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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时期不起诉处分的“刑事和解”
——基于龙泉司法档案(1935—1949)的考察

2021-05-18封安波

法治现代化研究 2021年1期

封安波

一、 引 言

我国《刑事诉讼法》(2018)有关微罪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自诉案件等制度的规定,蕴含着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和解机制,其实质是当特定刑事案件当事人之间达成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和解协议,司法机关可以依照法律规定不予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此种特定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和解,体现了被害人一方的诉讼主体地位,表征着一种新型的修复性司法理念与实践。(1)参见杜宇:《司法观的“交战”:传统刑事司法VS. 恢复性司法》,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2期。无独有偶,立足一手诉讼档案考察民国时期的刑事司法实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特定刑事案件程序中的当事人和解,是民国刑事法规范框架下的经常性实践。就此而言,所谓“先进”的修复性司法理念与实践,其实是我国近代刑事司法历史上已有的内容,我们今天需要在新的刑事法治条件下予以传承改进、发扬光大。

事实上,自“清末新政”引进近代化的诉讼立法与司法制度,不起诉处分等制度设计开始进入清廷1911年《刑事诉讼律(草案)》等法律文本;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不起诉处分成为近代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内容,其制度设计经北洋政府大理院判决例及解释例、1921年北洋政府《刑事诉讼条例》和1928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1928年民国刑诉法”)的“接力式”发展,到1935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1935年民国刑诉法”)终于达到较为完善的立法水准。1935年民国刑诉法确立的不起诉处分制度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蕴含着“刑事和解”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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