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梓

一

考场内，满是齐刷刷书写考卷的声音。

放眼望去，除了低头写字的学生们，还有桌上堆满的空咖啡罐。这是一门绩点分数不算高的学科，但对于我眼前的北大学生们来说，考试季中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是无比重要的。

2020年由于疫情关系，我所带班级的考试，全部都在返校后进行，本该8月份完成的考试季，由于返校的一再推迟被迫从8月底才陆续开始。这是考试季的倒数第二门考试，再坚持几天，长达两个月的考试季就要结束了。

考试季的疲惫写在了考场上时不时传来的哈欠声里，作为监考官的我踱步走在考场过道上。开考后约半小时，学生S举手示意想要上厕所。他坐在考场中间的倒数第三排，开考后他时不时地停下笔头，看起来卷子有些难。

看着学生S扬起的胳膊，我走过去，心里迟疑了一下，毕竟开考前他刚去过厕所。

“去吧。”我对他点头示意。

S匆匆跑向男厕，有些迫不及待的感觉。

过了10分钟，仍未见S回到座位，我走向男厕的门口，S匆忙走了出来，我看着S走回课桌，书写速度明显加快，我感觉有些不对劲，随后进入到了男厕蹲位。一个黑色的书包赫然挂在厕所内挂钩上，我深吸了一口气，战战兢兢地打开书包拉链。课本、考试复习资料、显示有着S姓名的临床实习记录本塞在了书包里。

“我终于抓到了！”我兴奋地拎着书包出了厕所，告知另一名监考老师刚才的经历。监考同事示意我不要惊扰考试，她继续监考。

同时我致电北大教务部门，告知了这一切。

就当我信心满满地以为抓到S作弊的证据之时，北大教务的老师告诉我，由于我并没有亲眼见证S在厕所内翻看考试相关资料，所以我的证据不足，不能以此作为S的舞弊证据。

那一刻，我气愤又失望。

这一次，S顺利通过了考试。

二

抓住S作弊证据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这一切要从考试前的学生举报事件开始。

我所在的单位是北京大学的一所临床教学医院，按照北大的相关安排，S所在的专业在大三到大四期间，需要在我院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临床课程学习。2019年开始，我被安排接手我院的医学教育工作，也成了北大医学部的一名本科班主任。

进入考试季后不久，我就接到了两起学生举报，举报内容为，S在考试期间偷看他人的考试试卷;不久后我再次接到举报，举报内容为，S在考卷阅卷过程中篡改了自己的考试答案。

对于这些举报内容，我并无多少怀疑，因为就在进入考试季后不久，我意外接到了领导的一条询问短信，大意是S正在面试海外一所名校的研究生，但有一门考试的分数不够学校绩点，询问是否可能改动S的考试成绩。

“这个分数不可能改动，他的成绩距离他需要的绩点分数太远了，何况成绩我早就给了学校。”我几乎是有些发怒地对领导说。

自从第一次取证失败，坦白讲我有些想要放弃，毕竟我手握的证据，我认为足以将S定位作弊，书包是S的，里面也是S的相关书籍。“作为一个女老师，怎么可能入男厕所啊。”想到北大教务因为我未亲眼目击S翻看考试资料而认为证据不足时，这个理由让我有些难以接受。

事后，我将此事告知了我的领导A与领导B，领导A听后有些惊讶，他似乎从没想过S会是这样一名学生。“小心一点，S父母在我们单位有不少人脉关系。”“背后有人那又怎么样呢，已经不是第一次考试作弊了，我就是无法容忍。”我内心嘀咕。而领导B作为我的直系领导，他表示支持我再次取证，但一定要谨慎行事。

从考试季开始，我几乎每天傍晚下班都要去学生们的复习教室走一圈，学委告诉我，不少学生开始通宵复习不回宿舍了。其他人告诉我，S差不多晚上10点多就会返回宿舍，第二天一早来到教室翻看大家辛苦整理的考试笔记。

“不能放弃，S的行为是对那些辛苦复习的同学们的极大不公平。”我告诉我自己。学生们彻夜复习的画面像是一个打气筒，将我内心那个已经快要瘪掉的气球一点一点地鼓起来。

三

“你们班上的同学对S的评价如何？”

在第一次取证后的近一周里，我找了不下十名同学谈话，了解S平日的情况：“偷拿老师的科研成果”、“小组讨论窃取他人成果”等。

S几乎没有多少正面的学生评价。

自从第一次我信心十足地取证但仍失败后，我其实一直不确定我是否一定可以找到S作弊的证据。试图举证S的过程似乎像我过去跑过的马拉松，异常漫长，也充满艰难，但是我仍然不想放弃。除了我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同学告诉我，S的“罪证”不止如此，而且过去学院曾想对他进行处理，但是几乎没有办法。

上一次考试后便是N学科的考试，这是本学期考试季的最后一门考试，也意味着，这几乎是最后一次能抓住S的作弊证据的机会。

那段日子，我每天都很忐忑。“老师，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就写联名信，不就是怕S背后有家庭撑腰受到报复吗？集体联名，写到北大BBS论坛上去，投给校長信箱，他总不能把我们所有班级同学都报复一遍吧。”W对我说。

很难想象，S和W成长在同一个班级，他们所在的专业在我们医院进行临床实习24年，上一次联名信行动的发起，还是在大约20年前。

接触他们的这几年，我很欣赏北大学生身上的“自我意识”，总让人相信有人性自我崛起的一面，我想这是生而为北大人，该有的样子。

比起可能上北大BBS十大的舆论新闻，我更期待客观的证据，我不愿意解决S的问题只能采用舆论这最后一条途径。为了更加谨慎，我专门咨询了律师朋友，我们的监控只可在公共区域，也就是教室进行。而年初，为了教室安全性等考虑，医院特意在教室前后装了监控摄像头。

我不知道S是否一定会露出马脚，但我希望自己作为一名班主任，可以尽力而为。

四

最后一门N学科的考试是周二。

进入秋季的北京，天高气爽。那天上午8点半，N学科开考。我像往常一样提前10分钟到达考场，强调了考试记律。我观察到S像往常一样坐在中间的倒数第三排。

为了认真监考，我像对待高考考场一样，全程没有一丝分神。S除了偶尔看看后排的钟表，一直低着头。表面上看，他似乎没什么异常。

时间到，S交卷，归位，一切都很正常，突然，S拿起手上的口罩，左右环顾了一周，确认没人，快速用手指拿着口罩擦拭着桌面。

擦完之后，他一溜烟地跑了。

眼前的一切，我既害怕又兴奋。

我走向在场的另外一位监考老师X，她与我一起走到S的考试课桌。作为授课教师，她亲口告诉我，虽然字迹被擦拭模糊，但仍可以辨认，那就是N学科考试的相关内容。我快速打开手机查看监控录像，S拿着口罩擦拭桌面字迹的关键画面被全程记录下来，而且开考前的一小时，监控记录了S在桌面抄小抄的过程。

我长吁一口气，我终于做到了。

当日，我将此事如实告知我的两位主管领导，领导B提醒我，让我赶紧联系另外一个监考老师X，找她签署一份字迹确认书，同时让我拷贝监控视频，做好资料整理让其过目。

我也第一时间告知了S所在的学院，校方一直询问我是否整理好了材料。为了更严谨，我再次确认了所有的文字材料说明以及监控材料。

领导B嘱咐我，既然我踏出了这一步，就要想好后果。很多年前，他曾因为医疗官司去过法院，那是一个冗长而烦人的过程。他说，按照S的行为，整个事情一定不会简单地收场，他一再叮嘱我，要做好心理准备。

邮件附件上传结束，我按下发送键。“一切评判就交给学校吧。”我长叹了一口气。

五

事件发生大约一周后，S所在的学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跟进此事，并且特意通知我，在处分下达之前，需要找S进行一次谈话。

当日上午9点，北大相关学院的主管同事带着电脑进入我们的谈话会议室。当S见到会议室内等候的两位学院老师时，似乎有些惊讶。

“S，N学科考试是哪天进行的，你还记得吗？”正在我思考如何开始时，S学院的主管同事D不慌不忙地开口问道，一边在电脑上记录。

“就上周吧，没多久，发生什么事了么？”

这时的S觉察到有些不对劲。

我们随后谈到考试现场发现的字迹，S表示是自己考前涂写，考后试图擦拭而没有擦拭干净。对于S的回答，我并不意外。另外一位在场的同事Z拿着北大学生管理手册，开始强调考试作弊处分。S之后不断重复桌面字迹是自己考前练习时涂写，考试后为了避免监考老师怀疑作弊，所以没有告知我们桌面的字迹现象。

谈话进行了不到半小时，S表示自己势单力薄，需要寻找家长帮忙，就急急忙忙地拿着手机走出会议室给父母打电话。

40分钟后，S的父母赶到了会议室。S的父亲，头发有一些发白，笔直的腰杆，立领的大衣，眉头一直皱着，看起来是位领导。S母亲的装扮相对朴素一些，话语不算强硬。谈话间他们一直强调S在家也喜欢在桌面涂涂画画，S其实一直很努力，我们有些误解了S。

这是举证事件发生后，我们第一次，也是我唯一一次在场与S进行的谈话。

在那之后，北大表示他们会继续跟进这件事，S的学院偶尔会打听一些S在医院的实习表现，以及告知我一些大致进展。

六

那段时间，我也不好过。

S的事件还在持续调查中，我的先生在知晓此事后，一直很坚定地支持我合法取证，让S的处分下达，他认为家庭的背后权力不能成为他猖狂的理由。我告诉我的大学导师我面对的处境，他说：“人都有各自的利益判断，不用在意，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听到大学老师的这句话，我似乎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之后，我想到那些为了考试通宵达旦的学生，以及S的“劣迹”，我不愿意让我的学生们冲在前面。如果我不做些什么，我发现自己无法面对内心的良知。

2021年1月初，S所在的班级就要离开我们医院，返回北大医学部了。他们离开的前一日，北大校方告诉我，S的处分书下达了。

虽然S一再不愿意接受，最后还是在领取处分书上签了字。

那时距离S作弊事件的发生足足有两个月。

然而处分下达后，S有10天左右的申诉期。

就在处分下达后不久，S所在的班级已经全部结束了在我院学习的课程，离开了我院。

在他们离院后不到一周，N学科考试的另外一位监考老师X告诉我，S找到她，要求她写下当日桌面考试字迹与考试内容无关的确认书，而且声称北大已放弃追究他的舞弊处分，同时提到整个事件是我在违规处理。

同事X还告诉我，S连续来到病房找了她两次，每次来都是拿着手机录音与录像，他似乎在寻找申诉的突破口，但她已经明确拒绝了S的不合理要求，并且坦言，如果写下当日桌面字迹与考试内容无关，简直就是打自己的脸。

过了几日，北大校方通知我，S已经向北大申诉委员会提交了他的申诉材料，开篇提到了考试当日是在我的强硬态度下，监考老师X才签下的考场记录。他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我。

我坐在电脑前，滑动鼠标，整整12页的辩驳，完全出自律师之手，“态度强硬，监考老师被迫签下考场记录”“刻意向校方隐瞒实情”“假借公权”“以欺诈的不正当手段，获取证据材料”，这些控诉我的字眼锐利，像是一把把刀子割在我心上。我一阵阵哆嗦，看着那些控诉字眼，我害怕得眼泪在眼眶打转。“你要坚强，不能退缩，你要勇敢。”我一直在心里默念。

后来，北大校方正式通知我，我需要前往北大的新太阳学生中心，参加S的申诉会。

担任北大班主任的两年，我前往北大参加过不少会议，但我从未如此紧张、忐忑过。“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他一定会想办法进行申辩的，而且会对你进行人身攻击，但你不要害怕，证据都是完整、客观的。”领导B安慰我。

听证会这天，我提前到达会议候场区，校方告诉我说，看到申诉材料中对我的指责，本不想让我出席，担心我的个人安全。

我说我应当出席，因为我是第一当事人。当天还有其他听证会议，S事件的听证议题安排在第二个。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后，工作人员告诉我，我们可以进入会场进行事实陈述了。

会场内坐满了各方教师及学生代表，作为S事件的第一当事人，我陈述了我在我们医院所经历过的一切。看着申诉材料上并不真实的字迹确认材料，以及S声称考试桌面的字迹是其写下的圣经内容时，我发现我没有那么紧张了。

我经历的一切都是真实、客观发生的，我没什么好怕S的。

听证会进行得很快，陈述完后，委员会对我的证据没有提出疑问，大家提了一些细节问题，我按照手里的客觀材料如实做了回答。

走出北大新太阳学生中心已近中午，我如释重负，看着眼前穿梭不息的学生们和头顶的太阳，我觉得北大校园从没如此明媚过。S学院的同事告诉我，如果申诉驳回，S可以继续申诉，下一步可以到达北京市教委，最后是法院。

我掏出手机，给先生打了电话：“结束了，我们这一次应该是赢了。”那一刻，我有些想哭，想着跨越重重困难进行举证，从接到申诉材料到举行听证会，我几乎每一天都很忐忑和害怕，特别是我脑海中浮现那些指责我的字眼。

当日下午，北大校方就来了通知。

校方坚持对S的作弊处分。

我知道S可能会继续上诉，但我告诉自己，坚持最初的那份信仰，做好配合学校进行下一步工作的准备，不论整个过程多漫长，自始至终，我不后悔按下那封举报邮件的发送键。

（李伊诺摘自微信公众号“全民故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