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琴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明显加快了部署涉华战略传播的步伐。为了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型，从2017 年底炮制“锐实力论”，到2020 年初因新冠疫情全球大暴发演变成“中国责任论”，特朗普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其战略传播机制的高速运转，在国际舆论上制造了一场又一场有损中国国家形象、污名化中国的对华舆论战。“锐实力论”特别是新冠疫情“中国责任论”对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对中国切实的国家利益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害。我们有必要厘清美国进行舆论制造的运作机制，分析其特征，从而有助于中国的战略应对。

美国学者罗伯特·恩特曼在考察美国在国际、外交领域的信息传播过程时发现：相比国内议题，主流媒体在国际议题上更容易受政界、学界的影响，更倾向于接受他们提供的信息源，同时，公众也会因某些国际议题的“遥不可及”而偏信他们的说辞［1］（P124）。事实上，议程设置理论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公众议程在国际政治、外交等抽象议题上受政府议程和媒体议程的影响最大。政府主体出于实现国家战略利益的考量，也会主动参与媒体议程设置从而影响公众议程。美国从一战开始就启动了政府层面的战略传播活动，经过一战、二战、冷战及反恐战争，美国在实践中逐步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战略传播体系。特别是在“9·11”之后，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美国的战略传播活动迅速复兴，机制框架也逐步完备，体现出非常典型的机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