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智锋 陈宜

摘要：譚延闿擅长写楷书，且行、草亦精，尤以颜书誉满天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谭延闿传世作品，从谭延闿书法艺术渊源出发，讨论谭延闿书法艺术特色。谭延闿书法艺术的精华在于其专学颜真卿书法，但能从历代书家书法中汲取营养，并博采众长而化为己有。同时，文中选取了部分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谭延闿手札，梳理和介绍了谭延闿的书法交往历史。

关键词：谭延闿  书法  渊源  特色  交往

民国时期，国民党内有吴稚晖、谭延闿、于右任、胡汉民等四位擅书的元老高官，分别擅长篆、楷、草、隶，其中谭延闿就擅写楷书，尤以颜字誉满天下，最为世人所知的就是中山陵前碑亭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24个遒劲浑厚的颜体大字。正因谭氏楷书颜字盛名远播，以致大家每论谭氏书法只言楷书，殊不知其书法行、草皆精。

一、艺术渊源

谭延闿（1880-1930），字祖安，号无畏，湖南茶陵人，为清末重臣谭钟麟的庶出三子。1904年参加清代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会元，殿试登科，赐进士出身，授翰林编修。1906年任长沙中路学堂监督，1909年任湖南谘议局议长， 1911-1920年间三次督湘，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北伐，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有《组庵诗集》《慈卫室诗草》等著述行世   。

关于谭延闿书法渊源，有人以为谭延闿书法“几经变化，年幼时学赵松雪、刘石庵，之后师法鲁公行楷尺牍，兼学东武（杨肇）、松禅（翁同龢），30岁专习颜书，参以钱南园笔法，以《麻姑仙坛记》为日课”  ，已得颜书精华。1934年，黎叔平（名泽清）在整理交付出版的谭延闿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第125通后曾说：“谭祖安丈一生致力颜书，尤喜临麻姑坛记，峻拔温润，深得颜书神髓”   。而马宗霍《书林藻鉴》“谭延闿”条有：“《霎岳楼笔谈》祖安早岁仿刘石庵，中年专意钱南园、翁松禅两家，晚参米南宫（米芾），骨力雄厚，可谓健笔”之论   ，更加完整地介绍了谭延闿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诸人皆以为谭延闿书法艺术师法颜真卿，但看法又稍异，具体如何？尚须从谭延闿的生活经历、艺术作品和鉴藏论辩中寻找答案，才能找到其书法艺术的发展轨迹。

谭延闿出身于清代官僚世家，其父谭钟麟历任陕西、浙江巡抚和闽浙、陕甘、两广、直隶总督，是满清王朝的重臣，因此，谭延闿自幼就接受传统教育，走上了科举功名之路。清代科举尤重士子的书法，作为考取功名的敲门砖和见面礼，书法是当时每个应考举子的必修课，因而馆阁体书法当然是谭延闿学习的第一课。谭延闿入塾后，其父规定他三天要写一篇文章，五天要写一首诗，还要练写几页大、小楷毛笔字。

同时，谭钟麟与同光帝师、书法大家翁同龢交谊甚笃，二人常有书信馈赠往来，且谭钟麟对翁同龢的书法十分推崇：“本朝诸名家，直突平原（颜真卿）之上，与宋四家驰骋者，南园（钱沣）、道州（何绍基）、常熟（翁同龢）而已”  ，因此谭延闿青年时期的书法功课中有不少对翁书的临摹学习。1909年谭延闿、谭泽闿兄弟将翁氏致其父的信札编成《春及草庐藏翁帖墨迹》公开问世，谭、翁的往来信函正好印证了此事。当时，谭钟麟借与翁同龢交往的机会，将翁同龢的信笺汇集整理，并在眉头页末进行评点， 交给儿子临摹学习，天长日久，谭延闿的书艺大有精进，深得翁字真髓，并得到了翁同龢的高度评价。1892年11月2日，翁同龢在给谭钟麟的信中说：“三令郎伟器也。其笔力殆将扛鼎。入泮可喜，行即腾骧”  ，并在1897年的日记中仍提到谭延闿的才学：“尹佩之[芝]编修来（铭绶），以复文卿函并李东阳字卷交寄。尹乃文卿孙婿也。此人有才气（言文卿第三子，年十九，才学并好，其次孙得拔贡矣）”  。可见，谭延闿自幼即从翁书中窥得书道门径。

实际上，谭延闿平生用力最勤的还是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其中1921年12月14日在上海闲居时临完赠予其姻亲黎叔平夫妇的第125通   ，因为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最为知名，惜原本已毁。1932年，在黎叔平整理的这个谭延闿《麻姑仙坛记》125通临本题跋中，谭泽闿详细介绍了其兄谭延闿临习颜书《麻姑仙坛记》的完整经历：“先三兄专临麻姑坛记，盖始于甲寅余兄弟奉母居青岛时。其后乙卯在沪，戊午在郴，书课尤勤最。至辛酉买宅塘山，颇有宾从文宴之乐，偶朝起临写数纸，亦尽数十通。此则临成以贻叔平夫妇者，笔意充悦，盖其合作也。自壬戌于役海南，还都白下，政事日繁，遂无复日课。惟最后为过翁书屏八幅第二百廿通，生平临此碑殆止于是矣。叔平既精装成册，出以见示，并属题后，敬记如此。壬申小满后，泽闿”  。从该题跋中可知，谭延闿专习颜书《麻姑仙坛记》始于1914年，乃是其第一次督湘、政治失意闲居青岛之时。其后1915年在上海、1918年在郴州期间以临习颜书《麻姑仙坛记》为日课，到1921年第三次督湘受挫、寓居上海塘山路时也较频繁，而在1922年追随孙中山后则因事务繁多而逐渐疏怠，最后一次临习则是替过翁所写《麻姑仙坛记》八条屏。此“过翁”就是湖南省博物馆馆藏诸多信札中不断被提及的“过菴[安]先生”——吕苾筹   。可见，谭延闿书法专师颜鲁公楷书的经历是十分清晰的。传世谭延闿楷书中堂庾信《枯树赋》（壬戌，1922年），全然是颜鲁公《麻姑仙坛记》法度谨严的风味，正是谭延闿长时间临习颜体楷书的结果。1926年，谭延闿寓居广州时，也曾以行楷背临黄庭坚、苏轼、米芾、赵孟頫、文征明、祝允明、董其昌等诸家古帖，可见他学书之涉猎宽博，不只是从颜体中汲取营养。

二  书法特色

谭延闿书法特色是极为鲜明的。他的楷书结体宽博，线条饱满，大气磅礴，顾盼自雄，有一种大权在握的气象，正如翁同龢所说力能“扛鼎”，而其行书则醇厚深沉，风神秀朗，神韵生动，颇具米芾、赵孟頫书法的灵动，同时还受到何绍基的影响。在前面已经提到，谭延闿书法艺术的学习对象有杨肇、米芾、赵孟頫、颜真卿、刘墉、钱沣、翁同龢等人。其中，谭延闿楷书专师唐代颜真卿已有详细介绍，且传世谭书横额、牌匾及对联、中堂等书法作品，属于此类风格的极多，皆因颜体外拓沉如磐石，作小字过于挤迫，但大字雄强磅礴。下面，仅就谭延闿书法学杨肇、米芾、赵孟頫、刘墉、钱沣、何绍基、翁同龢等人之处作简单梳理。

杨肇（？-275），字秀初，荥阳人。官至晋荆州刺史，乃西晋文学家潘岳（即潘安）的岳父。善草隶。潘岳《杨荆州诔（并序）》云：“（杨肇）草隶兼善，尺牍必珍，足无辍行，手不释文，翰动若飞，纸落如云”  。虽然史称杨肇擅写草隶，然并未见传世墨迹，认为谭延闿书法兼学杨肇，乃言其书法作品掺入了草隶之意，有晋唐之风，并不能在其书法实践中得到实证。

米芾（1051-1107），字元章，祖籍太原，迁居襄阳，后定居润州。北宋书画家、书画理论家，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创立了“米点山水”，擅各体书，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长于临摹古人书法，可以乱真，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宋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又称“米襄阳”“米南宫”。马宗霍以为谭书“晚参米南宫”，恰有谭延闿秘书朱玖莹先生所藏谭书米芾《蒸徒帖》可资旁证。该帖书于1924到1926年间，乃是谭氏背临古帖之作，当时谭延闿正追随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住广州高第街谭宅。该四屏字味厚神藏、遒劲有力，虽为四纸，气势一以贯之，可谓酣畅淋漓。谭书原文为：

“芾启：蒸徒如禁旅/严肃，过州郡，两人行，寂无声，/功皆三日先就。张提佥、吕大/曹，皆以为诸邑功第一。得/此十二万夫自将，可勒賀/兰。不妄！芾 顿首再拜/提举使君阁下/俊骙先生正之 延闿”  。

而米芾《烝徒帖》原文是：

“芾烝徒如禁旅严肃，过/州郡，两人并行。寂无声，/功皆省三日先了。蒙/张都大、鲍提仓、吕提举、/壕寨左藏，皆以为诸邑第/一功夫。想闻/左右，若得此十二万夫自将，可/勒贺兰。不妄、不妄。芾皇恐。”

谭书《烝徒帖》文字内容与米书原文颇有差异，且书法风格与通常所见有所区别，其笔墨根基仍在颜书，然通篇已别有一种潇洒的神韵贯穿其中，这正是谭延闿学习和吸收米芾书法的创作。朱玖莹先生在最后一屏的题跋中说：“（谭延闿）下笔极不经意，搁笔颇有自得之色”，正是对谭延闿背临米书并较为惬意状态的忠实记录   。此行书四屏乃是送给“俊骙先生”的，此“俊骙”为民国官员钱隽逵   ，雅好书、画。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浙江吴兴人。宋末元初著名书画家，能诗善文，工书法，精绘艺，善各体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赵书秉承传统，却不为陈法所囿，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湖北省档案馆藏有一副谭延闿行书四条屏。内容为：

“永嘉老子貌温如，破帽蒙/头礼数疏。弹指十方归/砚颖，骈头千衲护钟鱼。雪/飘飣坐芦花絮，云叠层/峦贝叶书。古涧长松传美/（美）荫，肯令藤蔓满阶除。/袁清容诗有淡永之致/□卿仁兄雅正 祖安谭延闿”   。

此四屏一气呵成，通篇结体严整、神韵生动，用笔劲挺凝练，用墨丰腴饱满，是谭延闿行书的精品。从风格来看，该四屏确有赵书秀逸之态，且所写内容为元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袁桷传世作品《一庵首座诗帖》卷的最后一节    。论者以为袁桷此帖立意高古，极具法度，结字有晋宋间人风致，潇洒中更具不俗之态。谭延闿写此四屏之书法、文字，足见其自宋元人书法出发，进窥晋唐古意的书法特点。

袁桷（1266-1327），字伯长，浙江鄞县人。官至侍讲学士，自号“清容居士”。元代文学家、书法家，文章博硕，诗亦俊逸。工书法，存世书迹有《一庵首座诗帖》《雅潭帖》等，书法深受赵孟頫学古法思想的影响，从晋、唐中来，尤得力于柳公权、米芾，遒媚劲健、顿挫分明。

谭延闿于庚午年（1930）的白露节用行书写了一幅谢庄《月赋》及李白、杜甫诗卷送人，并说：“书谢赋不能尽纸，更以李杜诗足之，此不先其计之过也”。史树青先生认为该卷“笔精墨妙，一气贯通”。从字体和章法看，此作不仅有颜书的遒劲有力、挥洒流美，还更多地透露出颜书之外的灵动飘逸，已不再囿于颜书的法度，这说明谭延闿在不断追求其书法艺术的新突破      。

无论谭延闿书法是学刘石庵、钱南园、何子贞亦或者翁松禅，其重点都是在反复提示，谭延闿书法艺术的最大特色乃是师法颜真卿。从其所学的四人书法风格和特色来看，其共同的特色就是学唐人书，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学颜书。正如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所说：“写颜字的人，向来不曾绝迹的。宋元之世，无所谓碑学。要写大字，非用颜法不可，那时书家，没一个不从颜字转出来的。苏轼、黄庭坚，各得一体，皆是名家（黄的用笔，纯是颜法，苏是得力于《东方画赞》的），况其下焉者乎”  。2014年，美术史家傅申在一次名为“书法的地区风格及书风的传递 以湖南近代颜体为例”的专题讲座中曾说过：“湖南人学颜书是有深厚渊源的。”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也曾说：“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多出入于北碑、率更间，而吴兴亦蹀躞伴食焉”  。可见，谭延闿学习书法的时候，正是碑学勃兴之时，其书法当然直接受到北碑和唐人的影响。

刘墉书法是谭延闿书法道路上的重要起点，这与刘墉书法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刘墉素有“浓墨宰相”之称，与同时期的“淡墨探花”王文治   为当时书坛代表人物。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就说：“国朝书家刘石庵相国专讲魄力，王梦楼太守全取风神，时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  ，此说正透露出刘墉书法“专讲魄力”的特色，恰与谭延闿专攻颜书及后世论谭书有“大权在握、顾盼自雄”的特点相符。

刘墉（1719-1805），字崇如，号石菴，山东诸城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擅书法，尤精行书、小楷    ，其书法圆转遒丽、浓厚敦实，师古而不泥古。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明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刘墉书法，康有为认为是“集帖学之成”  ，人称其小楷学董其昌，不仅有颜真卿和苏轼的法度   ，还深得魏晋风致。正因刘墉书法能集古大成，并受到时人的追捧，所以谭延闿学书从他的书法中汲取营养，进而上溯古人也是必然的。1927年，谭延闿在《刘诸城家书真迹》   跋文中对刘墉写给其五哥的三封家信评论道：“石庵先生书，以七十后为极诣，包慎翁所谓冥悟笔法、探源北碑时也。七十岁前，盖犹往来于赵、董两家门墙，未能变化，然导河不至碣石，不知来源之高，观治玉不观太璞，不知良工之苦，名家真积力久之功，非遍观安能尽识乎？此册为先生家书中有楚省以南语，盖先生官湖南巡抚时笔。行箧无书可考，要是五十以后书，精湛圆美中有极朴茂处，甚耐玩索。同时诸名人书非不工，然一览无余，故虽年增而书不进，知此事自关天授矣。数书非一时作而笔致相近，断为前后数年间书，往见书坊传印先生家书数十通，有可与此互证者。海秋先生能一检校之，亦一乐也。延闿记”   。在跋文中，谭延闿不仅对刘墉书法渊源、特点进行了品评，且认为刘墉的家书中有“楚省以南语”故应为刘墉1780至1781年任湖南巡抚时所写。从谭延闿沿袭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对刘墉书法风格的论断及“名家真积力久之功，非遍观安能尽识乎”的断语可以知道，他对刘墉书法是有深入了解并极为尊崇仰慕的。从谭延闿题首款署“丁卯（1927）六月”和跋文作于“行箧无书可考”的旅途，知轴中“海秋先生”为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的赵太侔   ，此册《刘诸城家书真迹》曾经赵太侔之手。

谭延闿书法学钱沣，更为明确地指出了其对颜书的追崇。钱沣（1740-1795），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乾隆四十八年至五十四年间（1783-1789）任湖南学政。工书、擅画，楷书学颜真卿，又参以欧阳询、褚遂良，笔力雄强，气格宏大，行书参米南宫笔意，峻拔多恣。尤擅画马。清末学颜书者，往往以钱南园为宗。清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将“钱沣行书”定位为“佳品上”  ，马宗霍《霎岳楼笔谈》说：“南园学颜得其骨，学欧得其势，学褚得其姿，故其临写虽各肖本体，而自运者遂融为一家，行书犹雄浑不可及。或谓学米者误也，米盖亦从褚来”  ，后之论书、学书者均以为其乃专学颜书而自成一家。杨守敬《学书迩言》就说：“自来学前贤者，未有不变其貌而能成家，惟钱南园（沣）学颜书如重规迭矩”  。同时，从谭延闿、谭泽闿兄弟连续对钱沣行书《芜城赋》进行题跋可知，谭氏兄弟不仅藏有《乐毅论》《枯树赋》等多种钱沣的书法手迹，且对钱沣的书学是有極其深入的了解和反复研习的，更是认定钱沣学颜而出于颜，若天假其年则可“下视宋元而跻晋唐”  。湖南省博物馆馆藏信札中有一封谭延闿给徐崇立的信，就说：“字小不能学南园，遂学黄自元    矣，刻成不知作何丑状，亦不欲更视之……承示手抄杜律，精美绝伦，妄跋于后，不能工楷，亦见真龙而怖走之类也”（图1、2、3），可见其学写楷书大字从钱南园入手的经历。

在民国十九年二版的《南园书芜城赋》中可以看到，1923年谭延闿题跋说：“笔如屈铁，势若崩云，南园晚年神境也！素菴   先生藏钱书多，此必甲观矣！民国十二年十二月一日，谭延闿获观因题”。1925年谭延闿又为该册作长跋：“南园书笔力横绝，盖少时已然……自来学颜书者，臃肿钝拙，毫不得其使转之法，盖由碑经剜洗，后生不复窥用笔之妙……此吾论书微旨也，不自知其妄，辄题于此，幸问沤先生是正之，乙丑三月廿三日。延闿”。跋文中，谭延闿历陈钱沣书学与翁同龢、刘墉、梁同书、翁方纲、王文治、何绍基之间的差异及渊源承递关系。书尾又题：“此书藏李素菴所，李名文汉，字星槎，滇将中贤者，自云得此荒摊，值十余元，或疑其伪……无闷先生   装池成册，以便览观，因为记此。乙丑三月二十二日病起书，延闿訒父。”谭泽闿在其兄之后于“乙丑八月四日”亦作题跋。从谭延闿数题钱南园行书《芜城赋》，可以详知他从钱沣书法中上溯颜真卿的学颜书历程。而从此跋文中“翁常熟之书，盖得笔于南园。人谓其满壁皆悬钱书，虽不尽然，而所书枯树赋，实临南园非中令也”之断语，更可知谭延闿从翁同龢书法中汲取营养的历史过程。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江苏常熟人。关于翁同龢的书法艺术，《清史稿·翁同龢传》赞其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杨守敬《学书迩言》称许道：“松禅学颜平原（颜真卿），老苍之至，无一雅笔。同治、光绪间推为第一，洵不诬也”。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中也指出：“（翁同龢）出世最晚，所以能够兼收众长，把颜字和北碑打通了。这是翁同龢的特色。”这正好点明了谭延闿学书从翁同龢出发的关键与要害。

《谭祖安先生年谱》中说，谭延闿出生在浙江巡抚官邸，出生时“文勤公（谭钟麟）方寝，梦何文安公凌汉衣冠来拜，遽惊寤，公适生，因命字曰祖安”   。从谭延闿名字来由可知，同为湖南籍官员，谭钟麟对政治、书法艺术上声誉极隆的前辈何凌汉、何绍基父子是极为重视的。何绍基书法从颜鲁公入手，出入于晋唐之间，更是享誉神州。道光十九年（1839），何凌汉任顺天府乡试副主考官，其长子何绍基任福建省乡试副主考官，父子同科掌持文柄，时人以此为荣，传为美谈。这当然也是谭钟麟所向往的。因此，在对谭延闿的教育上，他当然期望儿子能从何氏父子的书法艺术中得到启示。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一封谭延闿致吕满的信，说：“何道州诸稿大武已留，请与论价钱，幅乃□本，可不收也。吕满先生，弟闿。”（图4）另外，湖南省博物馆所藏何绍基书画，谭泽闿等人印鉴也频频出现。可见，谭延闿、谭泽闿兄弟都在有意无意地收罗何绍基的笔墨遗存。此札中“吕满”亦是前面提到的吕苾筹。

三  谭氏信札所见其艺术交往

谭延闿作为清末会元、世家子弟，可以说是湖湘名流，且其家族与湖南黎、吕、龙姓诸大家族多为世代姻亲，因此他在湖南多与湖湘望族交游，其中湖南省博物馆馆藏谭延闿信札所见颇多。通过了解谭延闿与诸人的信函往来，不仅可知其交游状况，亦可推知谭氏艺术发展的过程。

谭延闿给龙祓瑞的信，说：“示悉。《麻姑坛记》奉上，弟之庐山游程在手簿中，抄毕见还为望。希静先生，弟闿启。”（图5）此中“希静”即龙祓瑞，其父为清末内阁学士龙湛霖。因为龙湛霖的姊妹嫁与谭钟麟的兄弟，所以谭延闿、龙祓瑞为亲戚关系。龙祓瑞（1874-1952），字萸溪，晚号希静，湖南攸县人，湖南图书馆主要创设人之一。光绪二十九年（1903）时，曾助胡元倓    创办明德中学，清末曾任四川洋务总办。此札为谭延闿清末时所作，可见谭氏青年时临唐碑已有所得并颇自得，故奉一临本与龙祓瑞。

另有谭延闿致徐崇立的手札：“叶志得样笔，自无可议，惟恐拙书不称，且不知字大小如何，其实作碑版书，公即可兼，何必下征始为贵耶，然不敢不写矣”（图6、7）。 “近日在松筠盦，知公居甚近。内阁改后，中书缺皆不补，此吏部人之言也。大武信并《曹全碑》乞公考之，乾字本今不可多得，恐翻板”（图8）。“公此行无他进益，而书殆益工，有舂容之风，无窘束之态，非如前之屏幅字也”（图9）。 “顷归，散性得《孟孝琚碑》及又一种，不知所从来。公盍考之，即以贻也”  （图10）。“桌扇铭已书，自谓学谢晋亭，固不计人之许裁否也。书家乃无纸为巧饰乎”（图11）。“桌扇铭当楷书之云”。

从以上节选的手札内容可知，谭延闿与徐崇立   之间有很密切的诗书往来，且谭屡屡对徐氏的碑版书、楷书表示推崇，还委托其考证《曹全碑》（乾字未损本）和《孟孝琚碑》。从书法特色出发并考诸历史资料可知，以上手札书信均为谭延闿早期作品。徐崇立与谭延闿不仅私下是好友，且工作上徐氏还得到谭延闿的提携，二人均善书法，且都专意在楷书上用心，因此经常相互学习切磋。在碑学勃兴、考据横行之际，他们都意欲从碑版中寻找书学正途。

除了上面提到的汉碑《曹全碑》《孟孝琚碑》外，谭延闿还深入研究了魏碑《黑女志》和唐欧阳询的《虞恭公碑》等碑版。如：“《虞恭公碑》另有完全本，今奉上，然亦不能无阙”（图13）。“条幅两块奉缴长翁。合裱《黑女志》许假观，望践约，并请致意长翁。日临《黑女志》，何不以一通署款见畀”（图14）。尤其是“寿丞作湘潭中学监督，开学未几，亦尚有时誉。……昨从龚稻翁处见公所刻版，知近时益事笔砚，惟独学无友，不能发喜信，心想朋交必多豪俊，亦有可相闻者否”一函（图15、16），更透露出谭延闿和徐崇立之间的密切往来。此信中的“寿丞”乃黎承福    ，即谭延闿信札中经常提到的“黎九”。在给徐崇立的信里，我们可以看到30岁前谭延闿与徐崇立的深厚私交和笔墨切磋往来。

在谭延闿给徐崇立的信中有：“无日不约黎六先生出游，而六先生情思睡昏昏，每每爽约，此不奉书之故。像片殊不佳，六先生有门政气，林次煌有市井气，兄有淫邪气，黎九及舍弟有怪气，季岳有遇赦不赦之囚犯气，某有土气，镜内又有首级一枚。”（图17）此“黎六”“六先生”乃是黎承礼   。前面提到谭延闿临颜书《麻姑仙坛记》第125通所赠与的“莱欢”黎叔平，就是黎承礼之子。其中“黎九”则是黎承礼之弟黎承福，曾任湘潭中学堂（原湘潭一中）监督。而“林次煌”则是林世焘   （图18）。此信不仅透露出谭延闿与湖湘望族交往的信息，而且表明与其交往者多为工于书法的前清翰林或湘中名士。

同时，给徐崇立信中提及“相片联扇附上，先公象梅庵尚未题来”（图19），“如以为可，即请许、王诸君分写，能得李梅庵书一页更好也。此询鲽公以为然，盖刻玩意书不妨如此云，望示为幸。石璩闻未归，确否”（图20、21）。此中“梅庵”则是李瑞清     。从信函可推知，谭延闿与李瑞清之间也有着很好的私人交往。李瑞清在民国初年是蜚声遐迩的书法大家，他的书法上追秦汉，博宗六朝，锐意北碑，可谓兼收并蓄，与曾熙有“北李南曾”之称。

事实上，谭延闿不仅与李瑞清交好，更与曾熙是多年的好友。宣统元年（1909）谭延闿为湖南咨议局议长时，曾熙就是湖南咨议局副议长   。曾熙工书画，是海派书画的领军人物，书法造诣极深，以汉隶圆笔为本，融合方圆，下穷魏晋，晚年兼学绘画。曾有专家详细梳理了曾熙与谭延闿兄弟的往来情况，不仅用史实说明了曾熙与谭延闿的密切往来，更旁证了谭延闿书法的碑学取向   。湖南省博物馆馆藏谭延闿信函手札实物颇丰，但尚待更进一步的整理与研究，这里选取的几件尚不能尽窥见其艺术交往的全貌。

注释

①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99-1300页。

②凌霄，《国民党内的四大书法家》，《党史文苑》2009年第1期。

③谭延闿，《谭延闿临大字麻姑仙坛记》，上海书店1992年。黎叔平（泽清）乃是吕苾筹的女婿，曾任宋子文秘书。

④马宗霍，《书林藻鉴》卷12“谭延闿”条，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47页。

⑤谭钟麟，《春及草庐藏翁帖墨迹·序》，收入谭钟麟辑编，《春及草庐藏翁帖墨迹》（石印本），商务印书馆1909年。

⑥谢俊美整理、编纂，《翁同龢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第440-441页。

⑦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二月初六日（3月8日）”条，中华书局1998年，第2980页。尹铭绶，字佩芝，湖南茶陵人，谭钟麟孙女婿。清光绪二十年（1894）殿试榜眼，授翰林编修，官至内阁大学士。工行、楷。另：日记中的“年十九”，也可旁证谭延闿的生年为1880年或1879年，而不可能是1876年。

⑧临本末尾有：“辛酉十一月既望，临一百廿五通毕，时寓上海塘山路东头，小雨乍晴，晓寒犹重”，见于谭延闿，《谭延闿临大字麻姑仙坛记》，上海书店1992年。

⑨黎泽济，《谭延闿临<麻姑仙坛记>九次重版》，《世纪》2005年第6期。

⑩吕苾筹（？-1939），字蘧荪，湖南益阳人。与谭延闿为世交，随谭共事20年。曾任湖南督军公署秘书长，南京国民政府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56《诔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441页。

谭延闿，《谭延闿手书米芾<蒸徒帖>》，《书屋》2010年第5期。

朱尚同、刘鸿业，《格融清品 一脉文心——朱玖莹先生和他的几件书画藏品》，《书屋》2010年第5期。

錢隽逵（1886-？），又名钱方轼，字俊葵，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美国哈佛大学硕士，1912年回国。曾任汉口中国银行分行主任，曾在北京政府任职，后在国民政府财政部、内政部任职。

刘剑、吕焰华，《谭延闿行书四条屏》，《湖北档案》2002年第8期。

[元]袁桷，《一庵首座诗帖卷》，纸本，行书，纵31.5cm，横89.7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史树青，《绵亿书<雪赋>、谭延闿书<月赋>二跋》，《收藏家》1999年第3期。

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原载《东方杂志》1930 年第廿七卷第二号，第1-17页，收入《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第24-55页。

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注7“石菴”条，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第73页。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庚辰科探花。工书法，以风韵胜，能得董其昌神髓，与梁同书齐名。著有《梦楼诗集》、《快雨堂题跋》。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二·论书一》，“妙品下：刘墉小真书”;“能品上：刘墉榜书”;“能品下：刘墉行书”，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37-38页。

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第186页。

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注7“石菴”条，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第35页。

[清]刘墉，《刘诸城家书真迹》，纸本，行书，纵22cm，横12cm，诸城市博物馆藏。

张耀明，《谭延闿跋刘墉家书》，《收藏家》2010年第4期。

赵太侔（1889-1968），山东益都人，原名赵海秋，戏剧家、现代教育学家，在民国和新中国先后两任山东大学校长。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二·论书一》，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40页。

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二“钱沣”条，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20-221页。

杨守敬著、陈上岷校注，《学书迩言》，收入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8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509页。

朱挹芬，《南园书芜城赋》，上海震亚书局1930年。

黄自元（1837-1918），字敬舆，号澹叟，湖南安化人。清同治七年（1868）殿试榜眼，官至知府。书学颜、柳，各体兼擅，尤工行、楷书，有《间架结构九十二法》传世。

此“素菴”乃滇军将领、建国后任云南文史馆副馆长的李文汉。李文汉（1890-1973），字星槎，号素庵。平生酷爱书画、碑刻。

此“无闷”即革命志士、同盟会会员、陈其美表叔杨谱笙。杨谱笙（1879-1949），名兆釜，字无闷，号溪香，浙江湖州人。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秘书长。

谭伯羽，《谭祖安先生年谱》，第6页，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编第68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

胡元倓（1872-1940），字子靖，号耐庵，湖南湘潭人。光绪丁酉科（1897）拔贡，曾任湖南大学校长。与龙祓瑞乃表兄弟关系。

《孟孝琚碑》，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土于云南昭通。此碑方笔隶书，文辞典雅，书法苍劲，浑朴古茂，可以探索“汉隶与今隶递嬗痕迹”。

徐崇立（1872-1951），字健石，一字剑石，号兼民，一号瓻园，长沙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次年考取内阁中书。为谭延闿幕僚，先后就职于湖南督军府、中央行政院。工诗文，善书法，专习魏碑，能以碑法作小楷，楷书苍劲浑厚，名于一时。又善篆刻，精研金石文字，对碑版考证题跋甚为精赅。

黎承福，字寿丞，字铁庵、鲽庵，湖南湘潭人。黎承礼之弟，1903至1907年间任湘潭中学堂（原湘潭一中）监督。

黎承礼（1868-1929），字薇荪，号鲸庵，湖南湘潭人。黎培敬之子，黎泽泰之父。清光绪甲午（1894）翰林，散馆授四川唐昌知县。庚子（1900）辞官归里，宣统庚戌（1910）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工诗文，善书，精于篆刻。书宗米芾，并擅草隶。齐白石初学篆刻得其指授。其兄桂坞、弟铁庵、子泽泰，俱以洽印名于时。

林世焘（1865-1942），字昭彦，号次煌，廣西贺县人，移居湖南。清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进士。张之洞侄女婿。其父林肇元曾任贵州巡抚。工书法。谭延闿手令：“聘林世焘为本院顾问，委姜济寰为本院参议（均支夫马月二百元）。谭延闿”。

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晚号清道人，江西抚州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曾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其父李必昌在湘为官30年。擅书法，尤工篆隶。

曾熙（1861-1930），字季子，号俟园，晚年自号农髯，湖南衡阳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1915年离开湖南政坛后，受李瑞清之邀，寓居上海，鬻书自给。工诗文，擅书画。

张卫武，《曾熙与谭延闿兄弟交游考——曾熙事迹考析之三》，《荣宝斋》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