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琳，郭立宏

(1.西安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2.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0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越来越多国家鼓励开展跨国界技术交流与合作，以此获取互补性创新资源和持续竞争优势。例如，我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与沿线国家签署46个科技合作协定，成立“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积极开展航天、信息通讯和生命科学等各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跨国合作创新有助于加快全球创新资源流动与优化配置、实现各国之间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进而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动能[1]。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和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跨国合作创新显得更为重要。然而，各国之间的合作创新并非总能顺利有效实施。例如，美国通过限制技术、数据、资金和人才在中美之间自由流动，阻碍两国技术合作，疫情冲击也进一步加大了双方技术合作难度。为此，学界针对跨国合作创新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研究，已有文献主要从国家距离角度出发，探讨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和技术距离等对跨国合作创新的影响[2-4]，但较少关注制度距离的作用。

关于制度距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跨国合作创新的现有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制度距离对跨国合作创新影响研究，普遍证实了正式制度距离与跨国合作创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5-6]；另一类是非正式制度距离对跨国合作创新影响研究，主要将文化视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基于Hofstede[7]提出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国家文化模型，分析文化距离对跨国合作创新的影响，然而，得到的结论却互不支持[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