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名芳 中国国家博物馆 / 图：黄胄美术基金会

1979年8月，黄胄、郑闻慧夫妇俩带着女儿梁缨在新疆吐鲁番写生

引言

自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成为党的文艺工作方针以来，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引起广大美术工作者的关注，加之政府加大了针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扶持，民族地区的经济、交通、生活条件日益得以改善，也使得画家们能够到达边疆民族地区进行采风、写生。艺术地表现民族地区人民的新生活、新面貌，以及展现独特的民族风情成为一种潮流，也先后涌现出了一批致力于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画家，黄胄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他先后多次奔赴新疆，在行走中沿途写生，做生活的速写，深入民族地区老百姓的生活空间，积累了大量的写生、速写资料和经验，使得他凭借以速写入画在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中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也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中的历史地位。

载歌行（赶集图） 黄胄 中国画 尺寸不详 1959 年

一、黄胄奔赴新疆写生的经历

黄胄本来是在赵望云的指导下，以黄泛区写生为代表的描写人民悲剧生活的艺术家。由于时代的变化，50年代起又成为新生活的歌手，走向艺术创作鼎盛期，完成了个性的塑造，其中新疆生活图画又成为他的代表性艺术符号。因此，黄胄与新疆的关系便成为黄胄个案研究中不能回避的一个侧面。[1]

据《黄胄大事简记》[2]，黄胄五次赴新疆旅行写生，而正文里记载着是六次，只是表述方式不同：

1947年，随赵望云到甘肃、新疆等地旅行写生；

1949年，经常到甘肃、陕西、青海、新疆部队中采访速写；

1953年，随中央慰问团解放军代表团到新疆、青海地区，画了大量速写；

1956年秋，第三次去新疆北疆和南疆采访速写；

1963年，第四次去新疆访问写生；

1979年8月29日出医院后，即赴新疆做第五次访问。

也许编者没有把1949年赴新疆部队作为新疆之行，才有了五次新疆行之说。实际上，1986年他还曾到新疆短期旅行，计七下新疆，而到其他省区写生大体在一至三次。[3]但无论如何，在黄胄艺术生涯中，有个深挚的“新疆情结”。他渴盼新疆如痴，1979年患脊椎综合症住院期间，他得到汪锋的邀请，即向大夫报告：“你们用心给我治了两年半，就是为了叫我画画。我离开生活这么久了，应该去补！”大夫会诊后让黄胄猜是否同意，他说：“当然通过！”这一次，一去就是七个月。

1979年在新疆写生

在黄胄的上万件速写中，新疆速写所占比例非常多，仅1956年于和田的六个月速写即近千幅。在他的水墨画作品中，新疆题材当在半数之上，如果把画驴包括在内，比例当更大。如果以上都难以精确统计[4]，众多代表作取材于新疆的百姓生活却是实实在在的论据：《丰乐图》（1957）《赶集》（1959）《庆丰收》（1959）《维吾尔舞》（1961）《巡逻图》（1962）《哈萨克少女》（1962）《上学》（1962）《塔里木之歌》（1962）《放牧》（1962）《载歌行》（1962）《库尔班吐鲁木》（1976）《百驴图》（1981）《塔吉克舞》（1980）《育羔图》（1981）《叼羊图》（1983）《草原逐戏》（1986）……黄胄说他的艺术是在生活中闹出来的，“远离生活，失去对生活的激情，作品肯定失去光彩”。新疆无疑是黄胄最主要的生活根据地，是他梦魂牵绕的艺术故乡；新疆人是他代表性的艺术符号，新疆的小毛驴是他艺术园里的宠物；新疆的节奏、新疆的色彩最与其性情相谐，是形成黄胄艺术风格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正是在这诸多意义上，新疆在黄胄的艺术生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没有新疆就没有黄胄，或者说只能有一位别样的黄胄。[5]

二、不同历史时期的写生缘由

（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赴新疆写生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有一大批著名画家走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启了他们艺术生涯中的重要转折。这一现象在20世纪美术史上被概括为“走向西部”。黄胄正是在这个时期随韩乐然徒步旅行八百里秦川，拜赵望云为师远赴青海祁连山和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写生。[6]当时多数西行艺术家的目的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以考察、研究和保护西部艺术为主并兼之临摹学习历代洞窟壁画以滋养画艺的艺术家，如张大千、常书鸿、王子云(以研究雕塑为主)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何海霞、孙宗慰、董希文、张琳英、张民权、李浴、苏莹辉、周绍森、乌密风、龚祥礼、段文杰等。二是以考察石窟艺术和边疆写生兼重的艺术家，如赵望云、关山月、张振铎、韩乐然、潘絜兹等。三是以沿途的风情写生为重的艺术家，如司徒乔、沈逸千、吴作人、关良等。此外还有很多艺术家西行办学或从事文化艺术方面的相关工作，如吕斯百、洪毅然、刘文清、张阶平等。[7]

黄胄的艺术生涯正是起步于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艺术家西迁这一历史背景中。他从1933年离开故乡河北起就一直生活在西部，直到1955年东迁北京。他在西部历经20世纪的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为成长为一个大画家打下基础。可以看出，黄胄在这一时期的写生创作是积极主动地顺应时代需求，他积累的写生速写为日后的新疆题材创作提供了重要素材。

（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之行

在深入生活写生方面，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与三四十年代却是差别很大的。之前是主动地积极地顺应时代需求，而后是被动地完成任务。1950年《人民美术》创刊号《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代发刊词）》提到：“当前摆在美术工作者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宣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政治纲领。这种宣传不是抽象的条文的解释；必须通过生动的形象。因此，美术工作者必须全身心地投入纲领之体现过程中间，去体验去把握崭新的形象、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如果自己思想感情还阻碍自己成为新人，那么必须改造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参加新中国建设的革命美术工作者。……必须无条件地参加到工厂、农村、兵营，和群众在一起……要从新的社会生活中……新作品的主题，要从新的社会生活中选取典型性的事件和人物做题材（英雄模范及其业绩等等）……只要能够启发鼓舞、教育群众的建设新中国之积极性，能够使群众更团结更坚定更乐观更勇敢，能够有益于建设新中国的事业，都可以是而且应该是我们取材的对象。”[8]

庆丰收 黄胄 中国画 尺寸不详 1976 年

新疆舞 黄胄 中国画 尺寸不详 1985 年

黄胄一生中所画的速写数量庞大，其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疆少数民族人物写生占比很大。郑闻慧女士的回忆录中写道：“黄胄1955年在西藏拉萨、日喀则画了很多速写，但在路上丢失了。”[9]黄胄在谈到他的速写稿时，他说：“速写，一方面是画家的基本功，另一方面它也是画家的资料积累。从1949年参军到1967年，我画下来一万多张速写，现在只留下很可怜的一部分。个人的损失无所谓，我这双手还在，今后我会加倍补偿。但是，作为一个画家来说，积累下来的资料给毁掉了，那还是很可痛心的。”[10]

1949年成为很多艺术家的转折点，人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憧憬与向往，自然地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积极向上的新景象。歌颂新社会、新人物成为文艺界的主流。他们笼罩在革命主义与奉献主义精神的宣讲中，因而看问题的角度是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是极为简单、浅显的。这样的艺术观同样贯穿于黄胄的艺术创作中，尤其在人物画创作、大幅历史性绘画创作中更为突出。[11]

少女 黄胄 炭笔速写 1979 年

草原逐戏 黄胄 中国画 118.5cm x 370cm 1986 年

目前的画册中，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黄胄作品集》（全五卷）是黄胄作品中，由官方艺术机构收藏的最全面的画册，收录速写作品六十余张。这些以新疆民族生活为主题的速写作品中，包含少数民族人物肖像、民族歌舞、儿童题材和生产劳动的题材。作品《织毯》（1963年）《师徒》（1963年）《老铜匠》（1963年）等是表现新疆民族劳作的题材。在劳动的题材中，出现了骆驼、毛驴、狗这些新疆地区常见的动物，它们与当地民族的生活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速写《传艺》（1963年），画家在作品下方标注“1963年2月于喀什葛尔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民族小刀车间”。画面上一位车间师傅在打制刀具，徒弟在一旁仔细观察学艺。另一幅作品《花帽刺绣合作社》，“一九六三年二月黄胄写于喀什花帽刺绣合作社”。还有几幅是新疆少数民族的人像，《帕夏》（1956年）《铁匠艾撤》（1962年）《巴扎上的老人》（1962年）《维族少妇》（1963年）。关于新疆民族儿童主题，如《一年级小学生》（1963年）《祖国花朵》（1963年）。[12]

（三）20世纪80年代再次新疆之行

改革开放后，社会不再只需要依托少数民族题材高扬现实主义颂歌的作品，从写实到表现，少数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呈现多元化发展。少数民族题材中的典型性和特有的审美规律退居其次，人们更在意的是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以及少数民族的民间美术与艺术传统的关系。[13]

黄胄对新疆有着深深的热爱，1979年，他的病情刚有所好转，就迫不及待地前往新疆。患脊椎综合症住院期间，他得到汪锋的邀请，即向大夫报告：“你们用心给我治了两年半，就是为了叫我画画。我离开生活这么久了，应该去补！”大夫通过了他的申请。这一次，一去就是七个月。这个历史阶段的创作写生，是第七次新疆之行，迎来了黄胄艺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这一时期的艺术创作，不再是文艺创作服务于政治，去除掉了命令性质的写生任务，黄胄作品发生了变化，描绘的对象更加生活化，不再是主题性绘画创作，改变了简单地记录生活，更侧重于艺术的表现，使笔下的人物传神达意。这一改变体现在他80年代的许多经典之作中。

阿娜尔汗 黄胄 炭笔速写 1979年

塔吉克猎人 黄胄 炭笔速写 1979年

民间工艺师 黄胄 炭笔速写 1979年

《叼羊图》（1983年）《草原逐戏》（1986年）《好客的塔吉克人》（1979年）《牧场》（1979年）《毡房外》（1979年）《帕米尔之舞》（1988年）都是黄胄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之作。黄胄在塔什库尔干采访期间，一个星期日，大队里有一对青年要举行婚礼，黄胄一行早早就到了新郎家，周围十里八乡的大人小孩都围到新郎家帐篷外等着看热闹，新郎去新娘家迎亲了，年长的到毡房内看望黄胄，年幼的已经在宽广的平地上吹起鹰笛，男女青年模仿在天空翱翔的雄鹰翩翩起舞，那高昂的笛声把联欢推到高峰，黄胄快速地把这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情景以速写的形式记录下来，给以后创作《鹰笛图》《山鹰图》《好客的塔吉克人》打下了主体创作的基础。[14]

三、代言民族美，为时代立像

育羔图 黄胄 中国画 尺寸不详 1981 年

有学者指出：讨论黄胄先生的时候，可能经常会局限于美术史的范围，仅仅谈我们的画家、我们的中国画，但事实上黄胄艺术的出现，离不开20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20世纪在一些西方的考古学家和边疆学派的影响之下，中国各个学科的学者包括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的学者，持续一个世纪的连续不断的对于中国边疆的考察和发现。在这个发现边疆的运动过程中，有一些美术家、一些美术史家也在不同的阶段纷纷地卷入到了这个发现边疆运动中去。因此，中国20世纪的美术史有非常重要的一条主线，就是发现边疆之美、表现边疆之美。[15]

黄胄的艺术生涯历经七次新疆之行，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变革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现代美术史上首次考察、关注和表现西部的热潮，黄胄随众多画家“西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政治任务与文艺相结合背景下的创作，黄胄创作大型的历史性题材绘画增多；到改革开放之后，黄胄描绘的对象更加生活化，以写实为基础，表达画家主观感情的写意成为画面的主导。

可以说，黄胄艺术观的形成受20世纪初的社会及政治的影响，以题材和内容为重，这样的艺术观影响了他一生的艺术创作，通过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体验，提高自己的技法。他是少数民族美的代言人，是时代造就的一位伟大画家。

注释

[1]刘曦林.黄胄与新疆[M]//黄胄研究.炎黄艺术馆学术丛书.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185-194.

[2]郑闻慧.黄胄作品集1986-1997(5)[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227-233.

[3]“1954年12月,康藏、青藏公路正式全线通车，黄胄奉命随慰问团到拉萨去体验生活，并参加通车典礼。他在零下40度的气温下，不停地写生，手指都冻坏了。黄胄在1982年和兰州美术工作者座谈时曾说：“我到西藏去过两次，一次是给我补了一个警卫员的名额，一次是重新当兵，两次都没有好好生活和画画，我把一些机会给丢失了。”其实，他在拉萨、日喀则等地画了大量速写，不幸在卡车上被大风吹跑了，丢失了很多好的创作素材，但他还是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创作了《金色的道路》等作品。并开始构思《洪荒风雪》，那是他在青海格尔木荒原上特别深刻的一次生活感受。”李松.黄胄[J].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9.

[4]本文以《黄胄全集》作为研究的主要依据，画册中新疆题材的速写不多，但是从郑闻慧女先生的回忆录《回忆我的丈夫黄胄》中得知他的很多速写作品在文革中被烧毁。

[5][12][14]崔名芳.黄胄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绘画的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3.

[6]宋晓霞.黄胄与20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J].美术,2019,(02):88。

[7]成佩.黄胄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2012.

[8]为表现新中国而努力（代发刊词）.人民美术（创刊号）,1950:15.

[9]郑闻慧.回忆我的丈夫黄胄[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8:19.

[10]黄苗子.速写生活技法—记黄胄的创作经验[J].黄胄研究.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11.

[11][13]赵明.黄胄与传统[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2.

[15]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20世纪中国美术名家系列展—潘天寿艺术、李可染艺术、黄胄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王鲁湘的发言，201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