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拟于本文中讨论《镜花缘》，把它当作文人小说的成熟范例;同时在了解《镜花缘》的思想和结构的基础上，探究“文人小说”一词的意蕴。《镜花缘》最以机智、幽默、渊博和庞杂见称。不过，更根本地看，它是个寓言性的传奇故事，彻底支持儒家道德和道家智慧。“五四”时期的现代学者盛称《镜花缘》是部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妇女地位的讽刺作品;假若真的如此，更不含糊的是，《镜花缘》乃站在严格的传统道德立场褒扬女性的德行和才华。作者一方面体察到改变的需要，一方面却赞成所有传统对妇女的规范，而不予以批判性的抗议。李汝珍既殚精竭虑以娱人，却又以为反复述说传统道德和宗教情操，与其娱乐性不可分割。以结构来说，李汝珍手中的小说，顿然成为文学体裁中最兼收并蓄的，任他表达所有种种趣味的事物。可是，为了补救过于放任之弊，他深感利用寓言性架构以支撑全局的需要。《镜花缘》不能从其语言性枷锁挣脱;李汝珍虽然富于才情和机趣，但对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自鸣得意，实在呆滞不堪。《镜花缘》之不能再完全取悦于我们，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不相伯仲。西方惯于把着重理智的或博学的小说，与批判的、讽刺的才智相提并论;《镜花缘》大有讽刺之名，却未尽讽刺之责。这部小说还未到一半的时候，李汝珍早就放弃讽刺家的任务，而大力铺张褒扬中国文化的理想和乐趣了。

一

鲁迅是第一个注意到清代小说在才学或文体上卓然而异的学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章中，他讨论了《镜花缘》和三本这类的小说：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屠绅的《蟫史》和陈球的《燕山外史》。不过，四者中，只有《野叟曝言》和《镜花缘》充分汲取其作者的学问，同时显出对中国文化的依恋之情。其余两者只能于风格上见其才学：《燕山外史》是个恋爱故事，文用骈体，辞笔流丽;《蟫史》则为战争传奇小说，其文字佶屈聱牙，根本不应值得鲁迅和黄摩西一顾。如果悉照鲁迅所说，我们便只有两个才学小说的例子了，而二者用意厘然有別、形式迥然不同。夏敬渠基本上以当今的韩愈自诩，力主正统儒家学说，排斥佛家和道家。具备共通点的典型作品既然没有，我们标准亦是无依，就没法论述才学小说了。

不过，若谓中国传统中罕见才学小说，《镜花缘》的作者，在文人小说家的行列中，显然是个收梢顶尖人物。这些文人小说家于退休后从事写作，用以娱己，亦以娱友。那些职业小说家，虽然可能和文人小说家一样饱读诗书，却以卖文为生，取悦于广大读者群众，是与文人小说家大有分别的。前于李汝珍的文人小说家中，我们可举出吴承恩（倘若他确是《西游记》的作者）、董说、夏敬渠、吴敬梓和曹雪芹。他们虽然可能在其他诗文或学术方面著述甚丰，每人却都只写了一本小说，而其小说又往往来不及在世时出版。他们各具风格，但是一与职业小说家诸如罗贯中、熊大木、冯梦龙和天花藏主人比较起来，其共通处就显而易见了。文人小说家确实对其技巧更刻意钻研。他们不以平铺直叙为足，每每加插些自创的寓言和神话。吴承恩是文人小说家中最早的，仍然不得不采用一些流布已久的传说。后来者则照例自编故事，以便把他们的理想和信念说得更好。他们的主要目的既在自娱，乃常于描述中加入可观的幽默成分。他们缀笔行文，确实有点玩世不恭，却正因如此，他们便更富创新性和实验性，因为他们不必迎合广大读者。他们率多较为散漫，以包罗各种慎思明辨、文采风流的事物。李汝珍是这批文人小说家中最后一位，即刻意求工地利用上述种种条件。

我们既然认清了文人小说家和职业或商业小说家的特征，小说素为文人卑视这看法就再也站不住了。虽然大多数正在追求功名或已得高官厚禄的读书人道貌岸然地反对读小说和写小说，但事实上，喜读小说的文人为数相当可观，亲自命笔成篇的亦大有人在。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儒林外史》，连《西游补》《野叟曝言》《红楼梦》和《镜花缘》都嘲讽那些呆呆板滞、心胸窄狭、功名是尚的读书人。……不管文人小说家如何饱读诗书，以现代的眼光看来，他是算不上知识分子的。他往往显得自我陶醉，自得其乐，另一方面又道貌岸然，一本正经，难免有点儿俗气。当然，诗人和古文家吟风弄月，显得高雅，而文人小说家，必须描写人生的种种平凡和粗鄙之处，非得借用世俗的智慧和道德观念不可。大诗人大学者如袁枚和纪昀，以笔记小说刻画人生时，比文人小说家显得更迷信、更富教诲意味。撇开文才不论，如果我们觉得曹雪芹和吴敬梓比诸其他清代文人小说家较有亲切感，这是因为我们觉得他们与理想的知识分子庶几近之。他们笔下对中国人生活的若干愚昧之处，的确更爱冷嘲热讽和感觉痛心疾首。而另一方面，不管李汝珍的讽刺能力怎样，他显得浸淫在他的文化中，怡然自得、风趣自赏。他的小说，自然也就反映出对这种文化的酷爱了。

二

李汝珍做过八年官，写了本《音鉴》，是声韵学上的名著。退休后写成了《镜花缘》。那时天下升平，文字考据的学风大盛。揆诸《镜花缘》，李汝珍大抵是那时代较突出的文人：博闻强记、倜傥风流。他大可把各种意见和心得写成本随笔札记之类的书而终于把各方面的才学归纳成一小说，必然由于他对小说别有偏嗜。一般以为这小说写了十年才完成，不过，张心沧所说的李汝珍“大概把它不断修饰删益”以迄一八二八年正式出版，较为可信，因为，《镜花缘》是中国传统中最用心经营的小说之一。笔者发现故事发展中没有矛盾，没有粗心大意，而这些缺憾损害了几乎所有旧小说。同时，它差不多没有无心的时代错误;这小说既以武则天为背景，能这样，诚然非常可贵。

李汝珍其生也“早”，看不到后来的鸦片战争。战后，中国读书人褒扬中国文化的形形色色所必需的那种泰然自若和昂然自信便荡然不存了。经此一变，终其十九世纪余下数十年间，文人小说之具备《镜花缘》的规模和魄力的，一本也没写出来。清代最后十年间，讽刺小说盛行。此时，传统文人摇身一变而为新闻记者，探寻主要城市和省份内各种国运衰败的征象。新的讽刺家仍然首肯基本的儒家价值观念，但再也不相信李汝珍那种超凡入仙的道家思想，对文人雅士那习以为雅的诗酒风流也不再予以好评了。

《镜花缘》中所宣扬的生活，既已时乎不再，近人评论这本小说，乃得从仍能诉诸我们批评慧觉的地方（主要是首四十回的喜剧和讽刺情节）入手，因而忽视其余。在当代大师胡适和林语堂眼中，给拦腰一截的《镜花缘》变成了中国的《格列佛游记》，庄谐并茂，特别针对中国素来抑制女权这一点。某些批评家倾向于这个看法，不过他们以为本书的艺术性既不令人满意，思想亦不健康。据笔者所知，唯一完全挣脱对《镜花缘》半捧半訾的近代论点的是台湾大学专治中国小说的乐蘅军教授。在《现代文学》四十九期的一篇文章中，她以为《镜花缘》与时代完全不关痛痒，因而唾弃之：

我相信在《红楼梦》的读者都日渐式微中，一般读者现在恐怕绝不读《镜花缘》这部书了……这种命运似乎显示着：它不再能效劳于人类所关切的问题了。它属于一个完全逝去的时代。

对有现代文学修养的海内外中国青年来说，传统中国小说已失去吸引力。乐女士感慨系之，我亦于心戚戚。不过，在我看来，无论她对《镜花缘》的赘冗之处，评骘得怎样允当，但她以为道家的思想和人生观已过时失效，因而把它一笔抹杀，是有欠公允的。乐女士看来是个与传统文化比较隔阂的现代中国人，而她所评论的作品，却全心全力拥护那个文化。然而，她至少对这本小说的整个结构和世界观作了一个直率的讨论，比早期的批评家更有见地。

为求更恰当地描述《镜花缘》的世界，我们首先应当指出这小说的主要情节，乃扎根于对忠、孝、仙三种主要理想的歌颂上。现且不提武则天好恶相克的性格，我们看到上一代纯良的读书人，都是力辟武后、拥护唐室的贞忠之士。他们的后裔，借着妻子和朋友之助，终于复兴了唐朝，辨明了忠贞之战。武后篡位后不久，有人欲举兵讨伐，流产了。唐敖是个读书人，愤愤不平，与此事稍有瓜葛。曾有神仙托梦，预言他日后会得道升仙。他遂与其妻舅林之洋和老舵工多九公相偕出洋。旅途中，他吃了些灵芝仙草，又邂逅了十二个女郎，其中很多是困厄中经他救出的。他福至心灵、善举频频，毫无疑问地证明他是个给上天挑上了的善人。他抵达小蓬莱岛后，乃弃家人戚友不顾，一心准备位列仙班。

他的女儿唐小山，沮丧失望之余，踏上征途，要把父亲寻劝回来。她既是“百花仙子”，又是这部百种花卉仙子下凡的小说的女主人翁，她至少扮演了三个角色：孝女、才女和准仙女。在失去父亲的伤痛中，在坚决要把他寻回来这事上，她的孝心大矣至矣。她第一次抵达小蓬莱时，已经知道会名登仙箓，但她没有立即弃绝尘世，而要在返回长安参加女科以光宗耀祖、大显文才后才这样做。二者都是可贵的儒家人生目标。她在众才女中，文采冠于诸人。儒家重文质彬彬，外文与内美，是相辅相成的。她考试时用的名字是唐閨臣（唐朝的女臣子;其原名唐小山则显然影射小蓬莱），表示即使武后当政，她仍然忠于唐室。儒家忠孝之道尽了，她便返回小蓬莱，修道成仙。除了儿女之情外（李汝珍对恋爱事情一无兴趣，可谓怪哉），唐小山看来享尽了仙、凡二界的至美至善。

唐敖和唐小山注定了成仙。准此而论，使人最后超越尘世的仙道，是胜于儒家文章道德理想的。不过，整体来说，这部小说却给人一个清晰的印象：道家之道和儒家之道同样值得仰羡。《红楼梦》中，儒、道二者壁垒分明，这里则无此对立，因为二者都需要德性的修炼。本书的一些带寓言意味的章回中，作者极力模仿《红楼梦》，把人间写成充满辛酸泪的尘世。可是，他意趣隽永，并不令人感到一旦超凡得道，即觉悟到现世的种种痛苦。人间世是个生活的好地方，而名登仙箓则是光彩的，也可说是三生有幸的。倘若你没被挑上，任何虔诚的修炼都无济于事。倘若你真的没被挑上，那么，凭借你的道德文章，好好过日子，也挺写意。比起《西游记》中取经的主要人物来，《镜花缘》上半部那三个出洋远游的，并没有每人分别代表人性的一面。他们三人，出身容有不同，其慷慨仁厚、妙趣盎然处，与作者本人较之，殆无二致。林之洋大有资格超凡登仙（此点以后会予以说明），然而他照旧从商，快快活活做买卖过日子。老舵工多九公环游四海不知有多少回，德高望重，人生智慧特富。他仿若羲皇上人，效庄子和列子的逍遥游，泠然善也。他分尝了可藉以登仙的灵芝草，却招来严重腹泻，换言之，他是没有位列仙班的资格的。唐敖是书中女主角的父亲，特准成仙，乃为了替女儿引路。然而，我们不能因此便说他的德行比他海上友伴的高。

被挑上离世而登仙，给他们的亲朋戚友带来生离死别之痛。这痛苦是会随时间而减轻、消逝的。这痛苦也应提醒他们，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李汝珍除了觉得人生无常外，对这个尘世并无不满意之感。颜紫绡是个侠客心肠、浑身是胆的女郎。她要和唐闺臣一起最后一次出洋时，唐闺臣向她预告，倘若她父亲已决定弃绝尘世，她可能也不会返回人间了。紫绡的答话勾勒出作者的道家慧见：

若以人情事务而论，贤妹自应把伯伯寻来，夫妻父子团圆，天伦乐聚，方了人生一件正事。但据咱想来，团圆之后，又将如何？乐聚之后，又将如何？再过几十年，无非终归于尽，临期谁又逃过那座荒丘？咱此番同你前去，却另有痴想，惟愿伯伯不肯回来，不独贤妹可脱红尘，连咱也可逃出苦海了。

死亡是最后的分别。要避过这一关，最好是及早离开世界而成仙。可是，这一百个女子中，只有两个走上了道家之道：如果我们尽了责任，这世界就是乐土。唐闺臣给弟弟小峰的最后教训中，即道出此意：

你年纪今已不小，一切也不消再嘱。总之在家须要孝亲，为官必须忠君。凡有各事，只要俯仰无愧，时常把天地、君亲放在心上，这就是你一生之事了。

虽然她选择了要成仙，她对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是洞识到的。儒道两种生活都堪景慕。对生活于现世中的人而言，乐趣更多，只要俯仰之间，无愧于天地。本书通过唐、林、多三人首次出洋游历和那百个女子名题金榜后的庆祝宴会，充分地说明了这个意思。

作者由始至终，再三强调忠孝的重要。比较起来，中国小说中褒扬的节、义这其他两项儒家德目，就很少提到过。也许“义”富丈夫气概，严格来说，女儿家身上是用不到的。前面说过，颜紫绡伴随唐闺臣到小蓬莱去。最聪慧的女子中，枝兰音、卢紫萱（亭亭）和黎红薇（红红）三人，在女儿国王位继承人阴若花要回家登极时，自愿为女君辅弼。这四个女子一面谊雅情隆，一面则谋求自我的解放和发展，友谊中蕴含的自我牺牲的义气，在这里是寻不到的。

所有的女子都德操可嘉，直至全书最末数回时止，大部分都依然是黄花闺女。所以，贞节在这里并不是问题。可是，在这些章回中，作者竟然觉得颇有赞成极端的妇道——寡妇以身相殉——的必要，读来究竟有点令人不安。讨武则天的最后一役里，武后的亲信武氏四兄弟布下四个迷魂阵，使不少年轻的英雄好汉殉难，有六个寡妇立即自杀。不过，作者声明自杀的寡妇中，既没有已经怀孕的，也没有已身为人母的。讨武之役开始前，“惟恐事有不测，与其去受武氏兄弟荼毒，莫若合家就在军前殉难，完名全节”。这说法很有道理，因为好汉们一旦造反，家属是不能撇下不顾的。然而，在实际战役里，即使丈夫们不幸阵亡，那六个年轻寡妇并没有给武氏兄弟捉去的危险，因为叛兵连战皆捷，破阵如破竹。除非作者特别要藉此显彰贞节之德，她们的自杀大可不必。诚然，李汝珍再三暗示，早逝是那百个女子的命运。那后来自杀的六个寡妇，其中四个命薄;睿智的师兰言亦曾预言其必早亡。相继丧生的女子共有十个——另外四个阵亡于沙场——作者于是至少局部地应验了他的预言。可是，大部分幸存下来的女子的命运，作者无从提示。我们不禁要问：他究竟为什么要纳入这六桩自杀，以破坏这传奇故事的愉快气氛？她们死了，我们却无动于衷，因为她们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可言。对贞节如此礼赞，读了，心烦而已。

三

《镜花缘》的教诲意味，远比大部分批评家所说的浓厚。不过，倘若本书没有包罗一切琴棋书画等吸引传统文人的知识，作者就不会享有渊博的令誉了。除非我们仔细地就学问论学问，这部分真不容易讨论。我们只消说，李汝珍远比他之前的文人小说家更爱掉书袋就够了：他经常离开本题，描述经、传、文字、音韵、诗、乐、天文、医术、算法、书、画、园、琴、棋等各种风雅之事和游戏。小说中载有大量治病的药方。所有开列的药物，坊间都很容易买到。中国式的大夫误人者居多，国手级的名医，又只把衣钵传给门人。所以，李汝珍的处方，大抵是有济世济民之意的。

然而，若谓作者充分利用小说形式的散漫以包揽各种离题事物，他同时亦乐于向壁虚构一部寓言性和幻想性的小说，以满足其学者兼道德家的需要。我们可以说，那些长篇而散漫的中国小说，正因其情节是非常繁琐的，作者乃感需要以一寓言性或宗教性架构，把那些零碎的情节系在一起。李汝珍这文人小说家造诣非凡，可以把堆积式的结构松而弛之，使几乎所有与寓言性设计无关的情节，都显得顺理成章起来：书中人物妙语如珠，评论域外风俗，或谈笑风生，讲学论道时，他们自己既不受苦，亦不行动。假若《镜花缘》没被设计成关于那百位花卉仙子的传奇故事，则它大可走斯威夫特式或皮库克式小说的路线。然而李汝珍是小说行家，不禁大事铺陈，寓言写物，与《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等作者分庭抗礼;即使弄到人物杂沓、尾大不掉，以及加插感伤的宗教性场面，有损其诙谐轻松的旨趣，也在所不计。

我们发现很多中国小说虚有寓言之体式，事繁人多，却不一定达到寓言的实效。《水浒传》中，洪太尉误放了一百零八个魔君，小说家遂不得不把这批数目的好汉的经历，复述一遍，直至他们聚义为止。如果群英之会，仅有三十六名好汉，《水浒传》就不成其《水浒传》了。不过，这样倒会使它更可观和更具娱乐性。李汝珍选了武后诏令百花于残冬中盛放这则有趣的故事以为发端，介绍了这一百个投胎人间的仙子，可说有点鲁莽。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性格悬殊、出身迥异、智勇不同，但那百个女子全属绮年玉貌、蕙质兰心，要分辨她们，更戛戛其难。为了帮助读者记忆，所有孟家女子，作者都在其名字上着一“芝”字;而所有嫁给章家的，则着一“春”字。有些名字则提示我们，某某女子擅长绘画、音乐或书法，或某些又长于什么。否则，就没有什么容易的办法去辨认那百个女子中较不重要的了。

还有，一若唐闺臣在第四十八回中所发现的，小蓬莱白玉碑上所铸的一百女子的名姓，乃依品第而列。每个女郎都给安上绰号，并专司一特别花木。上品的女子为名花，下品的则为凡种。不仅如此，榜首和榜尾的女子都有寓言性的名字，以暗示这百个女子的才与德，亦以见出道家眼中的凡间生活的悲哀。唐闺臣绰号“梦中梦”，即寓有此意。把这批名字作系统的研究，是白费心机，因为大部分名字，都没甚意思。然而，对作者来说，根据一套只有他才懂的体系，创制这些名字和品第，一定是蛮有趣味的了。

李汝珍生性风趣，却在《红楼梦》那种忧郁的调子中去沉思那百个女子的命运，特别显得不智。蓬莱岛上，百花仙子通常的居处是薄命岩的红颜洞。以红颜薄命描写神仙，于理自然非常不当。小蓬莱上，那块白玉碑放在镜花岭水月村的泣红亭内。“镜花水月”——传统上虚幻缥缈的意象——正道出这小说的道家题目和寓意。然而，如果一切莫非虚幻，何必要悲薄命、悼红颜呢？本小说的主要部分写的是庆祝会的喜气洋洋。由此观之，那被逐的百种花卉仙子，实在在人间欢度节庆。可是，作者却要认为她们人间的日子悲不可言。道家不容这种意气消沉的态度，这传奇的神仙故事的特质也不许，所以，这点是不能令人置信的。玉碑上刻有泣红亭主人的一段总论，自谓对红颜薄命，感到“辛酸满腹”。总论后有四句谜样的文字，其中二句曰“茫茫大荒，事涉荒唐”。我们记得《红楼梦》第一章中述及曹雪芹遁居悼红轩中，披阅增删其所著小说，而以四行诗归结其义。诗的开首两行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用字如此近似，可推知李汝珍必曾把百个女子的故事看作另一个《红楼梦》。不过，他落笔后，便发现自己对人生的观察，更能收诙谐滑稽之效，如此一来，即使他仍然大大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但发展出来的，却是小说“华堂喜剧”的一面，而没有进入悲剧的境界。可是，唐闺臣的故事，说来异常庄严肃穆、道貌岸然，以致小说后半，寓言性的意图表露无遗后，那种轻快情调就无从再得了。

与这百个女子的中心寓言相关的是一辅助性寓言，即人需破酒、色、财、气四关。此寓言构成了本小说的高潮。进攻长安之前，年轻的、忠心耿耿的好汉们必须冲破四关。而每关布下了迷魂阵，每阵即代表一种诱惑。这些软弱的好汉，不知不觉间自陷于酉水关、才贝关和无火关中。李汝珍此处写来，精彩异常。但巴刀关一节，则敷衍了事。张心沧的《斯宾塞的讽喻与礼节》一书，论析这辅助性寓言，精彩透辟，并附有整段插曲的信实译文，笔者大力推荐之。

这段插曲的寓言化，看来好像是作者写小说时，临时添出来的：征伐武后，既势在必行，何不用寓言手法，以丰富这段描述？况且，若非这样，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好汉的壮举，更会索然无味了。不过，林之洋在女儿国那一节，已冲破了这四种诱惑（第三十二至三十八回）。这节是第一次出洋最长的同时又是高潮性的插曲。作者之所以选取了两段关键性段落来描写这寓言，很难说是意外凑巧的。—个看破红尘的道家能完全不受诱惑，看来，儒家的君子亦不应浸淫于酒色财气之中。李汝珍亦儒亦道，或会觉得需要承认两家的共通德目。即使在小说的楔子里面，仙子们的吵架表现了动气的恶果，而武后愤而敕令百花齐放，亦说明了酗酒之弊。

论者异口同声称赞林之洋在女儿国的患难，说是作者关注双重标准的实例，以致我们可能不易同意作者的观点，把这段视作一诱惑。然而，撇开其明显的女权主义讽刺不提，这段插曲表现了一个人受尽凌辱后安然出来，除了双足暂时受到损伤外，一切无恙。林之洋逃出宫殿后，和诸友谈论这场考验，特别请唐敖举出历史事迹，以与他的行为比对。那女儿国“国王”虽然花容月貌，林之洋卻拒绝和她成亲。唐敖以为这光景有若柳下惠坐怀不乱。林之洋本来嗜酒如命，却怕醉酒误事，于是不论见到什么美酒，他总不吃（进宫那晚，只喝了两杯便装起醉来）。唐敖以为这有如大禹当日疏仪狄而绝旨酒。林之洋又不为金钱珠宝打动。唐敖谓此举像古时王衍一生从不言钱，甚至嫌起阿堵物的铜臭来。林之洋受尽苦楚凌辱，忍耐到底，唐敖认为堪与娄师德唾面自干媲美。多九公说道：

“林兄把这些都能看破，只怕还要成仙哩！”

唐敖笑道：“九公说的虽是，就只神仙从未见有缠足的。当日有个赤脚大仙，将来只好把林兄叫作缠足大仙了。”

处理这类戏谑场面，作者最为得心应手。不过，他清楚暗示，林之洋如果给挑上，便会成仙。这小说最后一节里，大禹、柳下惠、娄师德、王衍四个历史上的典型，每人各护一军，以确保迅速攻破迷魂四阵。像李汝珍这样小心翼翼安排这种寓言性象征的中国小说家，为数不多。

这小说中的四恶寓意重大，把我们引回本文引论部分所考虑的问题。笔者说李汝珍是文人小说家，而在道德认识方面，他和那些商业性的小说家的分别为何？酒色财气四戒在《三言》《二拍》中是司空见惯的，所以，《镜花缘》中所述，无论怎样详尽细腻，冲破这四关其实谈不上对传统的智慧有何增益。韩南教授已清清楚楚证明《三言》写作过程中文人手笔之重要。因此，如果这些故事在道德意义上看来平庸，甚至不太通，要诟病的是文人自己。李汝珍这文人小说家，在机智才学上，贡献良多，作为道德家，却与冯梦龙和凌濛初并无二致：大家都从不究诘，称述世俗智慧。

不过，好像其他许多作者一样，尽管难脱教诲意味，他却是个很不错的小说家。女儿国那一大段插曲，既包括了林之洋的考验，亦有阴若花和治水等故事，十分精彩，值得我们把它抽取出来，研究作者的叙事技巧和它取法《西游记》的地方。这段插曲收尾处，作者揭露了它的寓言意义。在读者面前，他几乎沾沾自喜起来。其实，他强调新义，不免有些牵强。我们知道，林之洋并不是个假道学;他在商言商，有利可图即图。危急之际，他无心吃酒，对“国王”的馈赠也没有兴致。他与妻子一同出洋，夫妇恩爱;而那“国王”对他横加虐待，他不可能乐于与她狎游一番。李汝珍自己必定把林之洋的故事写成个具有鲜明社会讽刺含义的喜剧性受难记，虽然，他同时觉得，来个寓言性的解释，正合于他的传奇精神。

四

本小说的中心寓言，虽然暗示人生悲苦短暂，其目的无非在于褒扬中国女性的美貌、淑德和颖才。我们不能真的接受近代的论点，把它当作一部女权主义的讽刺小说。那原为狐狸精（心月狐）被贬下凡扰乱唐室的武后，颁布十二法令以改善妇女的厄运，看来是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者，是妇女福利和教育的代言人。不过，通篇小说中，她是个令人又爱又恨的角色。她虽然不是淫妇，却在历史上留下污点。像上一代的好汉一样，所有年轻的英雄英雌们誓讨武后，把她推翻。她专横任性，虽然这点除了开首那桩强令百花齐放事件外，没有再加说明。如果我们把这本小说视作一部传奇，那么，她是个反面角色。她树立了新秩序，而新兴一代则要恢复旧秩序。她是个篡位者，也许李汝珍本于历史，无可奈何。不过，倘若他真的偏袒武后，他并没有以她的失败退位来结束全书的必要。

无论如何，种种改革无非为了减轻贫苦不幸的妇女的窘境。这些改革跟那百个女子无关。虽然有数人较为迟钝，因其识见浅窄而受到揶揄，但她们都是德才双绝的。黑齿国的亭亭和红红，咄咄迫人，以声韵和经典问题诘难、挖苦多九公。即便如此，她们仍是传统的贤淑女子，而非萧伯纳式的女英杰，一心追寻道德和知识的真诚。二女博闻多识，多九公自惭形秽，羞愧无地，落荒逃出书斋。忙乱中无意顺手拿了一把扇子。这扇子一面写着班昭的七篇《女诫》，一面写着苏蕙（若兰）的织锦回文《璇玑图》。一为红红所录，一为亭亭所书。二才女日后来到中土，这把扇子也就璧还了。她们虽然才智超迈，但这把扇子象征了她们的性格和才华。李汝珍选了这两篇东西以喻女性懿范，也是毫无疑义的。

班昭，又称曹大家，是中国古代第一才女。她的《女诫》七篇，居教导女性的芸芸规范中的首位。《女诫》最为人称道的地方是四行之说：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班昭虽然认为幼女须受训育，却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更以炫耀才华为戒。她采纳传统之说，以为女子该完全遵从丈夫，丈夫死后，无权再嫁。

《镜花缘》以女权主义小说著称，但开宗明义即捧出《女诫》，大赞一番：

昔曹大家《女诫》云：“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节，而不可无者也。今开卷为何以班昭《女诫》作引？盖此书所载，虽闺阁琐事，儿女闲情，然如大家所谓四行者历历有人，不惟金玉为质，亦且冰雪为心。非素日恪遵《女诫》，敬守良箴，何能至此。岂可因事涉杳渺，人有妍媸，一并使之泯灭？故于灯前月夕，长夏余冬，濡毫戏墨，汇为一编。

准此小说而论，李汝珍之喜爱女子慧巧，是远过于班昭所容许的。不过，他是个小心翼翼的作家。他并没有在开首时宣扬某种道德意图，而后来的故事发展却与此异趣。他所有的女子都是贤淑的、谨守妇道的，或言或行，很多都再次肯定了班昭的箴训。于此，师兰言的例子尤其有趣，后面会予以讨论。

李汝珍十分景慕女子的才情，所以把苏蕙的《璇玑图》与《女诫》并列齐观，二者同为女性争光。这超古迈今、表征女子才情之妙的织锦图，方形，凡八百四十一字，每行廿九字。“纵横反覆，皆为文章。”又如《镜花缘》英译者林太乙所说的，“以方形、螺旋形、对角形及另外十数种其他组合法”读之，亦可。我们一共可按图读出二百余首诗。小说引了武后为此图所写序文。序文谓前秦（公元四世纪）刺史窦滔纳了宠姬，使妻子苏蕙嫉妒起来。苏氏对宠姬苦加棰辱，窦滔深以为憾。后窦滔镇襄阳，偕宠姬同往。苏氏悔恨自伤，因织锦为回文。后窦滔读之，感其妙绝，遂归于恩好。事实上，这织锦诗一若《女诫》，说明了妇女自甘降服于男性的驾驭。

小说中，武后颁布了十二法令以改善妇女生活后，无意间发现此《璇玑图》，且深喜之。为了讨得武后欢心，宫中两个才女寻其脉络、疏其神髓，又绎出诗句，竟可盈千。武后深感苏蕙之高才、二女之慧巧，于是颁下御旨，令天下十六岁以下才女俱赴廷试，以文才定其等第。结果，那百个女子乃得于长安聚首。

李汝珍像武后一样，亟称苏蕙贤慧，堪为女中懿范。他惊慑于这种才智。可是，这种才智不管如何妙绝古今，其实只是小聪明而已。这隐伏于织锦图的百以千计的诗，浮夸而无聊，索然无味。第四十一回节录了从这织锦图寻绎出来的诗篇，不堪卒读。不过，李汝珍一定曾经惊为杰作，否则，他是不会抄录下来以飨读者的。这小说对《女诫》和《璇玑图》同样赞赏，与此特性相符的是：作者颇有一头严肃、一头轻佻的各走极端的倾向——那些女子，一会儿引经据典，处处支持传统道德;一会儿同一口中，却斗嘴顽笑，戏言无忌。西方文学中，在许多主要女角身上，我们可看到谨严的道德敏感和诚挚的才智的浑融一体;这种关系作品中心要旨的道德才智，直指个人生活，要使其变得更严肃、更丰富、更有意义。这种精神在这班女子中，是付诸阙如的。读《红楼梦》时，我们也会艳羡诸女角的淑德和文才。然而，她们追寻福乐，她们有各种人生的烦恼，她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不会从一本寓言性的傳奇故事中希冀什么性格复杂的人物。可是，《镜花缘》里的众女子若非板起面孔，就是嬉皮笑脸。她们内心世界的空洞无物，令我们惊讶不已。她们好像什么烦恼也没有。唐闺臣长途跋涉，万里寻亲，然后应女科、题金榜，最后撇弃红尘，以登仙箓;即使如此，她并没有一份个人的性格——这寓言分派了她这角色，她照演如仪，如此而已。李汝珍把他所有的才情智慧通通借给众女子，使她们显得文质俱具，光芒熠熠;可是，她们实在了无生气。

中国传统中，男性高高在上，优于一切，从这点看来，那种对出色才女的仰慕，倒有几分像是个游戏或笑话。女子里有个比较迟钝的，辩说行酒令时，非要满腹学问不可，使人穷于应付：

不瞒姐姐说，妹子腹中，除了十几部经书并《史记》《汉书》及几部眼面前子书，还有几部文集。共总凑起来，不满三十种。你要一百部，岂非苦人所难么？

作者因而要我们对这个女子调笑一番。然而，对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女而言，读过这么多书，已非常了不起了;何况根据中国旧式教育，她最少还得背诵那十来部经书！我们真要对此提出抗议。在别的小說里，这个少女才学早熟，已是鹤立鸡群的人物。同样道理，我们甚至不能认真地以为武后的特别女科乃鼓励女子接受教育。当然，不让十六岁以上的少女和所有成熟女子参加考试，就似乎不是赞成妇女的解放了。这种女科，其实与美国式的选美差不多;不同者，遴选的标准是辞章文采，而非面貌身段而已。武后藉此娱乐一番，作者想来亦必如此。这些中选的女子，纷纷请假回籍，连一官半职都不要。虽然中选后御赐等第，光彩非常（黑齿国即经常开女科，名题金榜的奖赏有嘉）。不过，这种荣誉在典型的儒家体制中，是父母分享的，所谓光宗耀祖是也;已婚的中选才女，则与夫家同分美誉。那一百个女子中，仅有枝兰音、亭亭、红红三人伴着阴若花离开中土，到女儿国去，临朝当政，一展抱负。

中选名单公布后，那百个女子便举行庆祝大会，畅叙欢谈，佳肴旨酒之外，还有各种游戏。从六十七回到九十四回，除了偶尔给些仙界人物打断，以完成整个寓言设计外，几乎全部叙事强调欢愉喜乐：阴若花离开所促成的伤感气氛是仅见的例外。技巧上，这漫长的部分尤其不同凡响。因为，这样大篇幅让给这么多对话，而这些对话对小说情节结构又无关宏旨，中国小说家中，这样做的，可谓前无古人。第八十一至九十三回，共占了密麻麻的小字六十页以上，特别与众不同：这里作者精工细琢，描述一次宴会上行酒令的情形。行酒令时，那百个女子要引证一百部经典。然而，酒令进行中，众女子常常加插了笑话、故事、讽刺诗文、诗词和各种斗嘴玩笑。可是，这详尽细致的宴会场面，论者对此从来没有好感。连清代一位酷好小说的读者（杨懋建，《梦华琐簿》）也忍不住对它的沉闷冗赘提出抗议：

嘉庆间新出《镜花缘》一书，《韵鹤轩笔谈》亟称之，推许过当，余独窃不谓然。作者自命为博物君子，不惜獭祭填写，是何不径作类书而必为小说耶？即如放榜谒师之日，百人群饮，行令纠酒，乃至累三四卷不能毕一日之事。阅者昏昏欲睡矣，作者犹津津有味，何其不惮烦也。

庆祝宴会上，这百个女子乃中土文化的最佳展览品，亦是那文化的护卫人。作者谨慎地做到人人兼顾。不过，明显可见的是他从百人中选了三个出来，作为那文化的杰出代表：唐闺臣表征文才，师兰言表征道德和智慧，而孟紫芝表征机智和幽默。唐闺臣的事，我们别处已说过。这里只道华筵那场的高潮：正是唐闺臣睥睨众才女最为光彩的时候，她的仙界宿仇嫦娥和风姨下临凡界，把她羞辱了一番。而她则以牙还牙，写了一篇赋，里面充满了对月姊和风姨的奚落揶揄。师兰言（老师的兰花般美好的话）代表了《女诫》那种谨慎、节制和虔敬，时常讲述完全合于儒家的金石良言。一次，她劝说同伴，要多行善事，勿忧未来，全心信服善恶报应的公正无私。有个名叫卞锦云的女子不服其说，与她辩论起来，语多讥讽，并引王充以自重。师兰言诚恳地这样作答：

我讲的是正理，王充扯的是邪理。所谓邪不能侵正。就让王充觌面，我也讲得他过。况那《论衡》书上，甚至闹到问孔刺孟，无所忌惮，其余又何必谈他！还有一说，若谓《阴骘文》“善恶报应”是迂腐之论，那《左传》说的“吉凶由人”，又道“人弃常则妖兴”这几句不是“善恶昭彰”明证么？即如《易经》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书经》说的“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这些话难道不是圣人说的么？近世所传圣经，那《坟》《典》诸书，久经澌灭无存，惟这《易经》《书经》最古。要说这个也是迂话，那就难了。

所有在场众女子都对这番话拍手称快。可是，师兰言这个回答其实一点要与王充辩论的样子也没有。她只把王充的说法抑为邪理，然后引经据典，支撑起善书《阴骘文》不太服人的权威。几乎所有职业的说书人和小说家都一致采纳善恶报应之说，李汝珍也同样没有保留地赞成它。他的道德代言人师兰言谆谆劝诫，也和传统如出一辙。

第三个女子孟紫芝是宴会的活宝，玩世不恭。她到处周旋，说笑捉狭，发噱解颐。有时，她唱些谐谑的歌曲，又讲述故事，俨若职业的说书人。无疑，作者创造了这角色，要使这小说的宴会场面有生气起来。此外，前半部唐、林、多三人畅游海外，引发了许多笑料，孟紫芝正好在此取代了这三人的位置。唐、林、多三人的谐谑嬉笑，往往直指人性，又常与中土的时势相关。可是，孟紫芝的机智却避重就轻，一点也搔不着痒处，而且令人万分厌烦。孟紫芝曾模仿《庄子·逍遥游》而成《飞屦》一短章，这里可说是她最灵光的时候了：

其名为屦，屦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屦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谐之言曰：屦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堕者也。

第八十七回所录模仿古典文学的另外几段诗文读来亦颇可笑。下面有个以粪便为题的笑话，取笑秋千上的同伴，就没那样称心如意了：

老蛆在净桶缺食甚饥。忽然瞌睡，因命小蛆道：“如有送食来的，即来唤我。”不多时，有位姐姐出恭。因肠火结燥，蹲之许久，粪虽出，下半段尚未坠落。小蛆远远看见，即将老蛆叫醒。老蛆仰头一望，果见空中悬着一块黄食，无奈总不坠下。老蛆喉急，因命小蛆沿桶而上，看是何故。小蛆去不多时，回来告诉老蛆道：“我看那食在那里顽哩。”老蛆道：“做什么顽？”小蛆道：“他摇摇摆摆，悬在空中，想是打秋千哩！”

诸如此类的笑话，纵使或许合于传统中国口味，使人捧腹，却失于对人生世道搔不着痒处，令人生厌。孟紫芝就像那漫长的筵席本身，聪明是聪明的，但无的放矢，滥用文化遗产来助酒兴。小说中这部分，李汝珍过分经营，挥霍无度，结果不止冗长乏味，且几至颓废。因为他表彰芸芸女子中那三个才女的才学时，显示出对传统文化不加批判的爱好和洋洋自得的乐趣。今日中国读者觉得小说的这部分难以接受，不一定因为对经书陌生，以致不能欣赏那大堆征引的材料，亦非对古人的文采风流韵事懵然无知。其所以如此，乃由于他不能分享作者那种对中国文化的倾心迷恋。

五

论者咸以为唐敖和林之洋第一次出洋那部分（第八至四十回）是最生动的地方，它使《镜花缘》得称为说部中的二流名著。细览全书，此论甚是。第二次出洋有一出名的插曲，讲述一惧内的大盗和他那泼妇的故事（第五十一至五十二回）。这直可与第一次出洋的最佳惹笑插曲媲美。不过，这次出洋弥漫着唐闺臣的孝心和肃穆气氛，喜剧精神大打折扣。第五十二至五十三回中，唐闺臣与亭亭和阴若花一本正经，谈论礼制、史传和《春秋》。第一次航程中，亭亭与多九公讲学论道，结果多九公大受折磨。两相比照，即見出前后二节，大异其趣。首节中，多九公给抢白挖苦一番，作者以之为乐，乃要指出亭亭的渊博，无人可以企及。第二节中，几个女子都才学过人，彼此仰慕，那种恶作剧的挑剔，就遁诸无形了。

作者一定始终以为他那几个主要女角，都是超古迈今的才女。对唐、林、多三人则不作如是想，而随便开玩笑作弄他们。这样，第一次出洋的喜剧就更有趣了。除了第一次出洋那节外，读《镜花缘》，常叫人与《红楼梦》比较，却又处处不如。第一次出洋部分则显然步武《西游记》，因为同行者三人，经历的则为奇风异俗的域外。不过，《镜花缘》写来闲适多了。只有女儿国那节是例外，其余的，作者大力用墨描述那几个中土观光客亲睹奇人奇兽，引为快事。作者并没有怎样用力去写唐僧取经这样的冒险喜剧。诚然，唐敖必须遇到那十二个女子，方算尽了那寓言性的任务。不过，每次他碰上一个或两个，而各人处境殊异，因而带来各种趣事。三人每到一处，都会逗留一番，使林之洋有足够时间与土人做买卖。而每次观察风土人情，三人几乎都遭遇窘境，弄得尴尬不已。

出洋部分中，李汝珍表现自己的博学多闻，一如小说其他部分。然而，李汝珍此处更能好好利用他的学问，以达成喜剧讽刺的目的。虽然经书和声韵学的讨论，见于重要段落中;他最用心的是把《山海经》《拾遗记》和《博物志》诸地理典籍中的骇异邦域和人物野兽等“复活”。我们不必先读过这些典籍，才能欣赏作者的记叙;不过，倘若我们读过了，就会更觉津津有味。那些典籍的描述简略，经作者妙笔生花，小心刻画，把已有的加以增益，就写出种种怪诞荒唐的人物来。原有的描写，怪是怪了，却没有什么人性或神话意义。我们若说直至李汝珍才把那些奇邦异域赋予意义，并使这些国家的名字得挂于中国读者口上，这说法并不为过。

那些古代典籍上记载的国家，自然并非都适于融入小说。因此，小说中那些风俗异于中土的邦国，或者通过讽刺性的夸张而使中土风俗获得彰显的其他国家，唐、林诸人便多事逗留，否则便迅速掠过。不过，后者的有关描写仍不乏趣味;对人类某些弱点的针砭，尤富哲理。多九公漂洋已久，乐得讲述这些异国风情，以飨其友。李汝珍通过了多九公，以口语形式道出具备六朝风味的志怪小说，同时又保存了那种与《庄子》和《列子》相仿的机趣。有一节讲到伯虑国的，论者鲜有征引，却精彩极了：

当日杞人怕天落下，把他压死，所以日夜忧天。此人所共知的。这伯虑国虽不忧天，一生最怕睡觉。他恐睡去不醒，送了性命，因此日夜愁眠。此地向无衾枕，虽有床帐，系为歇息而设，从无睡觉之说。终年昏昏迷迷，勉强支持。往往有人熬到数年，精神疲惫，支撑不住，一觉睡去，百般呼唤，竟不能醒。其家聚哭，以为命不可保，及至睡醒，业已数月。亲友闻他醒时，都来庆贺，以为死里逃生，举家莫不欣喜。此地惟恐睡觉，偏偏作怪，每每有人睡去，竟会一睡不醒。因睡而死的不计其数。因此更把睡觉一事，视为畏途。

伯虑国在《山海经》只是个名字，甚至连郭璞的标准注本也未提到。李汝珍训“伯”为“百”，伯虑国即有百种忧虑的国家。他创造了这个小小寓言，道出人生在世莫可名状的忧虑，震慑人心，与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无?国，道家对生死泰然处之的人生观就在此表达出来。《海外北经》郭璞传：无?国“其人穴居、食土，无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廿岁乃复更生”。李汝珍局部引伸如下：

彼国虽不生育，那知死后其尸不朽，过了一百二十年仍旧活转。古人所谓百年还化为人就是指此而言。所以彼国之人活了又死，死了又活，从不见少。他们虽知死后还能重生，素于名利心肠，倒是雪淡。他因人生在世终有一死，纵使争名夺利，富贵极顶，及至无常一到，如同一梦，全化乌有。虽说死后还能复生，但经百余年之久，时迁世变，物改人非，今昔情形又迥不同。一经活转，另是一番世界，少不得又要在那名利场中努力一番。及至略略有点意思，不知不觉却又年已古稀，冥官又来相邀。细细想去，仍是一场春梦。因此他们国中，凡有人死了，叫作睡觉;那活在世上的叫作做梦。他把生死看得透彻，名利之心也就淡了。至于强求妄为，更是未有之事。

本小说的主要寓言，对人生的短暂感慨系之，其伤感处，实可不必。这则故事即与此相反，所以特别耐人寻味。李汝珍生活在世，是否真能对道家智慧身体力行，我们很难说。确实可言的则是《山海经》诸书怪邦异域的记载，甚至只是那些名字本身，都能为他唤起种种海市蜃楼。能把这些幻象参酌用之，不啻显出一种真正的哲学气质和谐趣的才智。可是，这小说并非处处如此，真可惜。

有时李汝珍的改编是绝顶丑怪的讽刺之作。《山海经》载称无肠国国人消化食物，而无肠胃。李汝珍抓住这点，把吝啬鬼挖苦一番：

（多九公道：）“此地人食量最大，又易饥饿。每日饮食费用过重，那想发财人家，你道他们如何打算？说来倒也好笑：他因所吃之物，到了腹中随即通过，名虽是粪，但入腹内并不停留，尚未腐臭，所以仍将此粪好好收存，以备仆婢下顿之用。日日如此，再将各事极力刻薄，如何不富？”

林之洋道：“他可自吃！”

多久公道：“这样好东西，又不花钱，安肯不吃！”

唐敖道：“如此腌臜，他能忍耐受享，也不必管他。第以秽物仍令仆婢吃，未免太过。”

多九公道：“他以腐臭之物，如教仆婢尽量饱餐也罢了，不但忍饥不能吃饱，并且三次、四次之粪，还令吃而再吃，必至闹到出而哇之，饭粪莫辨，方肯另起炉灶。”

出洋那部分里，酸秀才是时刻给取笑的对象。酸秀才把学问生吞活剥，未经消化，以致连饿得发慌的野兽也没有胃口吃他。李汝珍喜欢挖苦其他人物，常回头对那些酸儒迂士诸多揶揄了;虽然他也同情他们的无知小气，以为他们是科举制度的可怜牺牲品。林之洋经商为生，免受应制之苦，因此常常点出那些一生潦倒、仕途多舛的文人的可笑复可怜之处。白民国的儒士，妄自尊大，其实目不识丁;淑士国之民，则酸风四播，龌龊可怜。唐、林等人碰上他们，惹出的笑料令人叫绝。淑士国的斯文酒保，咬文嚼字，之乎者也讲个不停，使人浑身发麻，暗笑不已。这节妙到毫颠，实是全书中讽刺文人最成功之处。上面说过，唐、林等人，不谙声韵之学，被讥讽抢白了一番。作者对其自制音系，常引以为傲，乃有唐、林诸子在漫长的航程里，四处寻访拼音字母之事。这直可与《西游记》的朝圣取经比较。

吝啬鬼、酸秀才，凡此种种人物久已有之。不过，作者除了揭发这些荒谬行径外，就鲜有作为了。江山易改，人性难移，但是儆恶惩奸，破除陋俗，却是多少可以办到的。因此，在君子国一节中，作者倾力抨击社会时弊，希望可藉此改变国民生活。作者自谓无意攻讦朝政，但借着他的代言人吴氏兄弟对唐、林诸人的质难，却对社会陋习结结实实地数落一番，计有：选风水、厚殡葬、婚礼铺张、筵席奢侈、屠宰耕牛、妄兴争讼、妇女缠足、三姑六婆、为人父母送子女入空门、后母虐待前妻儿女等。吴氏兄弟尊中国为天朝，乃天下文明荟萃之地。但称述时语多尖刻。不过，他们谆谆箴劝，寄望无知小民除陋去恶，得享仁爱太平的日子。讲来一片赤诚，与书中处处可见的开处药方以济世的热忱，殆无二致。

不过，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斥责缠足之说，言人所未言，自为卓识，作者在现代批评家中，时有好评。可是所有其他的抨击，则全无新意，在李汝珍以前的小说和善书中，都可找到。《三言》之类的故事作者，每有机会，便痛斥凶残的后母、争讼、风水先生和三姑六婆。李汝珍显然心仪道家超凡入圣的理想，却又与夏敬渠一样，冀望释道二教，终有息灭之日。这点看来是相当有趣的。不过，即使那表面上支持佛家说法的《金瓶梅》，也为人们把儿女送入空门而惋惜，更卑视那群孜孜为利的和尚与道士。我们细察吴氏兄弟对中土文化的批评，便又一次惊慑于文人小说家如李汝珍，一串上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就和那些流行故事作家和小说家差不多了。他们一致相信中土文明大抵上是完好的。他们对种种陋俗，或攻击，或叹息，视之为中土文化理想形态的越轨现象。

这样说来，除了凶残后母可能例外，只要人们明达一点，吴氏兄弟痛陈的各项都可矫正过来：这些都源于人类的愚昧无知，而非人类罪恶本性的表现。试就这方面将吴氏兄弟的批评，和格列佛在诧异莫名的通人性的马面前表面上不动感情地对英国和欧洲的描写进行对比。格列佛咎责领主、卿相、律师、医师和兵士，斥其生性贪婪残酷。他这样斥责，把整个从领袖以至庶民都染上人形兽的恶性的文化都牵连了。吴氏兄弟虽然诸多讽刺，实际上却是儒家通达、节俭、仁爱那一套。他们希望见到各种习俗矫正后，社会便恢复从前那样，伦常道德完好无缺。

作者在各种风俗中，抓住缠足一项，在女儿国那段，大加鞭挞讥讽。不过，在好些地方，他也取笑华筵盛宴上选用价高而味寡的上料燕窝。林之洋的折磨自然是上好的讽刺，而整段故事也不愧是整本小说中最出色之处。不过，第一次出洋既然是喜剧性的，林之洋不会受到严重伤害是自然不过的事。我们可以放心笑他，正同我们笑那步步进迫、爱火如炽的“国王”和那些壮大健硕、满面于思的女子一样。后来，林之洋回忆那创痛，一再把那刚给缠起来的脚比诸双足松动自由却要一次又一次为考试所束缚的读书人。林之洋所受人为的折磨，就这样拿来与秀才那一流的读书人经常所受的苦楚相提并论。这段喜剧插曲的讽刺力度虽大，但主要建立于对那颠鸾倒凤世界的描写。我们平日习见男性驾驭一切，女性唯命是从。这一颠倒，遂叫我们忍俊不住。这样子的讽刺，是嵌于一个不动火气、态度宽厚的喜剧中的。

无疑，李汝珍想要借着林之洋缠足遇难事，令男性读者大吃一惊，不再洋洋自得。可是，第一次出洋的故事结束后，书归那百个女子的正传，他就把缠足一事束诸高阁了。李汝珍是个渊博文人，深知唐代妇女并不缠足。可是，作为清代中叶的小说家，要描写绮年玉貌的美女，而不道及其小足，是办不到的。所以，他那百个女子，人人姗姗莲步。

起先，阴若花因为享有男子特权，所以双足天然。她抵达中土后不久，便伴随唐闺臣出洋寻父。眼看快要攀登小蓬莱山了，唐闺臣这样谈及其友：“若花姐姐近日虽然缠足，她自幼男装走惯，尚不费力。”所以，一个外国“太子”，为了接受中土文化，非先缠足不可。她必定要忍受林之洋所受过的那种折磨。不过，这一切都于无言中过去。如果喜剧上宜于来个男子缠足受苦，那么，提醒读者诸君，说那百个花卉仙子下凡的女子，人人都得先受缠足之苦，然后才堪成为良家淑女，那就有损于传奇的精神了。作者描写慧巧伶俐的孟紫芝，说她“走路灵便”。第七十三回中，同伴卞宝云诉苦说双足疼痛，孟紫芝对她说：“我劝姐姐，就是四寸也将就看得过了，何必定要三寸，以致缠的走不动，这才罢了！”仿佛这个可憐的女子，幼年时可以对她父母发号施令，要双足合于什么尺寸似的。吴氏兄弟的砰然猛击，到这里，就在这不大中用的劝告的微音中，戛然而止。

六

通常，文人小说家比诸他们职业性的兄弟，对小说这表达媒介的态度，既更严肃，亦更儿戏。他们要怎样板起面孔教训就怎样板起面孔教训人。然而，他们也最爱故弄玄虚，编造最荒唐不稽的谎话。李汝珍从曹雪芹处得到暗示，对自我吹嘘特别兴致勃勃，娓娓道出他特准讲述的与众不同的故事，又说膺选讲述这故事的人选，荣幸何如！因他深深喜爱正在用力撰写的小说，他才不得不自己加插这类作者的笑话，以飨读者。从塞万提斯到纳博科夫，西方有一种刻意“捉弄读者”的小说家。从这点说来，李汝珍可说是与这些西方大师脉息相通，虽然在他之前的文人小说家并非全都如此。

很多中国小说，命中注定要聚义的好汉志士们，终于群英大会，以共策壮举。《水浒传》如此，《儒林外史》亦然。《儒林外史》中，所有良善有德的文人最后汇集南京，共祭泰伯祠。李汝珍千辛万苦地把那百个女子安排在长安聚首，觉得这么多女子相叙，可说是稗官野史上空前的新奇大事。第七十一回里，阴若花傲然说道：“异姓姐妹相聚百人之多，是古今有一无二的佳话。”常闹恶作剧的孟紫芝听了，不大信服。掌红珠说：“若花姐姐这话并非无稽之谈，妹妹不妨去查，无论古今正史、野史，以及说部之类，如能指出姐妹百人相聚的，愚妹情愿就在对面戏台罚戏三本。”蒋春辉继续争辩说，《西游记》女儿国中，必定常有“成千论万”的女子聚在一起。无论如何，中国小说史上，安排百个女子聚首一堂大排筵席的，《镜花缘》作者是得人之先了。第九十三回里，宴会快要终结时，蒋春辉自己也强调这盛事的古今无二：“我们所行之令，并非我要自负，实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竟可算得千古独步。”

百个女子的宴会是古今盛事，而李汝珍觉得身为此盛事的记录人，更难能可贵。他好像在告诉读者：这故事数百年来，一直在访求贤者把它记录下来;如今清代中叶读者，终于有机会一读，幸何如之！因此，像《红楼梦》的情形一样，我们可从这小说本身，把它的原始、传述和作者问题，理出个端绪来。作者在第一回告诉我们，小蓬莱有一白玉碑，上具人文，常发光芒;百种花卉的仙子被贬下凡前，便已存在。第四十九回谓唐闺臣忙着把碑上文字抄录在蕉叶上。后来，到了船上，她把碑文用纸再誊一次，并向只猴子说，要它找个文人，把所抄录的写成本小说。返家后，唐闺臣向猴子再提此事。那猴子把她的誊本抢走了，逸去无踪。直到小说的末了，作者才告诉我们，原来那猴是仙猿，来自百花仙子的山洞，偷偷跟随女主人下凡。那仙猿数百年来访寻文人墨士去做稗官野史，却处处碰壁。《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修纂人都婉言拒绝此事。直至数百年后才访到“老子的后裔，略略有点文名”;此人“以文为戏，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而仅得其事之半”。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的第二部中，说该小说乃由翻译一阿拉伯文的堂吉诃德故事而来。这里，《镜花缘》则被当作是本已经写成的书，而书名不同。即使作者这样说时，小说尚在发展中。第二十三回说到在淑士国里，林之洋对着一班酸士腐儒装腔作势，做出很有才学的样子。他提到老子、庄子时，口中忽然跑出个“少子”来。他们听来奇怪，追问到底，要知“少子”究竟是什么书，林之洋只得捏造这番话：

这部《少子》乃圣朝太平之世出的，是俺天朝读书人做的，这人就是老子后裔。老子做的是《道德经》，讲的都是元虚奥妙。他这《少子》虽以游戏为事，却暗寓劝善之意，不外风人之旨。上面载着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毬、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喷饭。这书俺们带着许多，如不嫌污目，俺就回去取来。

他们听了个个欢喜，都催林之洋上船取书。读者这时自然还不知所谓《少子》指的就是这本小说。姓李的人，都可说是老子的后裔。不过，到第二十七回那部分为止，这本小说只是部游记，它那类书式的特点还未彰显出来。读者到了全书的最后一页，看到“老子的后裔”几字，回想起林之洋那段描述的话，就会发出一阵会心的微笑！原来如此！

作者还用另一手法把小说撮述一遍。第八十八回里，唐闺臣与月姊、风姨对垒过后，女魁星下临，把月姊、风姨责备一番。后来，手爪似鸟的麻姑下来排解，众仙遂回上界。诸才女向麻姑问这问那，于是，她便念了一首长诗给她们听，综述那百个女子的各种故事和经历，又预言若干人会于破四关时殉难，最后对月姊、风姨下访事稍微提点作结，一共用了两回的篇幅。作者显然十分自我陶醉于他的寓言，所以用韵文把故事复述一次，让那些心有所感的女子品评一下，亦让读者赞叹一番。这是首五古千言长诗，一韵到底。除了古体诗常有的叠字外，没有一字重复。这种写法是万分困难的，我们觉得他虽然比不上苏蕙那样精心排比，巧妙异常，却似乎有与她互争雄长之势。

诚然，作者苦心孤诣，把他的渊博、聪明和教诲通通写进去，无非为了博得读者的仰慕。作者因而使我们觉得，他对自己在文人小说上的成就，一定欣然自喜，一若对小说所褒颂的中土文化扬眉称善。本书写于最后一个太平盛世。此后，中国门户洞开，固有文化的优劣乃成问题。也许李汝珍对自己的小说心满意足，是蛮有道理的。他细心经营，想尽办法把有趣的和有益的东西，只要小说能容载的，都装进去。我们对中国和小说的理解，和李汝珍那时代的，可说截然不同。前人读《镜花缘》，觉得津津有味。我们现在读来，与前人的領受不复相同了。时移世易，这应该不是作者之过吧！

本辑责任编辑：练建安 林幼润

夏志清，文学评论家，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小说史。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文学的前途》《爱情·社会·小说》《鸡窗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