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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纫秋兰以为佩

2021-05-23潘彩霞

恋爱婚姻家庭 2021年14期
关键词:李大钊

◎文/潘彩霞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写下《狱中自述》一文。入狱十几天,他从未提过家事,在文中,却两次提到妻子:“在永平读书二载。其时祖父年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成亲时,他10岁,她16岁。多年来,她既是妻子,也是母亲。她的一世恩情,他无以为报,唯有铭记在心。

1

李大钊身世堪怜,1889年,他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幼年时父母去世,既无兄弟,也无姐妹,是祖父把他抚养成人。10岁时,祖父已年过七旬,照顾他有心无力,祖母又长年瘫痪在床,家中缺少劳力,急需人手。在这样的情况下,祖父安排他与同村的赵纫兰结了婚。

赵纫兰比李大钊大6岁,作为邻居,她几乎是看着他长大的。虽然没有上过学,但赵纫兰天性善良,她喜欢李大钊的聪慧好学,像姐姐一样怜惜他的苦难,希望能帮他把家打理好,让他在学业上有所成就。

进入李家后,赵纫兰扛起了全部家庭重担。李大钊没了后顾之忧,终于可以安心学习。1906年,他考入县城的永平府中学堂。他学业优秀,赵纫兰满心欢喜,操持家务,照顾老人,不让他分一点心。

谁能想到,祖父母相继去世后,家庭也陷入困境。尽管祖父有遗言,后事从俭,省下钱来供李大钊读书。可是,因为李大钊的父亲是过继来的,让继孙子继承家产,姑姑早就怀恨在心,趁此机会跑来大闹。

家业被折腾一空后,李大钊求学的希望变得渺茫,他非常难过。赵纫兰没有气馁,她鼓励李大钊只管继续上学,其他的事,她来考虑。

1907年,李大钊考取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就在这年,赵纫兰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不幸的是,孩子不久就夭折了。饱受着巨大悲痛,赵纫兰仍然支持李大钊外出求学。他在天津六年,全靠她“辛苦经营,典当挪借”,才“勉强卒业”。

李大钊接受了新思想,他萌生了改造社会的宏愿。毕业后,李大钊没有去挣钱养家,而是想出国留学。赵纫兰听了,只平静地问:“需要多少钱?我去想办法。”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日子本已艰难无比。但赵纫兰没有想这些,她只知道,要无条件支持他。

1913年,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李大钊带着妻子千方百计凑来的钱,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去日本后,她在家无限牵挂,经常彻夜难眠。就在这时,小儿子因天花不幸夭折。独自承受着巨大的打击,她却从来没有动过让他回国的念头。

2

三年后,李大钊终于回来了。他在北京创办报纸杂志,才华逐渐显露,经章士钊推荐,担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1918年,一家人终于团聚,在北京有了家。那时,他们结婚已经快20年了。

在外人眼里,他们是那样不般配。李大钊是留学归来的学者、教授,而赵纫兰大字不识,还裹着小脚;他刚刚而立,风华正茂,而她,快40岁了,因长期的辛苦劳作,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经常被客人误认为是保姆。赵纫兰怕给李大钊丢人,有客人的时候,她就偷偷躲起来。然而,李大钊从不嫌弃她。她多年来的付出,他一直感佩在心。后来,家里再来客人,李大钊就亲自帮赵纫兰换好衣服,系好扣子,大大方方地把她拉出来,介绍给客人。

为了让她适应环境,李大钊还在家里盘了个大土炕。赵纫兰在热炕上做活儿时,他就帮忙做饭、看孩子。闲时,他还教她读书认字,让她能写简单的信件,能够“读懂《红楼梦》”。

既正直又有才华,不少女教员、女学生对李大钊表示好感,他一一拒绝,始终坚守着这份朴素的情感。小家庭宁静温馨,李大钊精神振奋,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他埋头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短时间内就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守着这份小幸福,赵纫兰非常满足。

然而,李大钊的人生,注定是不平凡的。他和陈独秀共编《新青年》,领导“五四运动”,整天非常忙碌。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冒着生命危险设法营救。恰逢赵纫兰即将临产,李大钊把她送回老家,马上又化装成商人,去护送陈独秀。

生完孩子后,赵纫兰坚持要跟李大钊重返北京。明知他身边处处是危险,可是比起分离,这些都不算什么,她早已把自己融进了他的生命。

1921年,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开会没有场地,租住的小院就是开展活动的据点;经费不够,他把当教授的丰厚收入拿出一大部分;困难学生经常慕名找他帮助,他也慷慨解囊。剩余的工资交到赵纫兰手里时,已经所剩无几。

在李大钊影响下,赵纫兰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知道他是为着劳苦大众,因此没有任何怨言,只精打细算,过他提倡的“简易生活”。“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可即使这样,家里也经常无米下炊。

北大校长蔡元培知道后,破例“干涉”李大钊的开支,他交代会计科,每月发薪时,先给赵纫兰留一部分,以保证生活。

因各地青年慕名而来,家庭生活常被打乱,但赵纫兰始终热情接待。看到青年学生衣裳单薄,她就把刚为儿子做的新棉衣拿了出来。对她的深明大义,李大钊非常感动。

中国共产党创建后,李大钊频频南下参加革命活动,领导工人运动,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为家庭带来了灾难:家门口,多了不三不四的人转悠;大白天,就有流氓闯进书房里乱翻;夜里,院子里还落下了威胁、恐吓的大石头。

李大钊奔忙在外,赵纫兰担惊受怕,一颗心完全系在他身上。长期忧患导致疾病缠身,但她顾不得自己,甚至连小女儿钟华什么时候染上重病都不知道。钟华不幸夭折后,她深深自责,只怪自己没有为李大钊守护好孩子。

祸不单行。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李大钊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不得不避难于昌黎五峰山。赵纫兰则带着孩子们回了河北老家。

随后,党组织派李大钊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临行前,他给赵纫兰写信:“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

读着这些,赵纫兰热泪盈眶,为着他的理想,她唯有坚强。

3

冯玉祥发动政变后,时局发生变化,李大钊的通缉令被取消。从苏联归来后,他和赵纫兰迎来了难得的团聚。不料,张作霖攻入北京后,又对李大钊发出了逮捕令。党组织安排李大钊避走南方,可是他放不下北方的工作,坚决置个人生死于不顾。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的家被宪兵包围,赵纫兰和两个女儿也与他一同被捕。所幸,大儿子葆华外出春游,小儿子寄养在别处,因此躲过了牢狱之灾。李大钊被捕,震惊了友人,葆华回城后,周作人把他藏在自己家里。

十几天后,李大钊和赵纫兰母女在法庭上相见。他的眼镜没有了,头发乱蓬蓬的,她忍不住哭了。李大钊却很平静,他望了望母女三人,对法官说:“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我的孩子年纪都还小,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她们没有关系。”最后的时刻,他想要尽力保护她们。

谁也没有料到,那一面,竟成永诀。母女三人被释放回家了,第二天一早,报纸上刊出消息,“李大钊等昨已执行绞刑”,甫一看到,赵纫兰立刻晕倒了。

《晨报》记者赶来了,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终于醒过来后,赵纫兰哽咽着叮嘱女儿星华:“记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李大钊遇害时,年仅38岁。除了病妻幼子,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钱财,友人们筹款买了棺材;无钱送回老家安葬,棺材只好先寄放在寺庙里。

突然遭此重创,赵纫兰的身体每况愈下。然而,李大钊还没有入土为安,几个儿女都还年幼,责任未了,她不能倒下。拖着病体,她带着孩子们回到老家,生活难以为继时,不得已向周作人求助,恳请他“救儿女之教育,家人之生活”。

一日日地,赵纫兰盼着革命成功,好能安葬李大钊。可是,一年又一年,胜利遥遥无期。赵纫兰预感到,她的身体已经等不下去了。1933年春天,她来到北京,请求北大出面,为李大钊操办葬礼。

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慷慨同意,但他提出,别把声势搞大,走较近的西门出城。一向柔顺的赵纫兰却坚决反对,坚持要从城里走。她说:“李先生生前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又死得这么悲惨,马马虎虎地出殡,我于心不忍!”

1933年,李大钊就义6年后,灵柩终于被安放在了香山东麓的万安公墓。最后的心愿已了,仅仅一个月,赵纫兰就倒下了。想着就要与他相见,她的脸上,浮现出难得的笑容。临终前,她唯一的遗愿是:陪在他的身旁。

短短50年的人生,她用全部的柔情温暖他、激励他,为他生,也为他死。《离骚》有云:“纫秋兰以为佩。”意指把美好的东西戴在身上。赵纫兰,人如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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