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婷 牛学智

摘要：阎连科的“神实主义”悄然间成为了研究其小说创作意图、叙事方法、审美价值的潜文本。学界因为缺乏对“神实主义”的分析，导致阎连科非常有价值的小说创作也被“神实主义”所简化、所遮没。对“神实主义”的清理可以分析这种错位的原因和社会语境，它作为批评观虽然有价值，但与作家重要小说创作并没有必然逻辑关系。

关键词：阎连科;神实主义;错位

许多成熟小说家都创作有相当数量的文学理论批评或创作谈一类文本，阎连科亦不例外。阅读他一系列直接或间接谈理论的著作，比如《我的现实，我的主义：阎连科文学对话录》《一派胡言：阎连科海外演讲集》《写作最难是糊涂》《巫婆的红筷子：阎连科、梁鸿对谈录》《阎连科文学年谱》《发现小说》等，其主要文学理论或批评观点，最后其实都凝聚到这样两个点上了：其一是反抗现实主义文学，其二是建构“神实主义”。反抗是为了建构，一破一立，看起来具备了一定的理论自洽。当代中国作家的“理论”谈创作感受、创作经验、解读经典的居多，直接以独立理论体系形式面世的似乎不多，据笔者所知，阎连科恐怕是唯一一个。非但如此，他的“神实主义”一经抛出，便引来了文学批评界的热情拥抱和勤勉阐释，①不少中国当代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也以此为学位论文选题。这都说明，“神实主义”给予阎连科小说的力量、带来的荣誉甚至赋予的“新质”，开始渐渐脱离小说本身而独立存在了。既然他的“神实主义”与他的小说创作实践存在相互催生、互为诠释的深度互文关系，就有与其相关小说创作进行对照分析的必要了。

一

作家阎连科既有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他整體性病残隐喻的叙事，需要的并不是评论家富有个性的批评阐释，而是能够促使社会文化精神提高升华的批评。通过对他农村题材小说中“连续性”农村社会结构形态、文化意识叙事的分析，和对他小说整体性病残隐喻的对照辨析可知，他的“神实主义”也许更适合于帮助读者欣赏某种别样风格的作品、辨别别样风格小说的创作方法和形式结构。为了更全面一些了解阎连科的“神实主义”，有必要粗略勾勒一下他对现实主义的批判。

阎连科在《发现小说》一书最后一章专门探讨了“神实主义”。在前五章里，他把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分解为“控购真实”“世相真实”“生命真实”和“灵魂深度真实”，相对应的因果关系是“零因果”“全因果”“半因果”和“内因果”。在分析解构每一种“真实”和每一种“因果”时，都例举了大量中外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论据。应该说，这一部分内容非常精彩，他说出了人们对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最一般也是最突出的平庸问题。比如，“‘控构是‘控制的订购和虚构，社会控构真实，产生控构现实主义;世相经验真实，产生世相现实主义;生命经验真实，产生生命现实主义;灵魂深度真实，生成灵魂现实主义。”②相对应的评价是“庸俗的真实拒绝思考和深刻，世相的真实貌似思考和深刻，生命的真实追求思考和深刻，灵魂的真实完成思考和深刻”。③还比如世相小说又分民间世相和社会世相。民间世相写的是人生经验之真实，属于“稳定型”，“慢热”之故反而容易“常热”;社会世相属于“快热型”因而“不稳定”，“作家也就更容易产生趋之若鹜扎堆的现象”。④对其他几类“真实”的解释，也都有独到之处，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启人深思。最重要的是他对几种“因果”的阐释，也有必要大致捋一捋他的思路，因为对“因果”的解释直接导出了“神实主义”。

按照阎连科的喜好程度，由强至弱，排序应该是内因果、半因果、零因果和全因果。不消说，全因果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有两种，一种是“事物经过的因与果”，叫“外真实”;另一种是人物意识与行动的因与果，叫“内真实”。⑤全因果小说的局限是所写为社会人，所用为集体经验。零因果小说主要指卡夫卡一类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另类分子，经验很突兀。比如格里高尔毫无来由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甲壳虫，K毫无来由突然就不知道他去城堡干什么，戈多明明在等什么，但等了半天竟不知自己究竟要等什么。阎连科最欣赏的是半因果，像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因果关系处理上处于全因果与零因果之间，经验上处于文学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与全因果人物小于社会、历史，人物只能反抗历史与现实相比，半因果小说中作家透视社会、历史，社会、历史不大于人物，社会是人的社会，但人不一定是“社会的人”。⑥当然，阎连科还有更细致的分类和分析、解释，也有更细微的作品辨析和感觉体验，恕不再罗列。概括来说，他的“神实主义”的灵魂就在他的半因果与内真实分析过程中。

二

阎连科的“神实主义”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一来，“神实主义”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摒弃了19世纪全因果“由社会去透视人”的方法，是20世纪零因果、半因果“由人去透视社会”结合的产物。因此，从目的上说，“神实主义”不单是为了更深刻认识社会（荒谬、复杂的深层现实）;也不单是为了剖析更为复杂、荒谬的人的存在，而是更为渴望如现实一样，把人与世界视为不可分割、剥离的一体。“神实主义”的故事内驱力不能离开全因果、半因果、零因果的支持，但更多仰仗“内因果”的发酵与推进。阎连科说，故事中内因果深层逻辑的确立，正是它与荒诞派、后现代、超现实以及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写作在实践中的最大区别，是“神实主义”在整个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赖于个性独立的根本所在。二来，在叙事选择上，“神实主义”倾向于探索“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是人的灵魂、精神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所以，“神实主义”叙事没有从头至尾的逻辑，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

此“神实主义”理论中的许多实质性内容，在经典叙事学理论著作里其实早有涉猎。阎连科“神实主义”的几个“因果”、几个“真实”，无非强调“叙述距离”和“叙述视点”，无论经典现实主义还是经典现代主义，作为叙事方法，都是通用的，也就不可能超越于现实主义文学及其批评理论大厦而存在。布斯的叙事人称理论，相关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自不必多说。单是热奈特对“叙事时距”即参照点或“零点”的研究，便已经包含了阎连科“神实主义”几乎所有特点。从热奈特用到的《小径分叉的花园》《追忆似水年华》、古希腊神话等例子来看，热奈特先把故事拆分成若干叙述段，用数字和字母标注清楚，然后列成数学公式般的时间表。这种对叙述段落的处理方式，即是出于尽可能地把文本还原到与叙述内容相对应的状态，也就是找到所谓“参照零度”或曰“等时叙事”的状态。⑦因为无论是作者的写作过程，还是读者的阅读过程，都有对真实场景的回想或想象，而这种回忆是基于对真实的感受的。“零度”状态，在我看来是最接近真实（叙述内容）的叙述方式，也是所有时间倒错、时距长短等叙述状态变化的参照点。“参照零度”这一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就在这里，这里面已经触及到了“神实主义”的“内真实”。

阎连科郑重推出了他挚爱的《河的第三条岸》并做了细微解读，看似“坐实”了“神实主义”，其实正相反，甚至依照他的解释，可能还意味着对自己小说已经形成的思想的颠覆。当然不能用理论的高度抽象性来要求小说家阎连科的感性认识，这是必须强调指出的一点。不过，阎连科的“神实主义”与其创作的深度错位不止于此。在建构他的“神实主义”时，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短篇小说《河的第三条岸》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不但极尽所能分析了该小说，还照录了该小说全文于其著作中。其实这篇小说只不过是用意识流方式叙事了中年主人公既逃避婚姻又割舍不掉亲情父爱的故事，按照阎连科批判民间世相小说的说法，罗萨的真实属于普通人生经验之真，在阎连科所谓“全因果”范畴内。溢出全因果的是小说中父亲在河上不停漂泊半生却又不愿回家的情节，可以当作叙事方法来理解，是把父亲“逃避”和“留恋”这个情感趋向，通过想象把它细节化、过程化、人生流程化，从而形成父亲一类人物人生处境的剖面，读者从细节体验中被感染进而产生心灵冲突。再怎么解释，这本属于人类固有劣性的叙事，相对而言，是静止的、封闭的、固有的，不可能包含进动态的、剧烈的、残酷的，甚至对个体来说是毁灭性的强势话语错置而导致命运巨变这样的“大”命题，如此特殊潜意识也就上升不到整体叙事的“神实”层面。

三

由此联系到他几部重要长篇小说的具体创作实践来审视，如果彻底剥离现实主义文学中极具批判性和反讽性价值的疾病隐喻叙事——这一点其实也是对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方法的化用。即是說剥离掉他建构“神实主义”的几个“因果”和相对应的几个“真实”来分析，那么《坚硬如水》《日光流年》《受活》《炸裂志》，一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副摸样。

其一，高爱军与夏红梅的“革命疯魔症”，就只是两个臭味相同个体基于畸形权力而生的私人欲望，两程故里这个村子作为一个整体，就没有必要为他们两个的疯狂、狂想、魔症承担价值后果。紧接着，那种意识暴力所形成的农村社会结构性文化形态就不可能具有“连续性”。这个逻辑起点一旦遭到自我颠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成了虚无缥缈的存在，“历史”也便被虚无化。那么，后来三姓村（《日光流年》）为“活过四十”的集体性疯狂，受活庄（《受活》）为了“退社”残疾身体集体性地遭遇“人身羁押”，以及炸裂村（《炸裂志》）在人伦和文化秩序上整体性毁灭等内容就不会发生。道理很简单，“神实主义”的核心在于叙事必须起于“内真实”而止于“内真实”，这种主要由“零因果”“半因果”合成的叙事，不可能构建出坚实的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思想大厦。它只会像《河的第三条岸》或《母亲的心》（民间故事，在《发现小说》中也作为作者核心论据被原文照录来分析的文本）那样，展开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潜意识波动，一个人或一件事之外别无他物，也容不了他物。

其二，阎连科的重要长篇小说叙事，究其思想意图而言，主要指向半个多世纪中国现代革命史和农村社会变迁史，并在这两者之间探索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农村真相、农民真相。其病残隐喻之所以以整体形式出现，而不是像启蒙视阈下中国现代文学和19世纪颓废派文学中的个体、局部疾病隐喻出现，是因为他的叙事镜头创造性凝聚了不同于中国现代历史和现实，也不同于19世纪西方历史和现实的新经验。也就是说，阎连科叙事中的个体，既不在启蒙话语的框架内，也不在早于中国的资本市侩主义社会语境中，他们是被经济主义话语打碎的无主体芸芸众生。这种个体本质上代表特殊民族、特殊时代、特殊社会、特殊阶层，是一个社会庞大基座的表征。

如果以“神实主义”更适合制造审美陌生效应和彰显叙事手段的新异为旨归，所得只能是形式主义谈资，而不会是思想的启迪。

说到底，目前为止，尽管从想象的奇崛程度、视角选择的突兀性和对对象的诡异、变形、残忍的感受体验角度看，阎连科的小说叙事，似乎不同于通常我们习惯接受的现实主义文学。但他的小说创作思想仍属于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充其量，像教科书里界定巴尔扎克那样，给阎连科加上“批判”二字，变成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另外，依据其小说独特的整体性病残隐喻，将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推进到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机制阙如的深层，接近追问人的现代化在哪里这个境界，他的小说或许叫“现代批判现实主义”更为合适。但无论如何，与他自己的“神实主义”似乎没有太多逻辑关系。

“神实主义”作为作家言，毋庸置疑，对于启发读者反思地鉴赏、辩证地审视一般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对甄别普遍滑向现象化、庸俗化⑧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确不无裨益。但我们的研究如果图省事，以“神实主义”或因为“神实主义”，而格外制造个人本位的趣味主义、“进化论”文学市场，则不单是避重就轻，甚至会掩盖历史、逃避现实。与蒂博代呼唤“大师的批评”的背景完全不同，尽管我们并不缺少“作坊的批评”，也不差被分割的批评区域或等级化，但我们更缺少的是进入社会现实肌理的现代性叙事与现代性批评，而不是撰写“个体生命冲动的形式”的“纯批评”，也缺少把“纯批评”与“纯诗歌”视为等值并当作文学“本质问题”的文化机制和普遍社会心灵。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注释：

①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许若文：《﹤四书﹥中的零因果与撕裂现实主义的文体》，《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王尧：《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神实主义”——﹤发现小说﹥与阎连科的小说创作》，《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6期;丁帆：《在“神实主义”与“荒诞批判现实主义”之间》，《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1期;邓淦元：《“神实主义”视野下的乡土文学——以阎连科短篇小说为考察》，《阴山学刊》2019年第3期;王岩：《阎连科的“神实主义”书写》，《戏剧之家》2017年第17期等。

②③④⑤⑥阎连科：《发现小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7页，第14页，第8-20页，第95-96页，第130页。

⑦[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⑧有关今天走向现象化、庸俗化的详细论述，参见牛学智：《路遥的现实主义与今天走向现象化的“现实主义”——从﹤早晨从中午开始﹥说开去》，《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

（作者单位：郑晓婷，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宁夏职业技术学院;牛学智，宁夏社会科学院。本文系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社会分层与重要作家文学叙事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NXBZW02;2018年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培养工程项目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