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杰

“中华民族”概念的出现是中国近代遭遇西方秩序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苦痛记忆成为中国历史划分的一个“界标”，为了摆脱清朝政府统治与西方列强欺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维延伸到了学习“列强”的政治体制以自我拯救。作为民族国家话语下的“中华民族”逐渐成为中文语境下的政治名词，而其在清末民国时期又造成了复杂多变的话语。这种历史记忆使得很多人在理解“中华民族”上常常出现“能指”和“所指”上的大相径庭，形成了“意指作用”的不对等：既有人将“中华民族”理解成中国各民族，也有人将其理解成“国族”(1)吴叡人认为“国族”是“近年来在台湾颇为流行的、‘解构味’十足”的词。参见吴叡人：《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16页。，甚至还有人理解成汉族。基于此，以完全不同于西方殖民政治文化为根基诞生(2)马克思主义是在批评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全新理论，其在哲学、政治和关于人的问题上既颠覆了西方殖民以来形成的政治文化，又具有深刻的“反”帝王秩序的特征。的中国共产党，在使用“中华民族”概念时并非完全沿着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概念前行(3)郑大华先生认为：“共产党和毛泽东则继承和发展了他的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各民族的共同称谓，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