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从小山村中走出来的工程院院士，是一位癌症领域的重磅级学者，也是我国未来医学发展的一位拓荒人……

“永远向前走，否定到最后”。有人说他就像“苦行僧”一样，在自我批判中成长，所经之处均是历练。一路走来，他早已功成名就却从不自满，坚持做一个敢于对自己说“不”，敢于对不完美的医学体系说“不”，敢于对流言蜚语说“不”的人。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

山村中走出的“战士”

“表哥比我大三个月，我俩是同桌，总是相互竞争、相互较劲。我们拼‘两个第一，考试交卷第一，分数第一。有一次刚考到一半，我看表哥在拧笔筒，不禁心中大惊：‘他要争交卷第一了！我立马就把没写完的试卷交了上去。那一次，我还是得了‘两个第一：交卷第一和成绩倒数第一。”樊代明院士风趣地说着小时候的趣事，好像还保留着那份孩童时代的“纯真”。“我从小学一直到中学，成绩几乎都是年级第一，只有音乐和体育不行。音乐不好是因为天生五音不全，体育不好是因为吃不饱饭和营养不良，这样的我，怎能考好体育？”

显然，樊代明的童年过得并不好。“自然灾害”“大跃进”“文革”，我们这代人只在历史书上看过的事件，却真实地让那一辈人饱尝生存的艰难。一家八口，全靠父母辛勤耕作才得以勉强度日，贫寒的家境和需要照顾的弟弟妹妹，也让童年的樊代明意识到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摆脱困境。谁都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路要走，樊代明亦是如此，儿时的他也只是简单地想跳出生活的窘境，以后当个乡长，让家人每天都能有白米饭吃。

“文革”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樊代明回忆起那段黑暗的时光，“每天扛着锄头不是挖地就是除草，每天还要从农家的粪坑挑一百斤大粪，一担又一担地挑到农田去给庄稼施肥。白天很累，晚上就睡在地坝上数星星，第二天起来接着干活”。当时，乡里的领导要砍樊家门前的一棵古树，为自家盖房子。这激怒了樊代明的父亲，两人大吵一架，樊家也因此得罪了领导，此后便遭到处处报复。县里要培养民办教师，有名额却不让樊代明去;村里要招赤脚医生、培养柑橘嫁接员，甚至村办小煤窑招记账员，都不允许樊代明参加。可就在1972年冬天，樊代明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他披上一身戎装，自此踏上另一段征程。

樊代明跟随部队驻扎在海拔4800多米的坑道里，条件艰苦，气候寒冷。初到部队的樊代明一开始被分配去养猪，3个月后当上了炊事员，但因为气候条件差，他们一年里有半年时间见不到蔬菜，于是不甘平凡的他在海拔4800多米的地方，研究起了“发豆芽”。功夫不负有心人，樊代明发明的黄豆加热生豆芽法能在恶劣环境下让黄豆正常发芽，也因此他的名字被登上了各大报刊。随后，樊代明当上了卫生员，但在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两位战友不幸被疾病夺去生命，这更加坚定了他走上“医学路”的决心。

部队里走出的“研究生”

樊代明永远记得那天早晨，一位剧烈腹痛的战士被抬进卫生队，可在场的军医们面对病情却束手无策，只能紧急向300多公里外的医院请求支援。可等医疗队到达时，这位年仅18岁的年轻战士已永远闭上了眼睛。还有一位患高山性心脏病心衰的战士经过十几天的抢救，病情却越来越重，奄奄一息的战士吃力地说：“我不行了，但我好想吃新鲜菜啊！”可这里漫山遍野都是雪，到哪里去找新鲜菜？他们最终也没能实现那位战士临终前的愿望……回想起过去的种种，这位已然成为我国癌症医学领路人的大专家，默默地红了眼眶。

还有什么比“医生救不了患者”更令人痛心？樊代明站在战友的墓前，举起手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绝不能让疾病夺走更多无辜的生命。1975年，樊代明获得进入第三军医大学学习的机会。从那时起，他便下定决心：“一定努力学习医学知识，不让悲剧重演！”从此，他便走上了一条无怨无悔的学医之路。

“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作为工农兵学员，上级说我们担负有‘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使命和责任。我们要用很多时间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动不动就野外拉练。”回忆起刚进第三军医大的日子，樊代明带着一丝否定态度。当时开设的课程，在他看来“水分”太多，学不到知识，却耗费着年轻人宝贵的时间，求知若渴的樊代明只得在每晚熄灯之后，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悄悄看书。在部队卫生队就已经自学完大学专业教材的樊代明，在别人看专业书时，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更多方面的知识，哲学、文学、艺术、外语……只要有好的讲座，无论是本校还是外校，次次都有他的身影。在樊代明看来，这些知识在未来肯定能帮助自己更好地走稳专业之路。有一次，副班长找樊代明谈话：“你学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学那些外语，能给人治病吗？”樊代明反驳道：“我学过你们正在学的教材，我外出学到的所有知识都与医学有关，我用你们看电影、打扑克的业余时间学习别的知识，怎么能说无用？”

这份努力和坚持的结果如他所愿，樊代明在大三时参加了全国第一批研究生考试，以全国专业和英语第一的优异成绩提前毕业，成为第四军医大学的首批研究生。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樊代明都用自己扎实的知识基础，认真的学习态度，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过来。直至今天，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他，依旧踏实地前进着。

从研究生到国际学者

“我上完大学基础课就考了研究生，所以临床基础很差。虽然我自认为基础知识很扎实，可到了临床，好像一切都忘了。”樊代明说起刚读研究生那会儿，选了消化科的他，挨导师批评就是家常便饭。因为一次失误，老师在气急之下表示“将来招研究生要招水平高一点的”，可这不但没打击到樊代明，反而燃起了他心中上进的“小火苗”。从此，他更加努力地學习，抱着严谨的态度面对医学、面对患者，只为成为老师最“得意”的学生。

一间灯不太亮，墙壁有些涂料脱落，大约12平方米的房间，就是樊代明当年奋斗的实验室，也叫“消化细胞室”。记录下老师的工作，把患者的标本收集起来放到冰箱，抽空拿出来离心涂片，然后放到显微镜下看有无癌细胞，这就是他每天重复做的事。那时的樊代明没有发表过论文，研究水平也不高，但不甘平凡的他却早已决定将“胃癌”作为毕生研究的重点。

有些实验无法在简陋的实验室里进行;查文献要自己去图书馆一本一本地翻读;文献比国外原版文献落后很多，也不够全面……种种困难都在限制着樊代明前进的脚步。“主要是不了解也不掌握先进的实验方法，没地方学，也没人教。我们只好去外科收集手术切下来的胃癌标本，自己做研究。”当时的那批学者最让人敬佩之处就在这里，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困难永远无法困住他们。

1983年，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招收出国进修生，樊代明又一次争得了“两个第一”——专业英语和专业成绩全国第一，被录取出国进修。由于从事胃癌研究，他便被选送到有着一流治癌专家和研究设施的日本国立癌症中心深造。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条件都与日本相差甚远，那里的一位日本学者说：你们中国医生搞中草药还行，用高科技进行胃癌的诊断和治疗，还是小学生水平……”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他痛下决心：一定要攻克胃癌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可以干得更好！

一次次实验，一次次筛选，樊代明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研制成功了4株人源性胃癌单克隆抗體，这让整个日本学界都为之震惊！日本《药业时报》在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了他的研究成果，大家都为这位中国年轻学者的非凡魄力和工作精神所钦佩。许多国外著名研究机构以提供一流的实验环境和丰厚待遇为条件，希望聘请樊代明并购买他所掌握的单克隆抗体技术，可他却不为所动，毫不犹豫地投身到发展祖国医学的事业中。回国后，他带着同事建起实验室，一年内制作了3万余张病理切片和2万多张ABC免疫酶标等特殊染色片，为中国的癌症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同樊代明爱说的那句话一样，“硕士博士，首先是战士”，他正是以一种战斗姿态，不断迎接人生路上的挑战。

为“癌”挑战传统医疗体系

越来越多的肿瘤专家都会提到一个词，叫作“整合医学”。而这个概念的提出者，恰恰就是本文的主角——樊代明院士。

樊代明院士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医学专业与专科过度细化不利于人类疾病的防治。这个观点遭到不少人的抨击，但向来敢于“否定”的他仍然坚持己见。“医学发展的轨迹离不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医学从最初的单一形态，后来逐渐划分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等部分，到今天呈现出众多细分学科，在助力医生更加专业化的同时，也带来各种问题。”在樊代明院士看来，如今的医学太过“精细”，知识的碎片化以及专科的细分，造成了很多医生的知识储备过于局限，不能在整体层面上为患者做出全方位的诊断。

肿瘤之所以难治，主要是因为它的“异质性”。同一种肿瘤在不同人身上是不一样的;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同一种肿瘤它的细胞群体是不一样的;同一个细胞在不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虽然目前的肿瘤切除手术、放疗、化疗等手段已经很成熟，但它所能解决的只是局部问题，仍旧无法预防或消除患者整个患病阶段可能发生的状况。而且，若是将所有的肿瘤治疗手段一股脑地全用在患者身上，很可能在癌症之前，过度医疗就已经将患者“杀死”了。

面对肿瘤，医生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同一种治疗方法可能对一部分患者有一定效果，但对某些患者则完全无效，甚至会适得其反。所以，研究者们才会执着于肿瘤的靶点、靶位，试图利用“靶向治疗”让肿瘤死亡。但这同时催生了许多问题：“要精准打击癌细胞，精准到哪一个？”“把这个细胞打死了后，对若干个细胞是不是都有很好的结果？”这种微观研究虽然有意义，可它终将接受临床的“考验”。只有为患者治好癌症，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作为医生，樊代明院士认为，只有在了解患者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各项临床数据、证据和不同治疗手段的有机整合，形成适合肿瘤患者的“个性化整合诊治方案”，才能发挥现代医学技术对抗肿瘤的最强效果，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科学的“精细化”。“提出‘整合医学的目的，主要是把现有已知的碎片化医学知识整合起来，提取合理的部分，形成新的医学体系。”樊代明院士表示，通过这种挑战传统医学体系的方法，不仅能够促进我国的医学发展，提高医学水平;更重要的是可以为患者减少疾病和治疗过程中的痛苦，同时也降低治疗费用，减轻患者家庭负担。

其实，网络上流传着很多有关樊代明院士的谣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人生中有过几次大红，也有大紫。”有人曾问：“为何有人对你如此纠缠不休？”他回答：“因为他们心里有我。”那人又问：“你是如何做到面对流言蜚语却仍旧如此泰然的？”他笑道：“因为我心里没他们。”

（编辑    董   玲、姚宇澄）

受访专家

樊代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法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现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亚太消化学会主席、空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院长、肿瘤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消化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第四军医大学校长、中华消化学会主任委员等职。中国共产党十四大代表、第十一届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首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得者。长期从事消化系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并致力于医学发展的宏观战略研究，在国际上率先提出整合医学理论并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