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余,周应恒

(1.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2.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一、引言

农业种植结构的“趋粮化”还是“去粮化”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密切相关[1-2]，学术界给予了高度关注。尤其面临2016年以来我国粮食播种面积三连降，政府针对种植结构调整中出现的耕地“非粮化”现象出台了多项政策。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印发实施，指出必须要处理好发展粮食生产和发挥比较效益的关系，不能单纯以经济效益决定耕地用途，优质耕地要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2020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粮食安全要党政同责，“米袋子”省长要负责，书记也要负责。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农业农村部第一号文也明确提出了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防止耕地“非粮化”等举措。粮食生产政治地位越发重要[3]。因此，诸多学者围绕中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中的“去粮化”和“趋粮化”展开了广泛研究，但似乎尚未形成统一共识。部分学者指出当前我国农地流转过程中“去粮化”趋势明显[4-7]；部分研究指出“去粮化”具有严格的情景依赖，往往针对小规模农地转入户[8]和家庭劳动力十分充裕的农户[9-10]或纯务农户[11-12]，种植结构调整会表现出“去粮化”特征，而对于已经出现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农户或兼业户，在劳动力刚性约束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的背景下，种植结构调整会呈现出“趋粮化”特征[9, 13-14]；钱龙等则认为土地流转过程中“趋粮化”和“去粮化”同时存在，主要表现为土地转出户的“去粮化”和转入户的“趋粮化”[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