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峰

在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中，唯欧里庇得斯享“舞台哲人”之誉，盖因他牵绊于那场堪称古希腊“启蒙运动”的“智术师运动”。相传，他不僅是自然哲人阿那克萨戈拉的学生，与智术师相交甚笃，还分外受苏格拉底关注（尼采就将两人相提并论），更与现代大哲康德、卢梭等人遥相呼应。欧里庇得斯是诗人，何以又跟哲学纠葛不清？欧里庇得斯是古代诗人，何以又与现代性牵扯不明？

对于这两个一直困扰学界的问题，法国古典学大家德·罗米伊在《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中给出了振聋发聩的回答。他开宗明义，欧里庇得斯虽是古代人，却可谓古希腊的现代人：不仅诸多现代思想在欧里庇得斯作品中已发先声，他还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以一种新的悲剧艺术开启了古典诗文的现代性走向。因此，较之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身上显示出一种旗帜鲜明的现代性。

然而，要把“现代性”这个极为现代的概念用在古代作家欧里庇得斯身上，显然令人困惑。为此，需要首先弄清的是，欧里庇得斯在何种意义上称得上“现代”？

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首先在于“较之他的同代人和前人，欧里庇得斯是现代人”（《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5 页）。这一论断只有在与前人的对比中才能得以彰显。古希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的《蛙》就堪称此类比较的开山之作。在这部据说颇具文学评论色彩的喜剧中，阿里斯托芬以插科打诨的方式冷峻地审视了欧里庇得斯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创作。埃斯库罗斯对神义永在的朴素信仰，与欧里庇得斯悲剧中对传统诸神和价值的普遍怀疑针锋相对。两位剧作家笔下呈现了各自迥然不同的时代精神：有别于亲历过雅典史上最辉煌的希波战争的前辈，欧里庇得斯见证了这座由此崛起的帝国大厦将倾的末日图景。而这种判然有别的精神气质，紧随雅典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经历的深重政治危机和道德危机而来。

公元前五世纪最后三十年，伯罗奔半岛（又译伯罗奔尼撒）战争给雅典带来了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席卷希腊诸邦的战争不仅改变了整个伯罗奔半岛的格局，而且暴露了此前在雅典进行的那场如火如荼的智识革命对社会全方位的影响。

伯罗奔半岛战争不仅是一场政治危机，也是一场信仰危机。埃斯库罗斯笔下对诸神的朴素信仰，在这场严重的危机中遭到动摇。这场危机不仅改变了悲剧精神，也改变了邦民的精神。这种悲剧精神的剧变，似乎源于横隔在新旧两代悲剧诗人之间的时代精神之别。迥异于埃斯库罗斯笔下对雅典充满自豪、蓬勃向上的情绪（这种情绪在索福克勒斯笔下仍清晰可辨），欧里庇得斯身处一个诸神缺位、混乱无序的世界。从修昔底德笔下可知，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如何将人类珍视的一切价值毁灭殆尽，战争带来的无谓牺牲和肆意屠戮如何将人性的残忍暴露无遗。而在欧里庇得斯笔下的英雄人物身上，起支配作用的往往也是灵魂中“人性，太人性的”的那个部分（《伯罗奔半岛战争史》，1. 22. 4）。

然而，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那场危机中，雅典究竟发生了什么，才让欧里庇得斯如此毅然决然地与传统决裂？仅仅诉诸时代差异似乎不足以完全解释这点。因为显而易见，欧里庇得斯的同时代人索福克勒斯也亲历了雅典民主制盛极而衰的整个过程，却没有显示出这种义无反顾的决裂……

欧里庇得斯与索福克勒斯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显然不能归因于时代精神，而应归因于天性差异：两人虽同时经历那场轰轰烈烈的智识革命（智术师运动），在受影响程度上却大相径庭。智术师们在雅典搅弄风云之时，索福克勒斯已过知天命之年，欧里庇得斯却“正值对新事物充满热情的年纪”。他带着天生的敏锐感知，全方位接受了这场思想大潮的影响，并以悲剧创作的方式热情投入了其中。

可以肯定的是，欧里庇得斯不仅是悲剧诗人，他也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如果说史家修昔底德对雅典所经历的那段危机四伏的艰难岁月的记载，带有明显的普遍文明关切，那么在这点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创作与之同声相应。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欧里庇得斯的所有传世剧作都倾注了他对母邦深陷于这个纷乱时代的思考，并带着对人类命运的普遍关切。不仅如此，在写作的指归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可谓与史家修昔底德同气相求。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半岛战争史》（又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开宗明义，他要从人性本身（何元国译本，1. 22. 4）入手稽考希腊成败兴坏之理。通过细致梳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给希腊各邦带来的全方位巨变，他寄望后世能借此通古今之变，鉴古观今。在这点上，欧里庇得斯显示出与修昔底德一样的雄心。

公元前五世纪末的雅典出现了一股风潮，“致力于通盘认识适于多数情况的重要方案”（《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168 页）。欧里庇得斯与修昔底德不仅写作动机惊人相似—反思伴随那场旷日持久的希腊内战而来的双重危机，还不约而同地从人性本身探究这些危机的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里庇得斯是一位与修昔底德同等重要的思想家。修昔底德以文学化（叙述）的笔触描述那场影响深远的战争，不仅试图探究雅典城邦衰亡的根本原因，还试图由此理析万物之理，穷究深藏于人性的普遍原因;欧里庇得斯笔下形形色色的悲剧创作，同样甫一开始就带着这种对人类命运的普遍关切。

欧里庇得斯的所有传世剧作，的确倾注了诗人对母邦雅典那段危机四伏、困境重重、令人失望的岁月的关切。他的所有作品都记录了雅典在这段罹乱的特殊历史时期所遭遇的困境：内战爆发令原本就已走向脱缰的雅典民主制的弊端日益凸显，由智术师启蒙开启的质疑一切传统价值的风尚，没有给雅典社会带来普遍开化，却导致了价值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令举步维艰地维系着社会秩序的传统伦理濒临土崩瓦解。

可以肯定的是，欧里庇得斯虽积极投身这股思潮，却并未全盘接受智术师的教诲。面对这场风靡一时的思潮，欧里庇得斯热情拥抱的同时也敏锐洞察了由智术引发的道德危机，甚至在剧作中以他特有的方式与智术师进行了对抗。

欧里庇得斯的确意识到智术师给雅典社会带来的深重道德危机：普罗塔戈拉等智术师深以为傲的“双重论证”的诡辩技巧，就世间万物展开理性论辩，可能无意之中为野心家或贪婪之人做了似是而非的辩护。由此带来的价值相对主义和道德标准的缺失，直接冲击了人世基本的伦常秩序。阿里斯托芬的《云》就对此进行了栩栩如生、鞭辟入里的戏仿……然而，看到了智术的危险是否就意味着必然为此寻求解决方案呢？

在《海伦》中，欧里庇得斯确实显示了非凡的论辩力，通过把特洛伊战争的起源归咎于海伦的“幻影”，甚至对智术师的诡辩进行冷嘲热讽。欧里庇得斯显露出的论辩力甚至令頭号智术师自愧不如。然而，与前辈埃斯库罗斯对邦民“德性”的关切不同，由于欧里庇得斯关心的是“求真”，他通过“把戏剧变成理论论争的场所”，在把古希腊悲剧变成“观念剧”完成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的同时（《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153 页），又在与智术师的对抗中吊诡地与之站在了同一阵营。尼采一针见血地指出欧里庇得斯身上蕴含的这种令人困惑的悖谬，“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总是冷和热的混合体，既能让人冻得发僵，又能让人热得发烫”（《悲剧的诞生》，赵登荣译）。

这种悖谬还造就了欧里庇得斯身上独有的气质之谜。这点尤其体现在其剧作中两种互生龃龉的“趣味”上。

在欧里庇得斯笔下，理智主义的趣味与怜悯的趣味惊人地杂糅一体。通常认为，怜悯与理性思考扞格不入。但一旦看到，欧里庇得斯笔下的人物的大段说理，几乎总是为了激发“怜悯”服务于怜悯—理性为情感服务，困难就迎刃而解。这些人物要么受激情所困，要么因时乖运蹇而深陷困境/ 险境。而且，悲剧人物为了摆脱困境/ 险境卖力说理的企图越不成功（实际上，欧里庇得斯笔下人物的说理几乎均徒劳无功），就越能凸显这种怜悯，越能使人们将这种不幸归咎于这个混乱无序的世界（而非个人的不足）。

然而，无论对欧里庇得斯还是修昔底德而言，指出人类犯错的机制，并不意味着人类能就此避免犯错。对“人性，太人性的”部分的深信不疑，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只要人性保持不变”（《伯罗奔尼撒战争史》，3. 82. 2），经验清楚揭示的激情的力量（血气、雄心/ 野心、欲望）仍会主导人类的行动。对此，欧里庇得斯洞若观火。他无比清醒地呈现了人类在各种激情裹挟之下走向极端的例子（杀子的美狄亚、为不伦之情所困的斐德拉、发狂的赫拉克勒斯等）。但正如揭示这些激情起作用的机制并不意味着能阻止这些激情肆虐，同样，解释这些激情也并不意味着旨在对此进行纠正。对欧里庇得斯而言，此世过于混乱，重整乾坤不过徒劳。

有别于前人对悲剧现实主义手法（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的不成功尝试，这种颇为现代的手法不仅在欧里庇得斯那里重获新生，还迸发出别样的生机。可以说，公元前五世纪最后三十年所经历的双重（政治和道德）动荡，正是借助欧里庇得斯对悲剧这种文类的革新找到了公开的途径。到了欧里庇得斯笔下，昔日在埃斯库罗斯那里不合时宜的现实主义手法真正实现了“戏剧合为时而作”。换言之，欧里庇得斯对悲剧的革新，使之与他的时代精神若合符节。

欧里庇得斯对歌队、悲剧角色等传统悲剧惯例和程式的一系列改革，都推动了悲剧的现代走向。在他之后，戏剧变得贴近日常，古希腊悲剧日益朝着现实主义的方向演进。悲剧一旦开始呈现普通人和日常生活，就使之向更多可能敞开。这些在阿里斯托芬看来蕴含着危险的“开端”，却与我们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欧里庇得斯的剧作在他的时代被视为惊世骇俗的“大胆”之作，却无比契合现代风尚，与现代的各种主张同声相应。因此，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的第二重含义就在于他无比契合于我们的现代精神。

备受现代作家推崇的那些所谓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作手法，不过滥觞于欧里庇得斯的大胆：法国古典主义是审慎的最后一道堤坝，此后洪水滔天—如今的人们沉迷于肆无忌惮地描述形形色色的情欲，可谓与欧里庇得斯毫不遮掩地敞开一切有违伦常之事意气相投。

在精神气质上，欧里庇得斯无疑更切近现代人。在《希腊悲剧》中，德·罗米伊就断言，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得斯的差异要大过欧里庇得斯与拉辛（高建红译，6—7 页）。如果说欧里庇得斯在他的时代知音寥寥，那么，现代剧作家与他的心性相逢时有发生：季洛杜（JeanGiraudoux）、萨特（Jean-Paul Sartre）、加缪（Albert Camus）……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剧作家都是欧里庇得斯的徒子徒孙。区别在于，绝大多数现代剧由于缺失欧里庇得斯悲剧的崇高而丧失了接续古希腊戏剧传统的可能。同样是描写战争的剧作，欧里庇得斯笔下除了表现人类的不幸和苦难，还洋溢着一种崇高的气息。尽管欧里庇得斯剧作中不乏影射现实的词句，但他与萨特那类随时宣示政治立场的“介入”派诗人判然有别。较之萨特明确把文学作品与集体斗争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欧里庇得斯的“现实主义”戏剧显然留有余地。与介入派作家公然宣称的革命旨趣不同，欧里庇得斯从来都无意于革命。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没有党派偏见，他也不是党徒。归根结底，欧里庇得斯只是一介书生。

在这个意义上，欧里庇得斯“合为时而作”的剧作与其说意在影射时局，不如说是诗人深情关切人类普遍命运的严肃表达。欧里庇得斯于希腊诸邦联合抵御外敌（波斯）入侵的那年出生，晚年经历的希腊内战使这个昔日联合抗敌的同盟土崩瓦解。欧里庇得斯通过革新悲剧艺术，回应他所处的罹乱时代面临的重重危机和困境。正因此，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由恐袭带来的动荡不安的现代人，尤其能在欧里庇得斯剧作中找到感同身受、心有戚戚的共鸣。

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诗人晚年对雅典的失望沁入骨髓，年过古稀毅然选择离开母邦雅典，远走他乡，在马其顿国王阿刻劳斯的宫廷孤独终老。据说，这位马其顿王（著名僭主，品性不佳，苏格拉底就断然拒绝了他的相邀，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II.25-27）雄心勃勃的“文化复兴计划”吸引了大批希腊人才，有新派画师宙克西斯（Zeuxis）、悲剧诗人阿伽通（Agathon），以及因大胆创新被观众赶下台的提摩透斯（Timotheus）。对于欧里庇得斯这样的自由心灵而言，远离那个令他黯然神伤的无序世界，让激荡的灵魂得以安顿，改认他乡作故乡又有何妨？

然而，我们在惊叹欧里庇得斯这位天才悲剧诗人开启了全新的诸种现代之余，依然绕不过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批评。

的确，欧里庇得斯精妙地把一种新的悲剧精神融入传统悲剧的崇高形式，不仅使这种独特的文体脱胎换骨，还使之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若干方面，欧里庇得斯都矗立于这种文体至高无上的顶峰。在某些方面，欧里庇得斯甚至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由他开启的新起点（往往）即是顶峰。坚持欧里庇得斯革新古希腊悲剧的创举对现代戏剧有划时代意义。厘清欧里庇得斯错综复杂的多重面相，显得比评断他的意见更为重要。欧里庇得斯为他的时代（和我们现时代）敞开的多样性：欧里庇得斯的独特价值，就在于这种开放和兼收并蓄。但诚如阿里斯托芬的善意提醒，欧里庇得斯在丰富悲剧舞台的同时，也导致德性上模棱两可，甚至导致有违伦常的（“通奸或乱伦”）描述也进入悲剧。

毋庸置疑，由欧里庇得斯开启的戏剧的现代性走向，使之在思想史上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自此，文学创作阔步迈向现代。欧里庇得斯的独特性就在于他处在这个承上启下的关节点上。他使一种即将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文类重新焕发生机。或许出于对欧里庇得斯这种极具创造力的天才的激赏，诸多现代学者“善意”地提醒我们，与其急于对欧里庇得斯做价值判断，不如多关注诗人的多重面相（维罗尔、德·罗米伊）。歌德在评断欧里庇得斯时就试图为他辩白：“后世为何要模仿他的缺点呢？”（《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89 页）

尽管欧里庇得斯在剧作中不无对智术师的批评，但毫无疑问，他深受自然哲人和智术师影响而颠覆了传统观念，与荷马、赫西俄德等传统诗人发生了根本断裂（多兹、维克等人就认为欧里庇得斯的思想离经叛道）。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甚至阿里斯托芬一样，欧里庇得斯也看出了智术似是而非的论辩可能对社会造成的挑战。为此，我们可以在他的剧作中找到诸多批评智术师的言辞。然而，欧里庇得斯与其说关切邦民的德性，不如说更关切他们的智性（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40—43 页）。对人类普遍智性开蒙的笃信使他选择在剧中像冷眼旁观者那样呈现一切可能的论证，由此抛却了传统诗人们关于人性高下有别的古老教诲（荷马、赫西俄德、品达、忒奥格尼斯等）。在这个意义上，欧里庇得斯又何尝不是以悲剧创作的手法完成了他的“双重论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