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中华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城市与环境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3)

0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借助跨国并购获取发达国家企业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能力，推动创新发展[1-3]。在并购整合中，企业实现既定创新战略需以双方知识共享、融合和新知识创造为基础，而目标方知识员工是重要知识载体和知识源泉[4-5]，但因目标方人员不信任、不配合等导致并购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5]。由此，应对目标方知识员工进行有效引导、激励和约束，促使其留任，并提升其知识协同与创造积极性。在并购实践中，一些国内企业通过选择适宜的知识治理模式，合理搭配治理机制，顺利获得目标方认可，进而实现创新突破，取得双赢效果，形成了诸如吉利并购沃尔沃、蓝星并购安迪苏等一批精彩案例。鉴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正风起云涌，有必要对这些成功实践进行总结、归纳，在理论层面总结规律，以期为后续并购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由于知识治理在促进组织知识活动、提升组织创新绩效中有着突出实践效果，因此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形成了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目前，学者们从不同视角、针对不同情形对知识治理与创新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如Husted&Michailova[6]分别对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发放问卷并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知识治理在3种组织情形下均可显著提升组织创新绩效；Zhao等[7]针对企业间网络开展研究，并检验了网络焦点企业知识治理与整个网络创新绩效的关系，发现二者显著正相关；刘冰峰和王笑梅[8]以一般企业为研究对象，以结构方程模型为工具，发现知识治理能力能有效提升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与上述从组织视角开展的研究不同，曹勇和向阳[9]、赵旭和刘新梅[10]则从企业员工视角出发，对企业知识治理与员工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尽管上述研究卓有成效，但总体看，当前研究更多集中在检验知识治理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对企业如何通过知识治理提升创新绩效，即如何针对不同创新情形匹配最适宜治理模式的解释不足，尤其缺乏对跨国并购中知识治理模式选择的探讨。

在发达国家企业实施的创新资源寻求型跨国并购中，企业创新过程往往具有双元创新的典型特征[11-12]，即企业在并购整合中同时进行开发性(exploitative)和探索性(exploratory)两种不同创新活动[13-14]。一方面，企业需要提升已有管理和技术水平，实现对现有产品的优化和升级，即通过开发性创新在既有市场中获取利润；另一方面，企业还需不断开发新知识、研发全新产品，实现对新领域的“抢滩”，即通过探索性创新拓展未来市场和利润空间[15]。但由于两种创新思路和方式迥异，开发性和探索性创新间冲突也显而易见[16-17]，而在并购带来企业组织架构重整的情形下，两种创新关系的处理不论对理论研究还是管理实践都十分棘手。不仅如此，双元创新作为一种典型知识活动，并购整合中更需选择与之匹配的知识治理模式，才能确保创新战略顺利实现。然而，梳理已有研究，尚未发现有文献针对跨国并购中的双元创新方式及其与知识治理模式选择的内在联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跨国并购双元创新特征下，中国企业为提升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如何进行知识治理、如何选择适宜的知识治理机制，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是理论研究亟待探索的问题。本文以中国企业创新资源寻求型跨国并购为研究对象，从双元创新视角出发，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探索企业在并购中如何进行知识治理机制选择，旨在总结、归纳并解释企业跨国并购中成功的知识治理实践，以期为我国当前如火如荼的跨国并购提供借鉴，指导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1 理论基础

1.1 知识治理模式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员工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深刻变化，命令式、支配式管理越发缺乏约束力；同时，知识的隐性特征也带来了知识活动中代理问题[5]。由此，知识治理应运而生。Grandori[18]提出了知识治理的概念，并认为知识治理本质上是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机制、实践，激励、塑造知识行动者的行为和动机，以优化组织知识的活动。根据知识治理研究框架，治理目标和机制构成了本文知识治理模式的核心内容[19]。

在不同具体情形下，企业知识治理目标并不完全一致[20-21]。在中国企业并购发达国家企业过程中，创新具有双元创新典型特征，由此，优化开发性与探索性创新过程及最终绩效成为并购方知识治理的主要目标。此外，Grandori[18]旗帜鲜明地指出，治理机制应该在具体情景与过程中构建，而不应该事前确定，否则就会出现设计谬误(Design Fallacy)。当前，学者们更多将知识治理机制划分为正式和非正式机制，其中正式治理机制(Formal Governance，FG)包括组织结构、工作设计、契约安排、领导方式和激励计划等内容[22-23]，非正式治理机制(Informal Governance，IFG)则包括组织文化、组织公平、管理支持和人际网络关系等非正式约束以及互动等内容[24-25]。

当前，学者们虽广泛认同企业在知识治理实践中应同时注重实施正式和非正式治理机制，但已有研究对企业如何设计匹配治理模式，即如何根据不同治理目标对两种机制进行有效组合缺乏解释，尤其缺乏针对跨国并购这一情形的研究。

1.2 跨国并购中的双元创新

在日益复杂的竞争环境中，企业往往需同时擅长开发性和探索两种创新活动，成功的企业往往能够同时实现开发性和探索性创新，即双元创新。如果仅致力于开发性创新，虽可提升短期绩效，但却会因不能充分回应环境变化导致“成功陷阱”；如果仅致力于探索性创新，虽对企业长期竞争优势十分重要，但企业可能会因陷入长期、无回报的研究而落入“失败陷阱”[14-15]。然而，实践中企业实施双元创新往往困难重重，因为两种创新行为会争夺财务、人力、管理层关注等企业稀缺资源。双元创新理论在创立之初，便将如何有效处理开发性与探索性创新之间的竞争性、实现二者共存与平衡问题作为核心研究命题[26]。目前，在已有研究中，结构分离式双元创新成为理论研究中的一种重要双元创新方式[27-28]，即通过企业组织内部结构分割，将两种创新分置于不同部门内，以实现齐头并进。但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在企业组织架构稳定状态下，很难真正实现内部结构分割，两种创新的竞争性依然无法有效协调[29-30]。

与组织结构稳定状态下的企业不同，跨国并购中的企业往往需要将两个原本相对独立的企业整合为新的企业组织，而这种整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对并购交易刚完成的企业而言，其内部组织结构在一段时间里呈现为相当程度的分离状态，从而使企业实施结构分离式双元创新成为可能。此外，一些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市场环境变化，通过侧重开发性和探索性创新中的一种，同时兼顾另一种的方式，也实现了两种创新共存与平衡。例如，京东方通过跨国并购，着力在既有TFT-LCD领域进行产品创新和升级，同时兼顾多元化布局，如今已成为行业领导者；并购后，蓝星集团在保留既有业务的同时，大力推进安迪苏在新领域进行“播种”，目前已经进入多个全新领域，取得了显著效果。对于上述现象，结构分离式双元创新尚缺乏解释力，而理论研究对其中原理的揭示也较为匮乏。

在创新资源寻求型跨国并购中，中国企业采取了哪些方式实现探索与开发性创新共存与平衡？目前少有研究对比进行梳理和总结。为此，本文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功案例，探索和归纳其双元创新实现方式，进而考察不同双元创新方式下的企业知识治理模式选择。

2 研究方法

2.1 方法选择

本文选择多案例研究方法，原因如下：①从研究目标上看，本文意在对跨国并购中企业成功的知识治理实践进行归纳和提炼，总结企业在该情景下知识治理模式设计和选择规律，属于理论构建性研究，而案例研究方法的突出优势就在于理论构建；②从研究问题上看，本文研究在跨国并购整合中，企业为实现开发性和探索性创新共存与平衡，是如何进行知识治理的，即如何选择治理模式，这属于“如何(how)”类的问题，相较而言，案例研究最适合用于回答“why”和“how”类的问题[31]；③相对于单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可靠性更高，结论也更具普适性[32-33]。

2.2 案例选择

案例选择应符合研究需要，且具有足够代表性。本文从以下方面考虑案例选择范围：首先，企业跨国并购包括市场进入、资源获取等多种战略，而本文研究对象为创新资源寻求型；其次，考虑到行业差异和目标方所在国与我国的文化差异，为增强案例代表性，所选案例应分布在不同行业且目标方来自不同国家；最后，由于并购整合和创新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应选择并购交易完成一段时间的案例。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设定案例筛选标准为：①所选案例并购战略和并购类型应是创新资源寻求型并购；②并购方企业分布在不同行业，目标企业来自不同国家；③并购事件发生在2000—2012年间。基于上述标准以及数据可得性，本文最后选择4个典型案例，具体信息见表1。

2.3 资料收集

案例数据主要来自半结构化访谈、文档资料和直接观察3种途径。3种案例数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三角形[33-34]。获得原始资料后，借助Nvivo软件对所有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电子化，形成案例研究资料库，从而保证研究的可重复性。各案例具体数据来源情况见表2。

表1 案例基本信息

表2 案例数据来源

2.4 案例数据编码

本文采用斯特劳斯和科尔宾[33]的经典质性材料分析步骤，即通过贴标签、概念化、范畴化三步，对原始资料进行编码，逐步提炼概念，并寻找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予以关联，直至得到最终范畴。编码过程示例如图1所示。

图1 案例数据编码示例(案例A)

3 跨案例分析

3.1 跨国并购中企业双元创新方式

案例分析与跨案例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形成了3种不同双元创新方式。其中，京东方并购Hydis是以开发性创新为主、探索性创新为辅，吉利并购沃尔沃和三一重工并购普茨迈斯特是同时并重两种不同创新行为，而蓝星集团并购安迪苏则以探索性创新为主、开发性创新为辅。这一发现可以由表3展示的证据予以说明。

在既有双元创新研究中，通过内部结构分割将两种创新分置于不同部门，从而实现开发性和探索性创新并重的结构分离式双元创新备受学者们关注，但也充满争议。支持者认为，企业通过调整结构使两种创新行为在结构上差异化或分离，可以避免两种创新间的直接竞争，从而实现两种创新在组织中并重发展[26-28]；反对者则认为，在组织架构稳定状态下，企业创新体系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企业很难真正实现内部结构有效分割，两种创新的竞争性依然无法有效协调[30,35]。本文案例研究结果表明，一些企业在跨国并购中，通过将开发性和探索性创新分别置于并购方、被并购方创新体系中，进而在并购形成的新企业组织中实现两种创新并重，即并购形成的新企业同时高强度开展开发性和探索性创新。这得益于并购整合的特殊组织情景，因为并购双方创新体系在一段时间内仍保持为相对独立的二元结构，而没有被立即整合，因此具有天然的内部分割，且两种创新分别由两个完全不同创新团队采用各自研发模式推进，从而使探索与开发性创新并存，避免了直接竞争。换言之，在特定企业组织结构情形如并购整合中，结构分离式双元创新是可以实现的，学者们的争论在本研究中得到了有效统一。在本文所选4个案例中，案例B和案例C为此提供了支持。

与既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发现，并购中，企业并不局限于通过结构分离并重两种创新，双元创新实现方式具有多样性。根据双元创新理论，凡是能协调开发性与探索性创新之间的竞争性、实现二者共存与平衡的方式，均是有效的双元创新方式[30]。在案例A和案例D中，企业均是通过重点进行其中一种创新行为，同时兼顾另一种创新而实现双元创新。在案例A中，京东方看到了TFT-LCD市场未来巨大潜力，限于内部资源有限，因此将主要资源暂时集中于该领域，但同时也借助外部关系，在新的领域开展一定合作与探索；在案例D中，蓝星集团看到特种营养剂产品的市场需求可期，通过并购安迪苏实现业务转型，借助并购重点进行探索性创新，但同时并未放弃自身所在领域，依然在既有领域中有所创新和突破。这与理论研究中主流结构分离式以及少数学者支持的情境双元式双元创新均不相同，是一种尚未被理论界关注到的双元创新方式。事实上，通过结构分离从而并重两种创新的双元创新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企业。一些实力较强且处于特殊组织情形下的企业，有能力通过结构分离实现探索与开发性创新并重。但对资源较为紧缺的大多数企业而言，根据市场机会，在某一时段内实施侧重型双元创新，既能实现探索与开发性创新共存，又能避免两种创新在资源上直接竞争，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

由此，本文得到命题1：在创新资源寻求型跨国并购中，企业会根据自身条件约束和市场情况，在3种双元创新方式(开发性与探索性创新并重、以开发性创新为主兼顾探索性创新、以探索性创新为主兼顾开发性创新)中进行选择。

表3 并购中企业双元创新

3.2 并购方知识治理模式

根据既有研究，治理环境、治理机制、治理实施和治理目标共同构成了知识治理的分析框架[19]。在本研究中，知识寻求型跨国并购是知识治理组织环境，具有唯一性；同时，知识治理实施是对知识治理机制随时间的展开过程，是知识治理机制的衍生维度，不具独立性。因此，本文从治理机制和治理目标两个维度区分并购方不同知识治理模式。4个案例知识治理机制和知识治理目标编码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知识治理研究认为，并不存在具有显著区分的单一治理形式，组织模式(治理机制和机制组合)应在具体情景与过程中构建，而不应该事前确定，以免造成设计谬误，有效的知识治理模式应该是一组可运用的控制与协调机制组合[5,18]。然而，在跨国并购等具体情形下，企业为提升创新活动成效，应该如何设计具体治理模式，当前研究未能充分解答。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结合4个具体案例，将跨国并购中形成的3个治理目标与对应的3种机制组合总结提炼为3种知识治理模式，如图2所示。3种模式内涵简述如下：

(1)威权型知识治理。在威权型知识治理模式下，并购方的知识治理目标是优化开发性创新为主，同时兼顾优化探索性创新活动，而知识治理机制组合则以正式治理机制为主，非正式治理机制为辅。在案例A中，京东方以促进与优化自身获取Hydis的管理经验和TCT-LCD技术为主要治理目标，而在治理机制设计上，尽管京东方也采取了一些非正式治理机制，如给韩国员工开设韩国餐厅、通过开展多种非正式活动促进与中国员工的互动交流等，但总体上是以提升薪资待遇、承诺职位稳定、积极开展项目建设等正式治理机制为主。

表4 案例企业知识治理目标与治理机制

图2 并购方不同的知识治理模式

(2)混合型知识治理。混合型知识治理模式下，并购方的知识治理目标为无差别同时优化开发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活动，而知识治理机制组合是正式和非正式治理机制并重。在案例B中，吉利同时以自身已有产品质量提升与产品升级以及优化全新产品联合研发为治理目标。在治理机制设计上，一方面，吉利通过向沃尔沃员工保证不裁员，且日常经营完全放权，保留吉利和沃尔沃两个品牌，共建CEVT等实施一系列正式治理措施；另一方面，通过强调吉利与沃尔沃不是“父子”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寻求沃尔沃员工价值观认同，针对技术员工，举办技术讲座、组织观摩学习，在管理层间实施不定期互访等非正式治理机制。同样，在三一重工并购普茨迈斯特的案例中亦是如此。

(3)合作型知识治理。合作型知识治理模式下，并购方的知识治理目标以优化探索性创新为主，同时兼顾优化开发性创新活动，而知识治理机制组合则以非正式治理机制为主，正式治理机制为辅。在案例D中，蓝星集团以自身进入蛋氨基酸的全新领域以及安迪苏在全新产品领域的创新突破为主要治理目标。在治理机制方面，蓝星集团也采取了一些正式治理措施，如向安迪苏员工承诺不会裁员、在管理上保留安迪苏原有运营体系等。但更多的是实施一些非正式治理机制，如不断向安迪苏介绍蓝星的理念、创业历程和发展远景等；对安迪苏员工始终保持敬重，尽可能避免自身员工有“征服者”的心态等。

由此，本文得到命题2：创新资源寻求型跨国并购中，企业知识治理机制选择服从知识治理目标；根据治理目标不同，形成了侧重正式治理机制、正式与非正式治理机制并重以及侧重非正式治理机制3种机制组合方式；治理目标和治理机制不同组合共同构成了威权型、混合型和合作型3种治理模式。

3.3 双元创新方式对知识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机理

知识治理是企业确保知识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预期成效的制度保证，知识治理目标在于优化组织知识过程，如创新等。创新作为我国企业创新资源寻求型跨国并购中的主要知识活动，一旦确定了不同双元创新实现方式，也就确定了企业在并购整合中的知识治理目标。在本文所选4个案例中，京东方以开发性创新为主、探索性创新为辅实现双元创新，其知识治理目标是以优化开发创新为主；吉利集团和三一重工以两种创新并重实现双元创新，其知识治理目标是无差别优化两种创新；蓝星集团以探索性创新为主、开发性创新为辅，其知识治理目标是以优化探索性创新为主。

进一步地，由于开发性和探索性两种创新活动的思路、方式迥异，企业在优化两种不同创新活动时，需选择适宜的知识治理机制组合。根据双元创新理论，开发性创新的特点是规模较大、集权程较高、管理流程相对严密；探索式创新的特点是对分权程度的需求较高、管理流程较为宽松[16-17]。因此，开发性创新与效率、集权和约束性的关系更为紧密，而探索性创新更多地是借助柔性、分权和开放性文化实现[16,29]。结合双元创新理论与知识治理理论，正式治理机制更多强调通过权威、契约等体现集权特征的治理措施约束人们的行为，其更符合开发性创新特征和需求；非正式治理机制更多强调公平、柔性等体现分权特征的治理措施引导人们的行为，其更符合探索性创新需求。总体看，正式治理机制更适于提升开发性创新，非正式治理机制则更适于提升探索性创新。本文所选4个案例企业对此提供了充分支持。例如，京东方并购Hydis以优化开发性创新为主要治理目标，因此其知识治理机制组合以正式治理机制为主；蓝星并购安迪苏以优化探索性创新为主，因此其知识治理机制组合以非正式治理为主。4个案例中企业双元创新对知识治理目标和治理机制的影响如表5所示。

由此，本文得到命题3：在创新资源寻求型跨国并购中，双元创新方式对并购方知识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过程为，双元创新方式决定了企业的知识治理目标，进而决定了并购方在正式和非正式治理机制中有所侧重，即在正式机制为主、非正式机制为辅，正式与非正式机制并重以及非正式机制为主、正式机制为辅3种组合中进行选择。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本文从双元创新视角出发，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以京东方并购Hydis、吉利集团并购沃尔沃、三一重工并购普茨迈斯特以及蓝星集团并购安迪苏4个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通过规范的编码分析与跨案例比较分析，对我国企业创新资源寻求型跨国并购中的知识治理模式选择问题进行探索性多案例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表5 并购中双元创新对知识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路径

首先，就双元创新而言，一方面，由于在并购整合之初，跨国并购企业内部存在天然的二元结构，因此在创新资源寻求型跨国并购中，开发性和探索性技术创新可在并购方与被并购企业创新体系中同时并重推进。这意味着，结构分离式双元创新在特定企业组织结构情形下能够顺利实现，而学者们之所以存在争论，是忽视了具体企业情形，这种争论在本研究中得到统一。另一方面，在跨国并购中，企业双元创新并不局限于结构分离和情景双元两种方式，而是呈现多样性，企业会根据自身条件约束和市场情况，在开发性与探索性创新并重、以开发性创新为主同时兼顾探索性创新、以探索性创新为主同时兼顾开发性创新3种双元创新方式中进行动态选择。这意味着，尽管双元创新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开发性和探索性两种创新共存，但两种创新的关系并非总是齐头并进的，而是可以动态协调、呈现多样共存方式。

其次，基于知识治理分析框架，从知识治理机制和知识治理目标两个维度看，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创新资源寻求跨国并购中，形成了3种成功的知识治理模式，分别是威权型知识治理、混合型知识治理和合作型知识治理。在不同治理模式中，企业的知识治理机制选择服从知识治理目标；根据治理目标不同，形成了侧重正式治理机制、正式与非正式治理机制并重以及侧重非正式治理机制3种机制组合方式；3种治理机制组合分别对应威权型、混合型和合作型3种治理模式。

最后，创新资源型寻求跨国并购中，企业双元创新方式影响着知识治理模式选择。双元创新对知识模式选择的具体影响路径为：双元创新方式决定企业知识治理目标，而知识治理目标决定企业知识治理机制组合。具体影响机理为：企业知识治理的目的在于优化企业双元创新过程、提升创新绩效，而治理机制服务于治理目标，知识治理目标决定着知识治理机制选择。由于正式治理机制与开发性创新的效率、集权和约束性特征更为匹配，而非正式治理机制与探索性创新的柔性、分权和开放性特征更为匹配，因此当企业选择并重或侧重型双元创新方式时，必须选择与之对应的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机制组合。

4.2 理论贡献

本文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现有双元创新方式进行了补充。本文研究表明，双元创新方式具有多样性，企业可以通过侧重一种创新、兼顾另一种创新的方式对开发性和探索性创新进行协调，实现二者共存。另一方面，对知识治理机制设计和选择方式进行了补充。已有文献仅说明组织应同时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治理机制进行知识治理，未能对组织如何对正式和非正式治理机制进行有效组合进行解释。本文研究表明，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可根据知识活动特征，在正式为主、非正式为辅，正式与非正式并重，非正式为主、正式为辅3种机制组合中进行选择。

4.3 实践启示

从实践角度看，本文研究结论可在以下方面为企业管理提供一些启示：

(1)在创新资源寻求型跨国并购中，一方面，对实力较强的企业而言，可充分发挥并购整合之初企业二元结构特性，在自身企业与被并购企业创新体系中分别推进开发性和探索性创新，实现二者并重，使企业充分享有两种创新回报；另一方面，对条件约束较大的企业而言，根据自身实际条件和市场机会，在开发、探索性创新中有所侧重，在动态平衡中实现二者并存，亦不失为实施双元创新的明智选择。

(2)在创新资源寻求型跨国并购中，选择恰当的知识治理模式可帮助企业实现既定创新战略、提升创新绩效。在实施知识治理过程中，企业应根据所选双元创新方式，设定对应治理目标，即同时优化两种创新过程，或以优化其中一种创新为主；同时，企业还需根据两种创新各自特征，选择相匹配的机制组合，即企业需同时实施强调公平、柔性的非正式治理机制以及权威、契约的正式治理机制，或在两种机制中有所侧重，以实现企业创新活动成效最优。

4.4 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尽管本文尽可能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但所选4个案例多集中于传统行业，未能覆盖互联网企业、软件开发与设计等新型行业；另一方面，尽管本文采用了多案例研究方法，但相对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多案例研究样本量依然很小，外部效度检验不足仍然是研究的最大缺陷。

后发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创新资源寻求型跨国并购，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方向。未来研究可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整合中的知识治理独特性展开研究，如哪些治理措施和治理机制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并购、知识治理对知识活动的影响机理以及企业通过并购实现创新突破的机理等，现有文献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较为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