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新民,姜 蔚,程文明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0)

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人居环境问题日益凸显。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模式使地方政府在公共基础设施、资金和体制建设等方面严重向城镇倾斜，导致农村发展过度落后于城镇。其中，“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村外现代化，村内脏乱差”便是农村发展滞后于城镇的典型表现。2018年我国农村产生垃圾量超1亿 t，人均垃圾排放量已超越城镇，目前至少有1.6亿户污水未得到有效处理[1-2]。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及厕所卫生问题是当前影响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三大突出因素，严重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而农民作为农业生产者和农村原住民，既是农村污染的制造者又是环境改善的受益人，其天然“在场”的特征对于解决环境治理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及交易成本问题具有重要作用[3]。但现阶段农村居民环境治理的参与水平较低，从根本上增强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主动性是遏制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破解农村环境治理难题的关键[4]。在农村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和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满足人民环境需要引起了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06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4 a针对农村的环境治理提出了系统科学的治理举措。《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更是重点强调了乡村振兴中生态宜居的关键地位[5]；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行厕所革命，支持生活垃圾就地分类，动员群众参与村庄清洁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