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飞

中国大学为什么热衷于改名？哪些大学的校名改了又改？如何改一个与时俱进的校名？

长安大学和长春大学谁才是“长大”？北京工业大学和北方工业大学谁才是“北工大”？“华农”到底是华中农大还是华南农大？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高校简称频繁撞车，这种中国特色甚至惊动了教育部 ——2015 年，泸州医学院改名四川医科大学，四川大学随即向教育部发函抗议——川大下属的华西医学中心俗称“川医”，与泸州医学院改名后的简称相同，校友们此后自报家门可能会面临不小的尴尬。

与川医相比，南京大学学生的愤怒更让人同情——一直自称“昌大”的南昌大学，2015 年突然在学校章程中把简称改为“南大”，但南昌的简称是“洪”或“昌”，改成“南大”实在可疑。

中国大学简称为什么老爱撞车？原因很简单，全国两千多所公办高校中，过去20年有近一半改过名字。尤其近6年中共有472所高校改名，占总数的23%。由于修改后的校名大多模糊难辨，地域和功能往往重合，撞车成为必然趋势。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这么爱改校名？

中国高校的改名热始自上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高校名称多模仿苏联，综合性大学较少，大部分是各部委下属的专业院校，校名多为“地名+专业”，如北京钢铁学院、兰州铁道学院等，校名极少冲突。1978年后，由于体制调整，上一级管理机构变更后下属院校相应改名。如大连铁道学院原本隶属铁道部，交还辽宁省后改名大连交通大学;第一军医大学退出军队序列后移交广东省独立办学，改名南方医科大学。

体制调整影响的只是一小部分，像郑州粮食学院先变身郑州工程学院，又改名河南工业大学，就很难用体制原因解释。

真正推动改名潮的是90年代后的高等教育市场化。改名最直接的好處是招生，学院改名大学，录取分数就能上几个台阶。例如2015 年西藏民族学院改名西藏民族大学，在河北省的录取分数比上年提升12分;兰州商学院改名兰州财经大学后，在河北、江西、河南的录取分数也分别比上年提高了5分、6分和8分;2012年山东经济学院与山东财经政法学院合并改名山东财经大学，当年该省二本录取分数飙升30 分。

普遍的改名潮中，很多学校不改也得改。据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回忆，华中师范学院原来就不想改名，但在教育部门编制的高校名录上，由于保留“学院”名称，华师排在了很多不知名的“大学”之后，影响了招生质量，不得不随了大流。

除了提高招生质量，更大的动力是钱。单科类学院的资金投入、专业建设、实验设备、师资力量和综合性大学差距很大。升为综合性大学后，可设硕士点、博士点，获得更多办学经费和项目资助。以泸州医学院为例，改名后学校由17个二级院系、20个本科专业，调整为12个院部、25个本科专业，好处非常明显。

据相关规定，“学院”升格“大学”，必须满足“主要培养本科及本科以上人才;在文科、政法、财经、教育、理科、工科、农林、医药等八个学科门类中，以三个以上不同学科为主要学科;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五千人以上”，但很多学院其实无法满足这些条件。

促使学院们急于升格为大学的真正动力，可能是相关领导的行政级别——学院改为大学后，校长级别由副厅局级直接升为正厅局级，跨过很多同侪一辈子都跨不过的门槛。受益的不只是校长，高校更名也是地方政绩——2014 年5月，泸州专门成立“推进泸州医学院新区建设和更名工作领导小组”，担任组长的不是校长，而是泸州市委书记。

仅仅提高级别显然不够，想让校名有吸引力，还要尽量圈住更大的地。以市命名的高校最好改成以省为名，制造省属高校错觉的同时又模糊了学校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比如 2013年河南信阳、安阳、周口等七所地方高校更名，新校名都以“河南”开头。

就算不能以省为名，至少得改成半个省，如烟台师范学院改名为鲁东大学。以省为名的高校则要尽量改成以中国为名，比如浙江美术学院改名中国美术学院。如果不能改成中国，则至少要改成小半个中国，如太原机械学院先改名为华北工学院，又改名为中北大学，第一次看到这个校名的人很难想到它坐落于太原。

尴尬的是，带“中国”“中华”“中央”字样的高校已有二十余所，几乎将各个学科领域瓜分殆尽，“华南”“华北”“中南”“西北”等覆盖大区域的高校也有50所，很难再圈出新地。一些高校为了变大，甚至圈到了别人的地盘，例如地处华东的曲阜师范大学，就曾一度准备改名“华北师范大学”。

这当然也难不倒中国的大学校长。汉语组合方式丰富，只需颠倒文字顺序，即可用“东华”“南华”“西华”“北华”继续圈地，或者起用少人问津的“北方”“南方”;实在不行还可以把校名与山川江海绑在一起。

不过，校名也未必越大越好。2003年北方交通大学改名北京交通大学，虽然地理空间缩小，但是更强调“北京”这个重要身份，而以北京冠名的高校，办学层次大多不低。但用不用这一招要看城市的牌子够不够响，除北京、南京、哈尔滨、西安外，其他城市少人问津。

仅靠圈地，蛋糕还是会很快分完，但学校专业上还可以做文章，通常的做法是：钢铁、轻工、纺织、化工、机电改名“科技”或“工业”，石油、矿冶、煤矿、水电、地质改名“工程”或“理工”，铁道改名“交通”，水产改名“海洋”，银行改名“金融”，师范改名“文理”。步子迈得最大的，是原名河北地质学院的石家庄经济学院。

这种改名法虽让很多学校脸上有光，但也让一些名校感到委屈——中国高校中带“理工”字样的有32所，几乎每省都有一所“理工”大学。而在这32所带“理工”字样的高校中，属于“211工程”的仅有7所。

与公立大学相比，民办大学也有自己的高招。上世纪80年代成立的海淀走读大学，因为没有宿舍，学生每天回家而被北京市民戏称为“海跑儿”，学校招生和学生就业都饱受歧视。但2003年这所学校改名北京城市学院，并计划于未来改名北京城市大学，再也不见当年“海跑儿”的影子。

不过，改名潮中也有学校失足落水。最著名的是西安公路交通大学改名长安大学，这个民办气息十足的新校名使学校声望一落千丈，改名前录取线超出一本线70分以上，改名十多年，录取分数仍远低于原有水准。

当然，改错名字也可以走回头路。1994 年，两所国家重点大学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合并，成立“四川联合大学”，但新名字严重影响了招生质量，1998年，“四川联合大学”再度改名“四川大学”。

频繁更改校名并非世界通例，在东京郊区稻田创办的早稻田大学和位于两河交汇处牛车渡口的牛津大学，至今抱残守缺，沿用乡土气息浓郁的创始校名。为了铭记校史，早已成为美国顶尖公立综合性大学的德州农工大学 Texas A&M University也仍在校名中保留着Agriculture和Mechanics的缩写。

中国大学校名普遍的大气魄、大格局，让西方名校显得异常寒碜，例如培养了五位诺贝尔奖得主、九位菲尔兹奖得主和五位法国总理的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就因为吃了校名的亏，初次来华寻求合作时被北大以“专业对口”为名推给了北师。

而巴黎高师的学子有时也反过来误会中国的大学——他们来中国访问顺便当外教时，往往推己度人，认为名字里有“师范”的都是当地顶级学府，结果追悔莫及。

（沈东杰摘自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