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芳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江苏苏州 215005）

内容提要：玳瑁作为一种有机宝石，昂贵且不易保存于地下。通过对汉墓中出土的各类玳瑁质文物的系统梳理，可以把发掘材料中明确为玳瑁质的文物从所谓的“角质器”中遴选出来。玳瑁在汉代即成为漆器的一种装饰材料。漆器的犀皮工艺可能在东汉已经成熟，其起源受到玳瑁器的启发。

玳瑁特指栖息在亚热带、热带海域的玳瑁龟的背甲。玳瑁由角质和骨质等组成，打磨之后呈微透明状，色泽朦胧柔和，具有深褐色和浅黄色相间的花纹，色彩浓郁却不艳丽，迷幻而不斑斓。玳瑁自古以来就是上等装饰品，可作为宫殿、服饰、器皿等生活方面的装饰及宝玩。玳瑁甲片还可入药，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被古人视为辟邪吉祥之物。因而，既美观又辟邪的玳瑁深得历代王公贵族、富豪之家乃至广大民众的喜爱。

汉代文献中，玳瑁被称为“瑇瑁”“瑁瑇”或“毒冒”。贾捐之《弃珠厓议》：“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颜师古曰：“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妺。”［1］司马相如《子虚赋》：“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鳖鼋。”张守节《正义》：“（瑇瑁）似觜觿，甲有文，出南海，可以饰器物也。”［2］我国黄海、东海、南海等亚热带、热带海域产玳瑁、珍珠、珊瑚、砗磲等海洋珍宝。在古代墓葬中保存下来的玳瑁器数量极其稀少，出土数量要远远低于同样贵重的象牙和犀角。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在古代相当长的时间内，从海洋中捕获玳瑁龟不易；二、玳瑁龟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原料供应有限；三、玳瑁属于有机宝石，掩埋土中易腐烂。

虽然玳瑁属于广义上的角器，但一般意义上的角器指的是牛角（包括犀牛角）。从外形来看，玳瑁器与角器最大的区别是玳瑁具有红黑夹明黄的如同云彩一样的纹样即“玳瑁斑”，而角器的色泽远不如玳瑁光亮通透，且没有花斑。一直以来，汉代玳瑁类文物出土数量极少，考古学界对此类文物的关注也较少，尤其小型文物常常难以辨别其材质，常见把玳瑁、竹、角混淆起来。有的发掘材料对玳瑁器语焉不详，如湖南长沙望城坡古垸坟西汉早期王室墓，发掘者仅仅提到有玳瑁类文物出土［3］，至于玳瑁器的器形、数量等具体信息皆没有提及。有的材料虽提供了出土文物的信息，但若不刊登彩色图片，也会给研究者进一步判断是否为玳瑁器造成障碍。笔者不揣浅陋，对汉代墓葬出土的玳瑁质文物作系统梳理（表一），并重点分析玳瑁器对犀皮漆工艺的影响，希望能对汉代玳瑁器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不足之处恳请方家不吝赐教。

表一// 汉墓出土玳瑁质文物一览表

一、汉代玳瑁器的分类

根据使用功能，考古发现的汉代玳瑁器可以大致分为丧葬礼器、梳妆用具、装饰品、饮食器四大类。

（一）丧葬礼器

玳瑁质丧葬礼器目前仅在长沙马王堆三座汉墓里有所发现，一共出土4件。

其中，一号墓1件，二号墓2件，三号墓1件。一号墓玳瑁璧（内451），出土时放在锦饰内棺盖板上，为T形帛画的顶端所系。璧为圆形，较薄，现呈黑色，似髹有黑色漆，局部呈灰色，可见纹理。璧上系有棕色丝带。肉径14、好径4.3厘米［4］。二号墓两件玳瑁璧，均出自北椁厢，形制大小相近。为漆棺上的附件。璧表有玳瑁的自然纹理，经检测，发现它们具有与玳瑁一致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构成。标本北2，器形完整，稍有裂痕。黑褐色。系有一根黑色丝带。肉径16.6、好径6.2、厚0.05厘米［5］（图一）。三号墓玳瑁璧出自内棺（棺5），出土时放在内棺盖上帛画的顶端，系以棕色丝带［6］。这4件玳瑁质，似髹漆的璧皆为丧葬礼器。巫鸿先生认为，这种璧的象征和礼仪功能很可能为死者魂魄提供特殊通道，引导魂魄在墓中活动甚至上升天堂［7］。

图一// 马王堆二号墓玳瑁璧（北2）（图片采自《马王堆出土漆器整理与研究（下）》第253页）

（二）梳妆用具

玳瑁材质的梳妆用具主要包括擿和栉。

1.玳瑁擿

早在战国时期，光亮的玳瑁被切磨成簪类头饰，以显示佩戴者荣贵高雅的身份。《史记·春申君列传》载：“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8］2011年山东青岛土山屯二号封土下的西汉墓M6男棺内发现一件木牍，两面均隶书记载着随葬器物，其中一面第五行书有“寿牟簪一”［9］。“寿”通“毒”，“牟”通“冒”，据此遣册，男棺内当时随葬了一件玳瑁簪。玳瑁做成的饰品光彩夺目，汉乐府诗篇《孔雀东南飞》有“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之句。

汉代玳瑁发饰常见器形为擿。“擿”或作“楴”，《广韵·霁韵》：“楴枝，整发钗也。”［10］擿外形扁平细长，形与梳同，但窄而齿长，不宜梳发，可用来簪发和搔首。擿主要流行于汉代，考古发掘中多有出土，其材质主要为竹木、玳瑁、角质和骨质。

汉代妇人所用擿的长度和材质都会依人物身份等级而变化。“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簪以瑇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左右一横簪之，以安蔮结。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级焉。”［11］河南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中出土200余件刻铭石牌，其中一件石牌就记载随葬品“六寸瑇瑁叉”［12］。可见，玳瑁擿代表着等级身份，等级最高的擿约合汉一尺，为玳瑁所制。

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发髻插着三支梳形擿，分别为玳瑁质（图二）、角质和竹质。玳瑁擿和角擿均作长板形，稍弯曲，顶端朱绘花纹，两侧面各有3个小孔，孔深约2毫米，应为装饰串饰物所用。玳瑁擿长19.5、宽2、厚约1厘米；梳齿11个，齿长12.8厘米［13］。马王堆一号墓所出玳瑁擿，长度略小于汉代一尺。

图二// 玳瑁擿（图片采自《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第58页）

山东莱西县岱墅两座西汉木椁墓，墓主可能是西汉中晚期胶东国统治者的亲属或近臣。M1出土一件玳瑁擿，七齿，素面，有黑、黄色自然花纹，光滑透明。通长16、宽1.5、厚0.1厘米。M2也出土一件玳瑁擿，其形制与M1同，通长18、宽1.4、厚0.2厘米［14］。

江苏仪征国庆前庄12号墓，墓葬年代为西汉晚期，墓主为士大夫阶层［15］。墓中出土的所谓竹擿（M12：115），比马王堆一号墓玳瑁擿略长，细观简报所提供的彩色图片，这件擿表面的斑纹回转如旋涡，清晰可见，材质为玳瑁的可能性极大。

青岛土山屯汉墓M6出土多件玳瑁发饰。一号棺内出土玳瑁饰品4件，均有穿孔（封三︰1），1—3号形制相同，长条形，头端铲形，柄端穿孔，长4厘米左右。4号头端尖首刀形，柄端穿孔，全长2.7、厚约0.3厘米［16］。二号棺内出土了2套12件玳瑁擿［17］，其中一套内含4件二齿玳瑁钗，8件七齿擿，擿长度为18.5～31.6厘米。土山屯汉墓M148出土擿齿若干，有竹和玳瑁两种材质［18］。

1.玳瑁饰（图片采自《琅琊墩式封土墓》第31页）

东汉玳瑁擿出土极少。目前仅有东汉前期的朝鲜乐浪五官掾王盱墓出土1件五齿玳瑁擿，插于中棺男性墓主人头部［19］。

2.玳瑁栉

梳、篦总称为“栉”，古代男女均用。马王堆二号墓出土玳瑁器5件［20］，有梳1、篦1（图三）、璧2和卮1件。墓主轪侯利苍的玳瑁梳齿共20根、玳瑁篦齿共59根［21］，齿间距匀称。青岛土山屯汉墓M6二号棺内出土玳瑁梳篦，一套三件（封三︰2）。器呈马蹄形，大小及形制基本相同，齿的数量（分别为12、27、76齿）及疏密不同，两侧齿较粗［22］。器身上具有行云流水般的斑纹，背脊有一周红色漆皮。一般来说，玳瑁质器物表面有变幻莫测的玳瑁斑，无需装饰。此套梳篦在背脊处髹红漆，漆干了之后，会形成一道硬漆膜，可以更好地保护玳瑁梳篦。

2.玳瑁梳篦（图片采自《琅琊墩式封土墓》第43页，图七九）

图三// 玳瑁梳、篦（图片采自《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第178页）

（三）装饰品

考古发现的汉代玳瑁装饰品一般个体较小。安徽巢湖放王岗一号汉墓出土两件玳瑁镂空龙形饰，一件双龙佩饰，另一件为单龙佩饰。双龙佩饰整器略呈椭圆形，黑褐色，全器透雕，两面纹样相同。双龙首一左一右，曲身盘绕，左龙昂首张口衔住右龙尾部，曲身强劲有力，双后足较为粗壮，三爪，龙口与尾部相接处有一穿孔供系挂。右龙曲颈向下，张口露齿。口眼、爪部雕刻精致。龙身利用玳瑁的自然纹理点缀，构图精巧，边缘打磨圆润（封三︰3）。长10.5、宽6.6、厚0.4厘米。透雕单龙，黄褐色，作曲颈回盼状，背脊中部有一圆孔，可穿带。曲颈、腹部、前后爪和长尾呈一条直线，并有粘接痕迹，原来可能嵌在其他器物上（图四︰1）。长9.3、厚0.4厘米［23］。

3.玳瑁双龙形佩饰（图片采自《巢湖汉墓》彩版三九，1）

2002年，扬州郭坟汉墓出土一件玳瑁饰件，整体为心形，中部镂空为桃形，连弧形底边（图四︰3）。该器型造型简洁大方，较为少见［24］。2002年，江苏仪征新集镇国庆村螃蟹地7号汉墓，棺内出土一件玳瑁环，直径5.6、好径1.8厘米［25］。此环利用玳瑁的天然纹理做成装饰品，小而轻薄，琢磨精细（图四︰4）。

玳瑁质轻、韧性好，是珍贵的工艺品原料。西汉晚期是古代微雕饰品的繁盛时期，各种代表祥瑞及神仙思想的动物、器物微雕作品十分引人注目。扬州邗江西湖胡场14号汉墓的一套串饰，出土于女性墓主人的胸部。串饰是由28件金、玉、玛瑙、琥珀、玳瑁等贵重材料制成珠、管、胜、坠、壶、辟邪、戟、鸡、鸭等各种形状的小饰品连缀而成。其中，鸡、鸭则利用了玳瑁的天然质地纹路表现了禽类的毛羽，高度在0.5～1厘米之间（图四︰2），可谓巧夺天工［26］。这类富有艺术气息的微雕一般作为贵族女性的项饰。

（四）饮食器

汉代是我国古代漆器发展的黄金时期，漆器价格昂贵，珍稀的玳瑁与漆艺结合的器物尤为罕见，弥足珍贵。汉代漆器中有很大一部分为饮食器具。就器形而言，汉代玳瑁饮食器具主要为卮和耳杯，卮以大片玳瑁贴饰于器腹，耳杯是以整块玳瑁为胎。玳瑁饮食器相对于前述梳妆用具和装饰品来说，所需玳瑁用料较多，这类饮食器出土数量极少，目前主要见于今扬州地区。

1.玳瑁卮

马王堆二号汉墓中出土的铜釦玳瑁卮（封三︰4），盖及腹壁采用玳瑁，底为木胎。盖、身的口和底的边皆用铜条釦包。纽扳、足为铜件铆入。盖顶平，纽作S形，直壁，平底，矮蹄足。通体黑色，底髹黑漆。口径8.4、通高13.6厘米［27］。西汉早期，素面卮数量较少，一般以彩绘工艺装饰盖与壁，轪侯墓出土的这件玳瑁卮显然以玳瑁斑代替了彩绘工艺。

2010年，扬州西湖镇中心村高南组西汉墓出土一件玳瑁漆木卮（封三︰5），木胎，圆筒状，平底，下附三矮蹄足。上下木胎系卷制而成，再用薄木片支撑连接，形成两处留白嵌玳瑁。卮内部髹红漆，外髹褐漆。原应有单环形耳。口径10、底径10.8、高9厘米［28］。无独有偶，1996年扬州市邗江西湖胡场14号西汉晚期墓出土一件针刻云气纹贴饰漆卮。木胎，圆唇口，耳脱落，圆筒状，平底，下置三蹄形足，上置盖。内满髹朱漆，素面无纹。外壁上下口沿处髹黑器，腹部无髹饰，露胎，盖顶针刻连续云气纹，盖侧面饰有针刻连续菱形纹。通高10.6、盖径12、口径11.2厘米（图四︰7）。图录编写者认为露胎处原应饰有金箔漆画或银箔漆画［29］。汉代出土金银贴花漆器确实常见局部金箔、银箔剥落的现象，但一般剥落都不均匀。对照西湖镇中心村高南组汉墓出土的玳瑁漆卮，胡场14号墓这件漆卮的长方形露胎部位，显得极为规整，疑为玳瑁类饰物脱落之后留下的痕迹，当时的粘结材料可能就是大漆。

图四//汉代玳瑁器

4.玳瑁卮（图片采自《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第160页）

5.玳瑁漆卮（图片采自《广陵遗珍：扬州出土文物选粹》第86页）

2.玳瑁耳杯

玳瑁耳杯仅在分封于扬州地区的西汉诸侯王室墓葬中出土两件。江苏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1号墓出土一件玳瑁银釦耳杯（封三︰6），口径长10.5、连耳宽7.6、底径长5.6、宽2.6、通高2.3厘米［30］。此件玳瑁银釦耳杯出自大云山1号墓的回廊中，与众多漆器饮具放置在一起，由整片玳瑁制成。两耳镶银釦，与墓主诸侯王的身份相符［31］。釦器法是汉代漆器常见的装饰方法之一，此件玳瑁银釦耳杯很可能出自漆工之手。1985年，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出土的一件“皮胎”耳杯，保存较差，仅存胎骨，用一块整皮制成，长8.2、宽8、高2厘米。可看出云状斑块［32］。烟袋山汉墓为西汉中期的夫妇合葬墓，据墓葬规模及出土文物，墓主当与江都国或广陵国皇族有关。战国秦汉时期，漆器胎骨确有少量的皮胎［33］，但一般会裱上织物并上漆，从而得到具有一定硬度的胎骨，如此一来，皮胎表面就不会呈现出玳瑁斑似的“云状斑块”。笔者认为烟袋山汉墓出土的这件“皮胎耳杯”应该是玳瑁耳杯。可能受西汉中期玳瑁热压定型技术水平所限，这两件玳瑁耳杯与通常的漆耳杯相比，腹部皆明显偏浅。

6.玳瑁银釦耳杯（图片采自《法老·王》第253页）

二、玳瑁来源

就目前考古发掘资料，玳瑁器在西汉中期以前主要出土于诸侯王及列侯墓葬中，如湖南长沙望城坡古垸坟西汉早期王室墓、江都王刘非墓、马王堆轪侯墓等等。西汉中期以后，玳瑁器的数量呈现上升的趋势，墓主身份除了地方官员还有一些豪富，仍然不是普通民众所能享用。就分布范围来看，西汉中期以后的玳瑁器主要出土于今扬州地区以及山东沿海城市。

汉代玳瑁来源，一是内供，二是外部输入。今天扬州乃汉代的江都，亦称广陵。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早在汉初，扬州就天下闻名，“东有海盐之饶”，经济发达，物产丰富，“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34］。山东因临海，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玳瑁资源较多。秦汉时期，滨海地区为商业比较活跃的经济区，形成了并海道为主干的交通体系［35］。

南海产玳瑁，“瑇瑁形似龟，出南海巨延州”［36］。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灭南越，在南越设九郡，其中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都在今天越南的中、北部，珠崖和儋耳二郡在今海南岛［37］。从此，南海玳瑁更加方便输入中土。贾捐之谏言反对汉元帝出兵海南岛的时候，就提到“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38］说明元帝时，南海就并非中央王朝所需玳瑁的唯一的产地。

在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的驱动之下，邻近国家和地区也受到影响，借助朝贡和贸易等方式，玳瑁流入中国。自张骞出使西域后，丝路畅通，后又有海上丝绸之路，中外贸易兴起，商旅往来不绝，文化交流频繁，各种异域奇珍异宝陆陆续续输入中土。江苏大云山江都王陵出土的大量的域外文物，如鎏金铜犀牛及驯犀俑、鎏金铜象及训象俑、错银编磬铜虡兽座、动物纹金带板、银盒等，说明“海上丝绸之路”早在西汉前期已经影响到长江三角洲一带［39］。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5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40］日南在今越南南部一带，当时属于汉朝，大秦始与汉王朝直接通使，并输入玳瑁等海珍。

玳瑁因获取不易，自然价格不菲，属于稀缺资源。在史书中，玳瑁与象牙、珠玉、犀角、珠玉等一起成为富贵奢华生活的象征。武帝时期社会奢侈之风盛行，东方朔说“宫人簪瑇瑁，垂珠玑”［41］，武帝宠臣韩嫣甚至“以玳瑁为床”［42］。中央政府若要提倡节俭，抑制奢靡之风，也必然会限制玳瑁类奢侈品的使用。西汉文帝时期“后宫贱玳瑁而疏珠玑，却翡翠之饰，除彫瑑之巧”［43］。东汉和帝邓皇后下旨“御府、尚方、织室锦绣、冰纨、绮縠、金银、珠玉、犀象、玳瑁、雕镂玩弄之物，皆绝不作”［44］。

唐代，玳瑁一般从海上输入，史书上多有记载，如“外蕃岁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45］。世人皆知唐代髹漆最杰出的代表是嵌螺钿与金银平脱工艺，其实唐代玳瑁加工工艺也极其发达。日本正仓院收藏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螺钿紫檀阮咸以及玳瑁螺钿八角箱，展示了唐代漆器中玳瑁装饰技法有玳瑁嵌螺钿法与衬色法。玳瑁嵌螺钿法是在玳瑁上嵌入贝片的技法，这是唐代独有的工艺。衬色法是一种在玳瑁、薄螺钿等具有一定透明度的材料的内面蘸涂颜料或描画纹样，使其正面呈现出花纹的技法。这种技法可以改善装饰材料原来的纹理或颜色。正仓院藏玳瑁螺钿八角箱器表以玳瑁为地，在整体敷贴玳瑁之前，在其背面加涂石黄料，于是在它正面浅深不同的透明色中，闪烁出焦茶色的斑纹变化，显现光影色泽之美［46］。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很多部位都运用了玳瑁，覆手处是用整块有厚度的玳瑁制作而成［47］。玳瑁除了用于装饰，唐代还曾用于仿制钱币，西安法门寺地宫中出土13枚玳瑁开元通宝［48］。宋元明清时期，各类玳瑁制品的使用更为广泛，无需赘言。

三、玳瑁工艺对犀皮漆器的影响

汉代髹漆工艺连续发展达四百年之久，漆器是汉代最富代表性的器物，种类繁多，价格昂贵。后世各类漆器装饰工艺，在汉代基本都已出现。汉代漆器重视装饰，出现很多用多种材料装饰的华美漆器。除了金、银、铜等金属，玳瑁、琥珀、珍珠、绿松石、玛瑙等宝石也会被用于装饰高档漆器。

金属材料用于装饰漆器，除金属具有优美的光泽之外，更重要的是金属还具有加固器物的作用，如汉代流行的釦器，器口、底、身的金属釦带能使器物既坚固又美观。琥珀、珍珠、玛瑙或绿松石这类装饰材料在出土的汉代漆器上一般都是散点状分布，鲜见大面积、整块使用这类材料装饰的漆器。工匠使用此类宝石装饰漆器，除原料贵重外，主要是因为其美丽的颜色，各种不同颜色的宝石散点状搭配使用，可达到异常华美的装饰效果，在汉代漆器尤其在漆奁上并不少见。这种装饰技法后世称为“百宝嵌”。

作为一种天然有机宝石，玳瑁不同于以上任何一种装饰材料，虽然它的颜色亮度并不高，但因纹理漂亮独特，汉代常被用来制成梳妆用具或装饰品，鲜少在玳瑁器表再刻绘纹样，如扬州出土的玳瑁鸡、鸭等微雕作品，充分利用玳瑁的天然纹理来表现禽类的羽毛。漆工用玳瑁装饰饮食用器时，一般把玳瑁镶嵌于器物的最显眼处即腹部，以玳瑁的天然纹理代替彩绘，如前文列举的卮、耳杯等器物，皆选用相对较大的切片饰于器腹，较大的镶嵌面可以更好地凸显出玳瑁的纹理。

玳瑁韧性极好，加热后变软变暗，具热塑性，切割后可作为器物的装饰配件。汉代漆器器表以黑色为主，玳瑁与黑漆相结合，深沉的底漆可以很好地烘托出玳瑁的纹样，两者搭配起来极其和谐。西汉诸侯王、列侯墓出土的高档漆器中有使用玳瑁进行装饰的情况。北京大葆台广阳顷王刘建墓出土2件玳瑁饰件。1件（293）墨绘飞凤，长14、宽2厘米。另1件（294）墨绘2只在云端飞翔的小鸟，1只翻身朝上飞翔（图四︰5）。长11.6、宽1.4厘米［49］。均为长条扁片，可能在漆器腐烂之后，脱落下来。两件饰件巧妙地运用了玳瑁云雾般的纹样，墨绘的凤鸟如同飞翔在云雾之中，生动形象。动物云气纹在汉代极其盛行，在漆器中常见。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一号墓出土的七子奁，除了镶银釦、嵌绿松石、彩绘之外，母奁和子奁的盖顶与盖壁皆填嵌镂空透雕嵌金箔角质饰片，纹饰主体为动物云气纹［50］。此外，乐浪王盱墓发现的玳瑁小匣以玳瑁片镶嵌在漆器上［51］，运用玳瑁的自然斑纹，达到特殊的装饰效果。

作为漆器的一个重要品类，仿生漆器在汉代依然拥有一席之地。山东莱西县岱墅西汉木椁墓M2出土一件仿玳瑁形漆盒。通长17.5、高12厘米。木胎，内髹红漆，甲部满饰黑、红、黄三色花纹，腹下两侧绘四足，头和上颔及背部作为上盖，下颔连在腹部作为盒身。在上下颔中凿长4、宽2厘米的浅槽，当中嵌有长3.5、宽2、厚0.6厘米的小木栓，下端固定在下颔上，上端钻一直径0.5厘米的小孔。上颔内横一小圆柱，插入小孔。使用时合上上下颔，盖便张开。底、盖以子母口扣合［52］。此仿玳瑁漆盒，不仅造型仿制得惟妙惟肖，连纹样也进行仿制，漆绘所用的黑、红、黄三色也是玳瑁斑的常见颜色。

一件制作考究的漆器在汉代价格不菲。“一文杯得铜杯十”［53］，一个装饰精美、质量上乘的漆杯，其价值相当于十个铜杯。在丰厚利润的驱动下，漆工自然会迎合富贵阶层对奢侈品的需求，努力专研技艺，从使用昂贵的玳瑁作为漆器的装饰材料，到逐渐能够在光滑的漆层上仿制出玳瑁的纹样，笔者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即汉代人们对玳瑁的推崇，可能直接催生了犀皮漆工艺的萌芽。

“犀皮”是我国古代漆器一种装饰工艺。在文献中，前人对犀皮漆器的记载，莫衷一是，众说纷纭，王世襄先生曾罗列各家观点并分析，认为漆工黄成与杨明的观点较为正确［54］，在此不再赘述。“犀皮”在《髹饰录》“镶嵌第七”章中表述如下：“犀皮，或当作西皮，或犀毗。文有片云、圆花、松鳞诸斑，近有红面者，以光滑为美。”该条目下杨明注：“摩窳诸般，黑面红中黄底为原法。红面者黑为中，黄为底。黄面赤，黑互为中、为底”［55］。可见“犀皮”是一类表面用黑、红、黄三色分层髹涂，底、中、面的颜色顺序并不固定，然后通过打磨露出内层色漆，形成表面颜色相叠、花纹美观的光滑漆器。关于犀皮漆器的做法，据袁荃猷先生考证，犀皮漆器的基本做法是先在漆器胎骨上用稠漆堆起高低不平的地子，在地子上刷不同色漆若干道，最后磨平，露出颜色不同的漆层。其纹样的不同，如片云、圆花、松鳞等，取决于地子高低形态的不同［56］。

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两例犀皮漆器皆为三国东吴时期的制品。一例是三国朱然墓出土的一对犀皮黄口耳杯，皮胎，平底，月牙形耳，耳及口沿镶鎏金铜釦。表面光滑，花纹自由流畅，如行云流水，匀称而富有变化，保存完好，证明耐腐蚀性强。标本80长径9.6、短径5.6、高2.4厘米［57］。这对犀皮耳杯比现知最早的有关文献记载早六百年［58］。采用动物皮胎，器内髹黑漆，花纹并不太显著，倘若反扣器身，为黑面、红中、黄底片云斑犀皮，外形与一只匍匐的小玳瑁龟极其相似（图四︰6）。2011年，南京江宁下坊孙吴墓2号棺出土一件犀皮漆耳杯和一件犀皮梳形器，是继朱然墓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这两件木胎犀皮漆器的花纹由黑、黄二种不同颜色的漆层构成，层层相压，一层叠着一层，纹饰精美异常，回转如旋涡，富于变化，天然流动，可见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59］。

出土的几件三国东吴的犀皮漆器，胎骨既有皮胎，也有木胎，工匠能够自如地利用不同质地胎骨来制造犀皮器。花纹的颜色由黑色、黄色、红色重叠而成，器表呈现出漫无定律、天然流动的纹样。笔者认为其构图应有所本。前文所述，用玳瑁镶嵌于漆器器表，用料较大才能凸显出玳瑁的纹理。然而，玳瑁过于珍稀，难以大量生产玳瑁漆器。因为喜爱，故而模仿，工匠就在生产中不断摸索，用玳瑁常见的颜色交替多层髹漆，在漆层上模仿出玳瑁的纹理。于是，慢慢形成了一种新的漆器品种，后世称为“犀皮”。犀皮漆器在髹漆的时候，须遵循一定的规律，对操作技术有很高的要求，比如打埝、反复刷不同色漆、磨平抛光等多道工序，故费工费时。笔者猜测在三国犀皮工艺成熟之前，一定还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大概在东汉时期，犀皮工艺可能已经比较成熟。

四、结语

玳瑁纹样美观，质地莹润，寓意长寿，故而玳瑁很早就成为人类所喜爱的贵重装饰材料。玳瑁器在汉墓中出土极少，可分为丧葬礼器、梳妆用具、装饰品、饮食器等四大类。有些玳瑁器被发掘者误认为是竹器或角器。汉代玳瑁材料的来源是内供兼外输。汉代漆器工艺高度发达，玳瑁在汉代即成为漆器的一种昂贵的装饰材料。唐代玳瑁与髹漆业的结合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文献记载，唐代有犀皮工艺，然而目前未见确为唐代的犀皮漆器。北宋的汴京有多个店铺售卖犀皮漆器，犀皮工艺在北宋成为了漆器一个常见工艺。犀皮工艺到底起于何时，如何产生了犀皮工艺，一直是漆艺界争论的话题。通过分析出土三国时期的犀皮漆器，笔者认为犀皮工艺可能在东汉时期已经成熟，其起源受到玳瑁器的启发，纹样模仿了玳瑁斑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