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钰莹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401120）

为了提高诉讼效率与办案质量，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大化利用司法资源，2016 年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2016 年12 月公安部发布的《公安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是对公安机关进一步探索刑事案件繁简分流、强化获取口供和其他证据能力、提升办案质量和效率的有利契机。在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诉讼效率上，除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自身规范以外，该通知还扩大了速裁程序的使用范围。2018 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指出被告人认罪认罚且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速裁程序的适用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辅相成，缩短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庭审阶段的诉讼时间。在上述制度推动下，就出现了新闻报道中经常提出的“广州首宗认罪认罚重大刑事案件开庭审理，庭审仅1 小时”［1］“一宗故意伤害案四天结案”［2］“利用三远一网，庭审30 分钟”［3］等现象。由此可以看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直接的效果是庭审时间的缩短，但是庭审时间的缩短并不是认罪认罚制度下诉讼效率提高的全部。在整个刑事案件的审理中，除了庭审时间，还有侦查办案时间、审查起诉时间、庭前准备时间等。与庭审时间相比，前三个阶段的时间在刑事诉讼中占据更大的部分，更能决定诉讼效率的提升幅度，庭审时间的缩短应被认为是前几个阶段充分准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