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绿色新政”与民主党绿色转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坤泽；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戚凯

本文节选自《国际论坛》2021年第3期

拜登“绿色新政”的前景则需要从三个方面考察：从民主党和拜登政府的角度，“绿色新政”能否赢得支持，继续赢得中期选举和下一届总统大选；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绿色新政”的配套政策能否有效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从外交政策角度，“绿色新政”能否帮助美国恢复在国际制度特别是气候相关制度上的领导力。

“绿色新政”可能不利于民主党未来选战。与油气资源基本依赖进口的欧盟国家不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和石油生产国，也是“页岩革命”的始发地，有着庞大的油气资源产业链和巨量的就业岗位，能源转型很难成为美国国内的共识，相反会极大损害油气资源产区对联邦政府的支持。在拜登政府提出的规划中，很多目标都设定在 2030 年、2050 年等中长期时间点，但拜登政府至多只能执政八年。在两党高度极化对立的政治背景下，在如此长的周期里一直由民主党执政并且控制国会，维持“绿色新政”的规划几乎没有可能。

“绿色新政”难以确保经济复苏和改变美国的不平等问题。“绿色新政”可能带来能源价格上涨和失业问题，清洁能源促进就业的功能也备受质疑。“绿色新政”能否有效应对美国严峻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也有很大不确定性。拜登希望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支持工会和“购买美国货”等方式提振经济，为中低收入者提供更好的就業机会与待遇，长期来看则需要增税和提高福利来加强二次分配。

“绿色新政”不足以恢复美国气候议程的领导地位。美国政党更迭带来的外交政策反复无常严重损害了美国的战略信誉，美国不断透支其战略信誉的行为让各国对美国提出质疑，不再愿意在气候议题上迁就美国随心所欲、毫无定力的利益诉求。由于美国的不合作，欧盟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逐渐领导了全球气候议程，削弱了美国在气候议题上的重要性。即使拜登政府释放出巨大诚意，也并未向国际社会给出克服国内政治不确定性的方案。

结构转型、生育率选择与人口转变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郭凯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颜色；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研究生院，李双潞

本文节选自《世界经济》2021年第1期

本文展示了结构转型和人口转变的形成机理与互动关系，为中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政策参考。本文研究表明，结构转型和人口转变的内在联系意味着中国政府推动结构转型可能会加剧人口转变，不利于劳动力质量增长，而放松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也会日渐式微。这是因为，结构转型背后的推动力是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服务业提高更快，导致服务相对价格上升更快。如果由此带来养育成本上升的影响大于实际工资增长的影响，那么结构转型也会促使人口发生转变，并且由于服务相对价格上升使子女养育支出中服务的实际数量相对于人力资本增长更慢，劳动力质量增长也会逐渐放缓。

这一趋势将给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优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质量”带来很大挑战，这意味着在供给侧优化产业结构时，补民生短板的政策须同时到位与之配合。如果政府能够补贴家庭在子女教育和卫生上的支出，有效降低养育相对成本，缓冲结构转型对劳动力增长的负向影响，那么当养育成本相对税后工资下降幅度更大时，有助于生育率提升。因此，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三去一降一补”中补短板的政策能够优化生产要素结构，推动劳动力由总量增长转向结构优化的高质量发展。

政治平等、联盟和经济绩效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

本文节选自《经济学》（季刊）2021年3月

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掌握巨额的物质和立法资源，这些资源的分配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在一般意义上，资源依照各个社会群体的生产力进行分配是提高全社会产出的最佳分配方案 （本文称其为 “比例原则”）。然而，当社会中存在政治权力很大的社会群体、而政府的政治权力较小时，因为惧怕这些群体可能的颠覆，政府就必须违反比例原则，将多数资源分配给那些强势群体 （即被强势群体所俘获），从而降低社会总产出。另一方面，即使政府有能力保证政权，强势群体也会尽力排挤弱势群体，以独占政府资源，从而也让政府资源配置违背比例原则。更加平等的政治权力分布意味着不存在异常强势的群体，所以，当一个或一些群体试图俘获政府的时候，政府就可以与其他群体结盟、打败它们的企图，同时，当一些群体被排挤的时候，它们也可以联合起来对抗排挤它们的群体。

具体地，本文的理论模型构造了一个威权体制下内生联盟形成理论，研究形成一个包容性较高、从而促进更高产出的执政联盟所需要的政治权力分配格局。在一个没有可靠的制度以同时确保和限制执政者权力的制度环境中，执政者的执政地位处于微妙的权力平衡之中，这种平衡要求他与社会的某些群体形成结盟。尽管非理性的军事独裁曾经出现过，但一个着眼于长期执政的执政者必须诉诸更为理性的手段来支撑统治。与其他政治群体组成执政联盟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执政者还从他的统治中获得租金。在现实世界中，最常见的做法是通过向选定的政治群体提供政府控制的资源或监管特权来设置租金。这样，执政者不仅巩固了政治支持，也找到了获取租金的便捷方法。

因此，执政者所属联盟的性质和范围在决定威权政体的经济表现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本文研究了一个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平等和国家能力如何导致具有包容性的经济政策，而在威权政体中，包容性有利于提升社会的经济表现。除了对有关联盟形成、增长与平等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文献有所贡献之外，本文的结果还强调了社会革命在为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增长铺平道路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表现卓越的国家或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亚，在该地区，革命要么是内生的 （中国大陆），要么是外界施加的 （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日本）。尽管东亚的革命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面孔，但它们都实现了同一个结果，即摆脱了根植于农业经济的、不平等和僵化的政治结构，并建立了新的，而且通常来说更为平等的社会政治结构，而这一新的社会政治结构对于工业增长是更为有利的。东亚地区的革命是世界范围内始于17世纪欧洲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欧洲国家都发生过革命。历史研究发现，这些革命在促进欧洲资本主义增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NorthandWeingast（1989）的经典论文表明，光荣革命通过建立宪政规则点燃了英格兰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宪政规则是国王保护商业阶级利益的承诺手段。

相反，亚洲经济表现欠佳的所有国家都没有进行过真正的革命。没有革命，旧的社会政治结构得以幸存，并继续保护着那些其利益来源于传统农业经济的强大政治群体。此外，个人化和基于社会地位的社会关系被带入、并严重削弱了现代政治生活；由此产生的裙带政治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印度看似与众不同，它没有进行过社会革命，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增长。但是，印度的经济增长更多地是由充满活力的地方政府创造的，联邦政府的作用有限，后者在许多评论家看来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宗教和种姓制度在印度政治中仍然起到重要作用，使得印度政府无法按照贤能标准来实现国家治理。印度的旧社会结构导致的隐性成本可能被低估了。如果这个旧结构被现代结构所取代，印度将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