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钢

任弼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从1940年初到1947年初，他在延安工作、生活了7年时间。在这一时期，任弼时参与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负责调整机构、建立一整套规章制度，协助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筹备与主持党的七大，指导重建青年团，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调整机构，建立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

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了阔别多时的延安。

1938年春，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7月，任弼时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工作的两年中，任弼时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延安，思念着战友。如今，他终于踏上了朝思暮想的黄土地。看到延安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任弼时感到分外兴奋，更增添了回家的亲切感。

不久，任弼时即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负责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并分管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的工作。

当时，延安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军事机关、边区的党政机关三大系统。虽然中共中央搬到延安已有3年多，但各个单位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整合。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西北局等中央直属机关均在兰家坪，各中央负责人一人管一摊，存在着机构重叠、办事交错的情况。中央没有统一的办事机构，也没有统一的作息制度，甚至连必须的收发制度也没有，送出去的文件和物品找不到下落的情况时有发生;供给制度也不健全，抓住什么就拿什么、吃什么。当时流行一句话：“干不干，二斤半（指小米）。”总而言之，一切都缺乏规范管理。

任弼时上任伊始，就把调整机构、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首先建立起党中央的办公机构——中央办公厅，自兼主任，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任副主任。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行政、警卫3个处，各处职责明确。任弼时注重制度建设，讲究效率。他经常告诫办公厅的同志：“要提高工作效率，没有一套规章制度是不行的。一定要结合我们的情况，建立一套有利于我们工作开展的规章制度。”他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制度、行政制度，明确了各个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了收发制度、会客制度、财会制度、文件管理制度、档案保管制度;建立起干部供给制度，制定各级干部的津贴费标准。

中央办公机构走上正轨后，任弼时继而着手整顿中央所属各部委，将中央直属机关集中到杨家岭办公，使各部委的工作很快实现正规化。

任弼时还帮助整顿西北党组织的领导机构。过去，陕甘宁边区有个边区中央局，还有一个与之平行的西北工作委员会，机构重叠，不利于工作开展。经中央研究决定，由任弼时负责将这两个平行的机构合并为中共西北中央局。

任弼时的这些具有开拓性的工作，确保了党中央工作正常、科学、高效地开展。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赞赏。

在中直机关正规化的影响下，位于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萧劲光负责的留守兵团，贺龙领导的联防司令部，高岗、贾拓夫领导的西北局和林伯渠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也都逐渐走上正轨。

协助开展延安整风运动

从1942年春天开始，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为期3年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开展后，任弼时及时向各根据地党组织传达整风精神，提供学习材料，收集各地情况和交流经验。他协助毛泽东研究改造中央党校、《解放日报》和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他还先后向干部大会作《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讲演，在整风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各单位整风学习硕果累累的情况下，西北局召开了在当时颇有影响的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从1942年10月19日一直开到1943年1月14日，共计88天。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这是一个规模颇大的高干会议，仅边区党政军民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就有300余人参加，中央高级学习组全体同志和在中央党校一、二部的重要干部都到会旁听。

会上，任弼时就党的一元化领导、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以及陕甘宁地区党的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作了阐述。他强调，我们的军队必须和人民结合在一起，依靠百姓才能打胜仗，比如边区的军队，吃饭靠老百姓供给粮食，打仗靠老百姓帮助运输、抬担架和打扫战场，有缺额或扩编时要靠老百姓来补充。我们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是血肉相连的。

任弼时强调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建设，就是用我们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建设这个区域。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够担负几万脱离生产人员的供给，改善边区140万人民的生活。因而，发展生产是我们今天全部工作的中心一环。任弼时的这一讲话，为推动陕甘宁边区开展生产运动，顺利地战胜经济方面的重重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任弼时的指导下，西北高干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对边区政府工作特别是生产和财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明确了发展生产是边区的中心任务，确定了发展经济的方针。会议开得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任弼时一贯坚持原则，正直公道，党性极强。在他面前，不正派的人、不懂事理的人，不敢轻举妄动、胡作非为。而干部与群眾却都乐于接近他，说他和气、可亲、可敬，愿意同他谈问题，特别是敢把自己的心里话尽情地向他倾诉，大家都称任弼时是“我们党内的母亲”。

筹备与主持党的七大

到延安后，任弼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筹备党的七大，为此，他付出了很多心血。

首先是选择会址。任弼时亲自实地勘察，最先考虑将会址定在安塞的真武洞，后来考虑在枣园后沟，并在那里打了窑洞，盖了礼堂。后沟保密条件好，但是地方较小，条件较差，也容不下那么多代表，而且只有一口水井，生活用水供应不够。最终任弼时将会址选定在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在这里兴建大礼堂，将中央党校的校舍作为代表们的住处。1941年，中央大礼堂开始动工修建。

任弼时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审查代表资格。这是一项既严肃又复杂的工作。从党的六大到七大，时间相隔17年之久。即使从1940年正式进行代表资格审查时算起，也有12年之久。七大代表来自全国不同的地区，有的来自根据地，有的来自国统区，有的来自敌占区，其中有的人曾遭受过国民党的逮捕关押，情况异常复杂，而且信息闭塞，这都为资格审查工作增加了难度。本着对党负责与对个人负责一致性的原则，任弼时认真听取委员的工作汇报，仔细分析现有资料，并设法寻找充分旁证;可能的话，直接与被审查者本人交谈，力求准确掌握其全面情况，作出正确的结论。

对于任弼时这种极端认真、极端负责任的工作精神，担任其秘书的师哲非常钦佩，说：“在弼时看来，对任何一位革命同志，不管犯了什么错误，他自己的责任只有一个：彻底弄清问题、分清是非，予以切实解决，帮助干部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改正错误，继续前进;绝不随便抛弃他们，绝不一棍子打死。”

任弼时还负责起草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报告。经过长期的酝酿和思考，他草拟了《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党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这条形态完备的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所造成的恶果超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并集中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强调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任弼时作为大会秘书长主持开幕式，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全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是44名中央委员中4位获全票者之一。在宣布这一结果时，毛泽东站起来，带头鼓掌，会场里立即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受全党爱戴的五大书记之一，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

指导重建青年团

由于日夜操劳，任弼时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45年苏联医生米尔尼科夫给中央的主要干部检查身体时，发现任弼时患有高血压、动脉血管硬化等病症，病情非常严重，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但是，任弼时对工作没有丝毫懈怠，仍然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叶剑英曾经这样赞颂任弼时：

“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1946年春天，中共中央华东局委派杜前、马仪、李云洁、李诚等几位负责山东青年工作的干部，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任弼时在杨家岭中央青委机关听取汇报并参加讨论会。

早在1925年至1927年，任弼时一直担任团中央总书记。其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得到空前的发展，团员数量增长十几倍，团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大步前进，使共青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助手。

这次讨论会为期2个月。在此期间，中央青委的同志每隔几天都要到枣园向任弼时汇报。在汇报中，青委的同志谈到工作中的困惑：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青年工作曾有过光辉的过去，青年作用曾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在1942年中央批评青年的一些失误之后，青年工作出现了松懈无力、缺乏领导的新情况，有些地区的青年组织已经是名存实亡，处于取消或半取消状态。经过多年来党的领导和教育，革命斗争中涌现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现在的问题是：青年工作没有明确的任务，青年工作干部弄不清该干什么，因而普遍不安心。

在青委同志长长的陈述过程中，任弼时始终默默地倾听，认真地思索，终于形成了意见。他缓缓地平静地说道：“形势发展了，团体不求得有所改进，工作方法不改革，自然就会消沉。”“是否把解放区的青年积极分子先组织起来，建立青年团？”之后，中央青委于6月25日草拟了一份《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草稿）》。

任弼时的意见为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使参加讨论的同志异常兴奋。多年后，他们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触：他的话，对我们来说真可以比作一声春雷。我们所有的青委工作人员和山东来的同志，为青年工作的现状焦虑不安，却谁也不曾想到过建团的事。原先，大家对青年工作只感到面前仿佛有重重浓雾，想求得一个新的出路，而苦于找不到。任弼时同志的话，拨亮了我们心中的一盏灯，眼前一下子豁然开朗。真是“山重水復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此后，任弼时又具体地指导青年团的重建工作。从青年团的最初蓝图设计，到试点、扩建，直至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的召开，都离不开任弼时的心血浇灌。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在历时7天的保卫战后，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3月19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撤离延安。任弼时深情地望着巍巍宝塔山，充满信心地说：“放弃延安有延安，守着延安失延安。”之后，他与毛泽东、周恩来会合，从此三人一起栉风沐雨，跋山涉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责任编辑：林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