分析，而对新高考改革的整体推进、高考政策及高考结果评价的研究较少，同时缺乏对新一轮高考改革和原高考方式的对比研究。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加强对高考成效的深度拓展，为尚未实行新高考改革方案的省份提供有效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