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帅军 郭玉玲

摘要：《泼妇》和《桃花扇》是欧阳予倩两个不同时期的戏剧作品，这两个作品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有相同的地方，或者说是后期的《桃花扇》在一定程度上与前期的《泼妇》形成了某种对应，当然后期《桃花扇》中的女性形象更为丰富，反映的内涵不一样，有各自的风格和特色。通过分析两部作品的女性形象，来揭示当时女性所处的社会，赞扬女性的觉醒与反抗，从而加深了我们现在对女性形象深入的研究，使女性形象研究更加丰富，更加的多样化。

关键词：欧阳予倩;女性形象;艺术特色;时代意义

欧阳予倩在《泼妇》中他所塑造的女性于素心在知道自己的丈夫违背诺言，再娶她人，便决心出走，与封建大家庭做斗争，表现了妇女的觉醒和解放。到了后期的《桃花扇》里的李香君虽是底层女性但依旧有着女性的觉醒的一面，跟之前于素心有着一样的觉醒意识，但与之不同的是，李香君不仅有觉醒意识，把李香君放到抗日战争的背景下更凸显了她的民族气节，她的爱国情怀，丰富了整个人物形象。“五四”时期的于素心反映的是敢于冲破落后封建婚姻制度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展现的是具有新思想、人格独立与自主而李香君则体现了抗战时期一些官员的不作为甚至出卖国家只为自己的私利，而李香君一个底层女子尚能坚守底线，为国家，为中华民族所宁死不屈，奉献自己，展现的是女子也有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也能和男儿一样投身于抗战中，在一些紧要关头甚至比男儿更发挥作用。

一、塑造的女性形象

婚恋题材的作品大量涌出，“婚恋文体剧”也随之盛行，婚恋的自由权成为人们争取独立与解放的一个方面。这一时期，掀起了一股“易卜生热”，许多像欧阳予倩这样的戏剧家纷纷受到易卜生的影响，创作了大量关于中国式娜拉的女性角色，而欧阳予倩则创作了独幕剧《泼妇》，表达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倡导人的自觉和个体的觉醒。

剧中的女主角于素心和陈慎之自由恋爱，然后结婚并生有一子，生活安稳幸福。知道自己心爱的丈夫瞒着自己娶小老婆违背诺言后，素心看清了陈慎之的虚伪、丑恶的面目，决心反抗。第一步，要求把买回来的王氏给退了，并且把卖身契还她，使她自由。第二步，写两张离婚书，与丈夫决裂。当受到全家人的反对的时候，她拿出刀子威胁说如果不让她带走就杀死儿子，并且说儿子是国家世界公有的，她绝不忍拿将来有用的国民，放在这种家庭里，在这种欺骗的父权之下，受到那种欺骗的教育，让他变成一个罪恶的青年，然后大义凌然地离家出走。素心反对的绝不仅仅只是自己虚伪狡猾的丈夫，还有打着文明的幌子实则传统、守旧的封建大家庭，以及在这个家庭后面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

剧中的素心完成了一次中国式出走，素心在出走之后会有很多种结局，也许会失败，一个人带着儿子很难生活坚持不下来，只能把儿子给不负责任的丈夫抚养，自己一个人再次走向痛苦的现实，也许素心带着自己的儿子坚强的生活着，虽然素心的出走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作品能反映出妇女解放的觉醒，敢于跟封建势力作斗争，对当时的旧社会旧思想起到了冲击作用，树立了一个敢于冲破旧社会婚恋观、敢于追求独立人格精神的女性形象。

到了后期的欧阳予倩，仿佛对《桃花扇》情有独钟，曾经三度改编《桃花扇》。在原剧中， 李香君是一个有非常骨气的歌妓， 她虽身处底层， 却见识不凡， 当阮大铖意欲收买侯方域时， 是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阮的阴谋;当田仰要强娶香君时， 香君以头撞墙， 血溅宫扇， 誓死不从。欧阳予倩的《桃花扇》在人物形象与情节加以改动，不但保留了对李香君坚守气节、敢于反抗的的性格特点，还加以丰富了人物形象。文学作品的理解往往离不开创作的背景，1937年和1939年的两次改编塑造的李香君突出了人的觉醒和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她说的誓言。李贞丽认为李香君尽跟自己闹别扭，问她到底想怎么样？李香君的回答是：“我要作人。”这似乎又表现了女性的自觉和觉醒，跟之前所创造的戏剧作品不谋而合，或许是欧阳予倩想借李香君之口与之前创造的《泼妇》等作品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一个回响。这个时期的李香君不仅仅是欧阳予倩在舞台上所表现出来的爱国女性形象，还极大地在现实中鼓舞了人们，引得广大群众纷纷效仿李香君。到了1947年，欧阳予倩在台湾再次改编《桃花扇》，在结尾处的改编，男女主人公会面时，李香君看清楚了曾经喜欢的侯方域，与自己的政治立场是对立的，与他划清界限。这个时候，欧阳予倩要树立的是像李香君这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即使面对自己曾经的恋人，也丝毫不能影响自己站在民族的大义上。这样的结尾更加生动的突出了李香君的人物形象，也使得这部作品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因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香君在面对那些两面三刀的奸贼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正义感，也揭示了当时那些看着局势大变，左右摇摆的知识分子。在桃花扇的三次改编中，我们可以看到欧阳予倩所塑造的李香君是跟着时代在改变，不同的时代，有不一样突出李香君的性格特点。

二、塑造女性形象的艺术特色

人物之间的对话直接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语言表达，能够反映出表达的性格和情感。在《泼妇》中，于素心说：“这是我替婆婆做的，不知合適不合适”还有“昨天那糟鱼，婆婆吃着怎么样？”刚开始的这两句话给我们的印象，于素心是一个勤快、孝顺的妇女形象与刚开头他们眼里的于素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姑母的对话“女人家在世界上，讨了男人欢喜就完了吗？像姑妈跟妹妹一样才真贤惠呢。”她们两的对话让我们知道素心是一个接受过教育的新兴女性与传统妇女有着本质的区别，有着人的觉醒。 在剧的末尾，素心接近呐喊：”要知道让一个纯洁无暇的儿童，去受罪恶的熏陶，是作母亲的罪恶，我也没有闲工夫说废话了。”到这里已经是尾声了，这个时候素心的呐喊，简洁明了的对话式语言描写不仅还突出了她的觉醒和具有新式女性的崇尚自由，还敢于反抗传统大家庭，还树立了愿意以一己之力去冲破封建大家庭的牢笼的形象。在改编的《桃花扇》中对李香君的语言描写尤其生动。当李香君回答阮大铖说：“你要问指使的人么？就在这里。是我的良心指使我的，因为良心不死，不肯附和魏忠贤的余党，那奸贼的干儿义子！”同样是直白的简洁的对话式语言描写，把李香君敢于打破束缚，观念超前的形象跃然纸上。触阶之前，她决绝地说：“我死了，把我化成灰，倒在水里，也好洗干净这骨头里的羞耻！”这显然是传递一个强音，即面对民族大义必须有舍生取义的爱国主义情怀。语言描写，在任何一个戏剧作品中都是占有很大比重的描写，人物的性格特点，通过符合人物形象的语言才能准确生动的塑造这个人物的形象特征。而欧阳予倩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于素心和李香君在日常生活中跟不同的人的对话进行描写，来把握当时人物的情绪和所作出的反映，这更加丰富了人物形象，使人物更加使人信服。

欧阳予倩的戏剧作品中常常运用对比的手法来突出女性的人物形象，在同一个作品中，往往会描写其他的人物形象来凸显作者想要树立的形象。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对比不仅仅有两个不一样的人的对比，更有一个人前后期变化的对比，这样不仅更加丰富了人物形象而且还反映了当时人物所处的社会的重大变化。《泼妇》中在描写素心的同时也加入了另外一个女性王氏。当知道丈夫瞒着自己接小三进家门时，她首先不是去责备这个小三，而是要求见她一面，当素心告诉王氏要还她自由，王氏是害怕的，接着让王氏撕卖身纸，王氏更加害怕了，很为难。像王氏这样的守旧的女子是值得同情的人，她们意识不到自己任人宰割。这里虽然对王氏的描写不多，但通过王氏的守旧和无知与素心的觉醒和果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后素心带着王氏离开，更加凸显了素心的有主见，有思想。

在《桃花扇》中侯方域是进步团体复社的核心人物，也有正义感，但是后期由于软弱无能，经不起威胁利诱而跟李香君分道扬镳，而投降。其实前期的侯方域跟其他一直作恶的人物形成了对比，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侯方域的爱国反抗意识。而李香君身为一个底层女子尚能面对威逼利诱，坚持自我，当面指责达观贵人，为国家的命运而努力反抗，让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亡国之痛，如果我们不奋起反抗，把敌人赶出去，我们就无法安静幸福地生活。借助跟后期侯方域的对比，让李香君的形象远远超过其他所谓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我们更加了解和钦佩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底层女子李香君。

神态描写可以让观众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人物的性格和精神特征，尤其是一些细小的神态更能让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真实地呈现，在细节处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泼妇 》中，素心冷笑地说：“既是他欢喜，我还说什么！我想那个人一定是堂子里的！”单单说这句话可能不能更好的体现出素心的反抗意识，一个神态“冷笑”似乎加强了素心的反抗意识，通过这种细小的神态，能够凸显素心的觉醒，跟之前替婆婆做菜时的素心有了反转。另一处也是笑，但不是写素心的笑，而是通过写姑母和陈芷祥笑来引起素心的猜想，这一个神态描写直接造成了素心的怀疑，更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欺骗自己的谎言，素心的反抗意识直接显现出来。

在《桃花扇》中的李香君面对突发事件的冷静状态，在撞头想用一死来反抗时的决绝神情都让我们知道了一个底层女子的民族气节。李香君在面对寻欢作乐的统治者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懑，当面指责到：我虽是个女子，尚且寸心不死，努力做人，你还问我的话是哪个教的，看将起来，你们的心都死了。这其实也暗含了抗战时期有些人的不作为甚至投降。正是李香君在戏剧舞台上的表现民族气节的神态唤醒了了一批又一批的广大民众起来反抗，甚至还惊动了当时的日本人，引得欧阳予倩还因为这部戏剧受到日本人的威胁。一个女性的神态有时候更能体现面对各种事件的状态，更能直观地看到这些女性下意识的表现。

三、时代意义与价值思考

《泼妇》中素心义无反顾地同旧传统婚恋决裂，跟着五四时期的一生呐喊，带着儿子走出家门，而《桃花扇》的李香君为了民族和大义跟相爱的人划清界限，虽然置身乱世，但却清醒高洁，是一个真正的乱世佳人。在他的戏剧中，女性是可以发挥自己更多的能量的，女性也可以参加到抗战中来。在他的作品里更赋予了女性这样的意识，她们所有的抗争、努力都是处于强烈的爱国主义，这对当时不知所措的人们是有巨大的激发作用的。

从于素心到李香君，展现是不同时期欧阳予倩戏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从觉醒要成为真正的人到抗日爱国主义，是一个女性在面对不同的困境所作出的努力，在这个走出困境的过程中见证了女性意识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作出的改变。从这两部作品，我们看到了女性的成长，在她们成长的路上同样也反映了欧阳予倩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不同的时代特征。同时抗战中李香君发出我要做人这样的呐喊，其实也是对五四时期女性的觉醒与出走做出了回应，在这里李香君不仅仅觉醒和出走，并且回答了五四时期女性出走之后会怎样的问题。于素心没有解决的问题，放到了李香君身上，让李香君奋起反抗，与一个个奸贼作斗争，最后舍生取义，展现了女性的风骨。

回归当下，我们对新女性的认识早已不是传统的两性观念，建立在依附之上的男尊女卑的时代逐渐远去。崇尚自由、独立自信的新女性已经出现。总体而言，欧阳予倩先生的戏剧作品直面女性的困境，呼吁社会对于女性的关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试图将女性从被凝视的命运中解救出来，女性形象具有独特的与时俱进和新时代特征，他的作品对当下的研究女性形象依舊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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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帅军（1997—），男，苗族，贵州天柱人，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2020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郭玉玲，延边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师，副教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