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

1917年与1918年间，尚在求学阶段的毛泽东同志，在阅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时，当看到“盖义务感情，虽可为去恶之作用，而大人君子，决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之者，大抵由活泼之地感情之冲动而陶铸之焉”，不禁写了这样一段按语：

谚所谓一人舍死，百人难当者，皆由其一無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泡尔生所谓大人君子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由活泼之地感情之冲动而陶铸之，岂不然哉！岂不然哉！吾之意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

本是读一部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却引发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比照和联想，可见孟子“浩然之气”的说法对其有着极大的激励与影响。

《孟子》又岂止熏染了毛泽东一人，其中的很多思想资源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的形成与建构，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支援作用。

壹

在漫长的儒学发展史上，亚圣孟轲担当着“第二小提琴手”的关键角色，《孟子》也以其特立独行、深邃博大的思想内涵跻身于“四书”行列。

《孟子·万章下》中曾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按照南宋大儒朱熹的理解，“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前一句说，所谓“论其世”，就是要研究和论述诗书作者在其所处的时世中的行为和经历。后一句说，读作品，就不能不了解作者的实际经历，因而必须考察他的行为和经历。

朱氏之论，颇中肯綮。孟轲一生，甚是坎坷。 孟子的出生之时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年）大约百年左右，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就是孟子的祖先。孟子自道“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须稍待解释的是，这里的“同道”，只是处理问题的道理相同，或所走的道路相同，并非特指师承。换言之，孟轲应是受业于子思的门人。

然而，身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战国时代，孟轲辗转游历，半生出走，虽矢志不渝，却郁郁不得志。其40岁方进入政坛，入仕之初便因一番“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触怒邹穆公，只得离乡背井。首赴齐国，孟子却由于“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之礼而与齐威王缘悭一面；后到滕国，虽深得文公器重，并立下“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之宏愿，但毕竟鉴于国力弱小，孟轲再度出走；西至魏国，孟轲与梁惠王多有问答，然“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的主张始终无法说服秉钧者，其黯然二次奔赴齐国；此时的当政者换作齐宣王，孟氏一度凭“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的命题深获宣王之心，但于一个诸侯们纷纷贪求武力与利益的时代，空呼“仁义”是没有施展市场的。

最终，公元前312年，孟子回到邹国。近30年的东奔西走、颠沛流离，令孟子明白：行王道只是浮云，有生之年无法实现了。

贰

但汲汲于淑世的孟轲，又不甘心毕生思想失传，于是他仿效《论语》，组织弟子一起编写了《孟子》一书。《史记》有载，“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具体说来，孟轲与万章、公孙丑等弟子讲学过程中，口授自己的经历与观点，并让弟子记录下来、自己加以整理删定的作品，不排除孟子写了部分、弟子记了一部分、弟子发挥了一部分的可能性。

在一次师生切磋中，公都子问道：“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答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故而因不得不辩。孟子给后世留下了“王霸之辨”“经权之辨”“义利之辨”“舜跖之辨”“人性之辨”等著名命题。

综合而言，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民本说”与“君子说”。

孟子曾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即众所周知的“民贵君轻说”或“民本说”。倘具体言之，可涵盖五方面要求。

其一得民心之策，当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梁惠王上》有云：

故明君制民之产，必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所谓英明君王，其方法不过是善于制定务实稳妥的产业政策，保证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子儿女；好年成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致饿死。然后督促他们走善良的道路，老百姓也就很容易听从了。

其二得民心之策，须听从民意。孟子曾语重心长、不厌其烦地对齐宣王说过这么一个甄别人之善恶对错的道理：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可见民意不可违，要善于听从、顺应民意。

其三得民心之策，在于与之同忧同乐。这个道理很质朴，况且孟子毕生反复强调该问题。如孟子与齐宣王在探讨何谓真正的快乐时，他提出一个假设，假如君王在奏乐，百姓们听到鸣钟击鼓、吹箫奏笛的音声，都愁眉苦脸地相互诉苦说：“我们大王喜好音乐，为什么要使我们这般穷困呢？父亲和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分离流散。”假如君王在围猎，百姓们听到车马的喧嚣，见到华丽的仪仗，都愁眉苦脸地相互诉苦说：“我们大王喜好围猎，为什么要使我们这般穷困呢，父亲和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分离流散。”这显然不是真正的快乐。唯有做到“与民同乐”，方是王道，如此“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其四得民心之策，危难之际必救民于水火。孟子第二次在齐期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彼时齐、燕两国交战，齐大获全胜。齐宣王起初没搞明白获胜原因，便问孟子：“有人劝我不要占领燕国，有人又劝我占领它。我觉得，以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一个同样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只用了五十天就打下来了，光凭人力是做不到的呀。如果我们不占领它，一定会遭到老天的惩罚。占领它，怎么样？”孟子的回答可谓理直气壮：

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两相比较，既然燕国的治理者残暴不仁，导致民怨沸腾。齐国兵锋所指，百姓夹道欢迎，此等拯救民众于水火的善事，何乐不为？孟子的价值立场再清晰不过。

其五得民心之策，必要时最高权力可易手。弟子万章在讨论三代帝王禅让往事时，请教是不是尧将天下大权交给了舜。孟子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也就是说，如果当政者的执政合法性与政治作为不能符合天意与民心，可以随时被替换。这恰恰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所在，此在孟子的政治理念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能够秉持“民本说”始终的，必定是君子，故而“君子”形象遂成为孟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孟子曾讲：“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以义为最高价值选择，就成为人、君子；以利为最高价值选择，就沦为禽兽、小人。

那么具体而言，孟子所认为的“理想人格”，大致符合如下标准：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展开来看，其中大概包括六个层次：“善”是可欲的东西，近乎于人的本能；“信”是有诸己的意思，行为的根源是来自良心本心、不附加外在目的；“美”指的是“力行其善，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矣”，也就是说当善与信达到“充满积实”，便是“美”；“大”意味着“充实而有光辉”，内心之德不仅充实，而且德照于人，光泽于业，需要显露于外；“圣”即“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为圣人”，故此层贵在化育，行于人道，使一方百姓受尧舜之道的恩泽。那至高境界的“神”呢？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神是圣到达一定程度后，可以根据情况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方案，从而达到游刃有余、出神入化的境界。这也是理想人格的极致。

作为“理想人格”的典型，孟子列举了尧、舜、禹、汤、周文王、孔子等作为代表。与之衔接，这种人格需要在现实政治中加以实践，才可得以展现，得以完成。孟子有意将实践的类型分为极其细致的“十端”：

1.志于仁义；2.存心向善；

3.常怀忧患；4.重耻知辱；

5.戒除乡愿；6.志向远大；

7.出仕以道；8.养浩然气；

9.忘人之势；10.困达不变。

此“十端”便成为历代国人为之效仿的榜样。

叁

作为实现拯中国于水火之中，实现民族独立复兴的中国共产党，它势必要求每位成员都须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可贵的意志品质，成为革命年代和建设年代的先锋队一员。那么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便对于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锤炼与完善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与参考。倡扬“浩然之气”、信奉“民本论”的《孟子》自然不会缺席。

毫无疑问，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需要确立明确不移的理想，换言之，须“立志”。孟子认为，“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他极其重视“养浩然之气”，认为“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其养法是“配义与道”。就是要追求伟大正确、经世济民的宏图。早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录了孟子之志气：

孟子尝言志矣，曰：志至也，气次也。持其志，毋暴其气。曰：夫天未欲治平天下也，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曰：我亦欲正人心，定邪说，距跛行，以承三圣者。

此“志”对他影响很大，1939 年 5 月 30 日，毛泽东谈什么是模范青年时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正是引自《孟子·滕文公下》。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7月13日，毛泽东、朱德致李公朴家属唁电，用孟子“大丈夫”的志气赞扬和吊唁李公朴的美德，文中写道：“惊悉李公朴先生为反动派狙击逝世，无任悲愤！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当然，“志气”的养成，是要经历反复磨砺，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分析国内外严峻形势时，就特意多次告诫人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希望广大党员同志将苦难看作磨练心志与能力的必由之路，要具备忧患意识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推而广之，作为面向广大党员干部的读本，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多次以孟子的观点作为案例，阐释中国共产党人应具备的素养。比如对于革命年代承担重任的党员，刘少奇以孟子言论带出话题，在历史上将要担当“大任”的人物，都“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众所周知的“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加強锻炼和修养。

共产党员加强修养，就是要树立崇高的理想，树立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革命气节。在《修养》中，刘少奇同志将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阐释为共产党员应具有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这是意味深长的。这15个字颇具文彩，历经锤炼，充满哲理。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可以充分地表达中国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坚定的革命气节。

对于“民本说”，更是早已融化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与执政理念中的核心要素。毛泽东所提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以及《愚公移山》里讲我们坚持不断地工作也会感动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其思想渊源之一就是来自《孟子》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1944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武道，谈到民主政治问题时说：我们批判地接收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抛弃那些坏的传统。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可见其秉持着鲜明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立场。

在孟子看来，仁政之本在民，民之本在衣食，尤其在食。革命时期，毛泽东重视分配土地给农民、减租减息，重视关心群众生活、发展生产，将减租和生产作为两件大事来抓，以解决夺取革命胜利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问题。毛泽东认为革命胜利后，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其中不无像孔孟这样传统“民本论”的影响。

在今年2月20日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既是对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践行历程的高度总结，也体现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可贵精神的继承与升华。

千载悠悠如大浪淘沙，留下了《孟子》这部思想经典；精义深深似不竭宝矿，有待于当代“君子”来悉心开掘。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