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雨

摘  要：2014年开始，中国经济正式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已经成为共识，经济的下行压力不断增大，探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路径，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已成为学术界共同研究的课题。本文旨在通过评述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进一步梳理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注重于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核算;经济增长理论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在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议。杨汝岱（2015）认为过去三十年我国的发展模式是以人口红利为基础的高投资、高出口拉动型的发展模式。李平（2016）也认为从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要特征。然而蔡跃洲等人（2017）的研究发现TFP对中国高速增长总体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1978-2014年间宏观TFP增长对GDP增长平均贡献度达到39.4%。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这可能是由于方法、数据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计算结果差别较大造成的。

虽然关于TFP增长对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是从2014年开始，中国经济正式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已经成为共识，经济的下行压力不断增大，探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路径，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已成为学术界共同研究的课题。

二、TFP增长率测算与宏观增长核算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也称多要素生产率（Multi-Factor Productivity，MFP）。由于大小难以直接度量，也没有明确的量纲单位，且经常与技术进步等联系在一起，TFP通常给人以复杂、神秘的印象。其实，TFP并没有字面上表现的那么抽象。为了更好地理解TFP，不妨从生产率本身出发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析。

生产率指的是给定一组资源要素投入能够获得的产出，度量的是经济单元（大到国家，小到工厂、车间）的生产效率。在投入和产出都只有一种的情形下，生产率的测度非常简单，在数学形式上可以表示为投入-产出比。劳动生产率作为测度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本质上正是將劳动作为唯一的投入要素。当然，现实中投入要素除劳动外还包括有形资本等其他可观测要素资源，因此，使用劳动生产率衡量和比较生产效率往往会出现很大偏差。例如，拥有同样数量和素质工人的两个工厂，采用最先进机器设备的工厂，其劳动生产率会高出很多;很显然，劳动生产率与资本使用情况即资本强度密切相关，资本深化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Coelli et al.，2005;Syverson，2011）。

为更加客观衡量生产效率，需要测度所有能够观测到的要素投入组合所能得到的产出，于是便有了TFP（或MFP）。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仍是生产率，用于衡量经济单元的生产效率。单投入、单产出情形下，生产率测算可以表示为“投入产出比”;将劳动作为唯一投入要素便得到人们熟知的“劳动生产率”。现实中，要素投入显然不止劳动，仅使用劳动生产率度量生产效率难免会产生偏差。为了更好地度量生产效率，有必要测度所有能够观测到要素投入组合的产出效率，于是便有了TFP和TFP增长率测算（Hulten，2000;Syverson，2011）。根据被衡量经济单元，TFP增长率测算分为企业TFP增长率测算和经济体（或产业部门）TFP增长率测算，二者思路方法有较大差别，本文主要研究宏观全要素增长率。

宏观TFP增长率测算可追溯到20世纪中期，斯蒂格勒、阿布拉莫维茨、索洛等对此均有开创性贡献。最具深远影响的当属索洛新古典增长模型及著名的“索洛余值”和宏观增长核算体系（Abramovitz，1956;Solow，1957）。根据索洛模型，经济增长可以分解为资本、劳动要素和“被忽略因素（索洛余值）”三部分的增长，进而可计算经济增长中不同因素的贡献率，而“被忽略因素”增长正是TFP增长率。索洛之后，乔根森（Dale W. Jogenson）和格瑞里奇斯（Zvi Griliches）等先后将投资理论、指数理论（index number theory）、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企业理论等融合到增长核算框架中，定义迪维西亚指数（Divisia index）作为TFP增长率，最终形成了一套完善严谨的增长核算框架。鉴于乔根森的杰出贡献，不妨将其称为“乔根森增长核算框架”。乔根森增长核算框架将宏观增长来源分解与国民统计核算体系有效对接：在资本要素投入估算方面引入“资本服务”、“生产能力衰减”、“存量资本退役及役龄（最大服务年限）”等概念;在劳动要素方面考虑教育、健康等劳动力质量因素，体系更为合理，已被发达经济体及国际组织所广泛采用。为规范成员国统计部门的TFP增长率测算活动、提高测算结果可比性，经合组织以手册形式对乔根森增长核算框架及TFP增长率测算细节进行了详细说明（OECD，2001）。

国内宏观TFP增长率测算工作至少可以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李京文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团队与乔根森、黑田昌裕等合作开展中美日生产率比较研究（李京文等，1993;李京文和李军，1993;郑玉歆，1998）。进入21世纪后，宏观TFP受到更多关注，黄勇峰等（2002）、孙琳琳和任若恩（2005）、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都开展了相关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尝试着用生产前沿面方法测度宏观或部门TFP指数，大致做法是以企业或区域作为效率和TFP指数测算单元，在测度每个单元效率和TFP指数基础上，加权平均得出行业部门或经济体整体的TFP指数（王志刚等，2006;姚战琪，2009）。

三、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

在增长核算框架下，以余值方式测算出的TFP增长率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黑箱”，任何未被观测到的因素都可以被归于TFP变化;更多的时候，TFP增长率还被简单的等同于技术进步。为了探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路径，我们必须先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

蔡跃洲等人（2017）依托乔根森增长核算框架构建了宏观TFP增长率测算分解模型，根据分解模型，在中国宏观及产业部门TFP增长率测算基础上，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TFP增长分解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又能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变化）和技术效率提升，技术进步指的是代表最先进生产技术的生产前沿面整体向外移动，而技术效率提升本质上是在现有技术水平下，通过增加各种资源要素间的协调性，使既有技术水平下的潜能得以更大程度释放。（李平，2016）

在微观层面，杨汝岱（2015）指出TFP整体增长来源于四个部分：在位企业本身的绝对技术进步、在位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高生产率企业进入和低生产率企业退出。

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

根据上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我们知道技术进步（技术变化）、技术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转换是提升宏观全要素生产率的三大途径，因此李平（2016）站在国家和政府的角度，从“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引导产业结构转换”三方面详细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宏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蔡跃洲等人（2017）则考虑到不同时期要有不同的侧重点，提出对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宏观及产业TFP，增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短期内要充分发挥TFP增长的结构效应，但从中长期来看，技术进步仍是TFP增长的主要源泉。

在微观层面，杨汝岱（2015）着重强调技术效率的提升，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后发优势逐步衰减，企业绝对技术水平的增长速度必将越来越小，要实现经济结构转型，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目标，我们就应该着力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内生增长能力。杨汝岱（2015）还指出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效率差异较大，国有企业的效率表现最差，因此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也许是一个有效的切入点。

五、结语

上述文献虽然对关于TFP增长对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作者们都一致认为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注重于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增长，并且都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但是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涉及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的体制机制，与企业、政府、研究机构、科研人员、企业员工等各类主体都有着密切关联，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虽然杨汝岱（2015）和李平（2016）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分解过程中，涉及了微观层面的分析，但是三篇文献最后都只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忽略了对企业、研究机构、企业员工等微观主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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