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逸鹏，郑文俊，袁道阳，王伟涛，张培震

1.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广东省地球动力作用与地质灾害重点实验室，广东 珠海 519082；2.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广东 珠海 519082；3.兰州大学地质科学与矿产资源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0 引言

横贯中国大陆呈东西向展布的中央造山带(秦岭-大别-苏鲁造山带)与南北向展布的南北地震带(贺兰山-龙门山-川滇构造带)在西秦岭形成交汇的巨型“十字”构造区(张培震等, 2013; 董云鹏等, 2019)。西秦岭在印支期就奠定了造山带内部的地质单元基本配置与构造格架；中—新生代以来，受特提斯构造域、古亚洲构造域和太平洋构造域等三大构造动力学体系共同作用，成为华北地块、华南地块和青藏高原交汇、衔接和转换部位，由于区内岩石单元成分复杂，构造变形样式繁多，叠加有不同时代的造山事件，因此又被称为“西秦岭构造结”(张国伟等, 2004)。此外，现今的西秦岭还是中国大陆东部与西部地壳结构、地壳厚度和地球物理场发生变化的梯度带和地貌过渡带(张国伟, 2015)，其内部新生代以来的构造变形和地球动力学作用引起了国内外地学界的广泛关注。

在地貌上，西秦岭其从西向东“渐变”的地貌与青藏高原东缘(川西地区)平顶陡坡的“突变”地貌状态完全不同。因此，Clark and Royden(2000)提出的管道流(Channel Flow)模型认为，由于西秦岭的地壳物质相对较为软弱，主要以塑性流变为主，中—下地壳物质沿着秦岭向东流动，并未受到刚性块体的阻挡，因而沿秦岭造山带走向的地形高差并不明显，呈现出模糊的“渐变式”地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