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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封城期园艺疗法的自我实践与教育思考

2021-05-10周娴饶鉴李平熊威

科学与财富 2021年34期
关键词:压力健康宠物

周娴 饶鉴 李平 熊威

摘 要:本文介绍了武汉封城期间被迫宅居在家进行园艺疗法的尝试:一边育种植物,一边驯养鹦鹉,通过这个实践的过程,提出了怎样将宠物辅助治疗融入园艺疗法的问题,尤其园艺疗法之花鸟模式的提出是本文的学术建树。在比较分析室内的园艺疗法更加侧重使人心理健康获益、室外(举例宋代城市园林)的则通过劳动或运动强身更侧重身体健康获益的基础上,指出了西方园艺概念的局限性并褒扬了中文语境里园艺的艺术属性。最后思考了园艺疗法在乡村振兴运动背景下的美好前景与应对大学生心灵教育工作中推广实践的可行性。

关键词:压力;园艺疗法;实践;宠物;心理;健康;设计

1 主要实践内容与感悟

新冠疫情让人们不得不思考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央改革委明文指出“要坚持把人民…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预防为主摆在更加突出位置”[1]。那么,以预防为主的大健康理念下的园艺疗法,怎样创新地发展才能让大多数人都享受得起园艺的健康福利呢?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并付诸实践去深入研究。

1.1 培育草本种子发芽

因为封城,武汉与外界的物流也几乎全被封锁了,所以我买不到理想的园艺疗法种子。种子何谓“理想的”呢?一不能太小,二不能不易发芽。否则难以让操作者体验到: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发芽-这种生命轮回的美妙。总之,育种是非常适合做为园艺疗法的一种室内活动,它借由生命的律动感觉使人们在心理健康上获益从而振奋“勇气面对并接受生命的挑战,重新拾起信心面对未来”[2]第18页,因此,我强调了“理想的”重要性。种子作为最重要的道具,不应该让操作者感到难度很高。换言之,如果种子挑选得不理想,导致不能成功发芽生长,那么它们就不能给操作者带来有趣、舒服、好玩的享受感。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没有起到疗愈效果,反而遭遇反效果——这个观点,是台湾园艺疗法实践前辈郭毓仁老师其著作《治疗景观与园艺疗法》的要义之一,我完全赞同。

我仅有的种子,恰好都是草本的,虽不理想(既不大也不新鲜),但都在我精心照顾下完成了它们的生命轮回,让我享受到了园艺收获的乐趣、有效舒缓了为线上教学做全新备课的工作压力。孟春时期,气温较低,我点播了耐寒的芫荽;仲春,我试种了紫苏、旱金莲、荆芥;季春,在清明与谷雨之间,适合播玉米和洛神。陪伴我做园艺操作的是三只活泼的鹦鹉,它们也分享了育种带来的喜悦成果:新鲜的绿叶蔬菜和色泽艳丽的旱莲花。与其说它们是“陪伴”者,不如说它们是“参与”者。

1.2 操作过程中的感悟

为什么说鹦鹉也是园艺疗法的重要参与者呢?因为我对园艺这个词的理解是广义的。园艺学,在西方语境里是horticulture,从词源上究其涵义,则是“关于花园(horti-)的培育(cultivation)学”。其中前缀horti是拉丁语hortus gardinus的缩写。而hortus gardinus(花园)也可缩写成后半形式gardinus。到了14世纪以后,gardinus融合了希伯来语Eden,于是花园就写作garden。其中,gar-的词源同yard和guarded,强调的是四周被围合起来的受保护的样子;而-den的词源Eden本意即快乐感。总之,把花园写成garden比horti更能体现西方两希文化结合的历史感,但是,无论哪种写法都不能证明:园艺学等于植物学。换言之,若把花园等同于植物,未免狭隘。

因上所述,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广义地讲,园艺疗法是指通过植物及与植物相关的诸活动达到促进体力、身心精神的恢复疗法,”[3]第2~3页显然,把园艺等同于植物是有争议的。假如园艺等于植物,那么,“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大多通过园艺活动来亲近自然”[4]第19~23页这个论点就不成立了;因为,许许多多城市居民亲近自然的方式是通过动物(尤其萌宠)而不是植物。早在十多年前,宾夕法尼亚大学精神病学兼兽医学专家Aaron Katcher已用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大量实验数据证明了“宠物治疗对自闭症儿童的明显效果”[5]第377~383页。

所以,我认为宠物鹦鹉是园艺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同植物一样也也是园艺疗法的道具之一。那么,怎样将宠物治疗作为辅助手段加入园艺疗法呢?

2 分析两个本土的古今现象和一个国外的问题

两个本土现象是指今天的疫情迫使城市人民不得不宅居的生活事实和古代的市民普遍把花园当作日常园艺疗法实践的场所的现象。一个国外问题是指园艺疗法作为一门现代的科学与学科,它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西方心理学,而这些心理学理论若用于指导今天的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

2.1 新时代宅居环境的新压力

疫情迫使家变成了唯一的生活环境(最艰时出门散步成奢望),也变成了线上的工作环境。于是,家庭也成为充满压力的环境。有人说“在当今的社会,工作、生活环境中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造成对人的无形压力,而削弱这种压力的唯一环境就是园艺自然环境。”[6]第19~23页我赞同这个观点,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在有限的家庭室内空间如何做到亲近园艺自然环境呢?于是有人建议拿出室内大部分的空间装置植物,甚至给了“拿出20%的空间摆放植物比拿出10%的空间其粉尘去除量要多出三倍”[7]的证据。我完全相信这个论据的真实性。但问题是,若只为获得去除粉尘这种生理方面的健康效益,用一台小小的空气净化机就可解决,有必要牺牲20%以上的居室空间吗?注意此处强调的是空间而不是面积,显然,以牺牲居室空间的方式亲近园艺自然是不现实的。

毋庸置疑的是,生活节奏紧张、工作压力增大,会导致心理隐患,我们称之为亚健康状态。世卫组织在1948年阿拉木图大会重新定义了“健康”,旨在强调,健康不仅仅是生理上没疾病和残缺,还包括心理上和社会适应能力上都完好。我国的“道教医学”[5]理论其实就是自然医学理论,是《黄帝内经》的哲学源头。内经把致病因素分为外因和内因。外因即六邪(风热暑湿燥寒),内因即七情。七情困顿就是心理隐患,若致症状,中医统称为情志病。内经是最早的心身医学(比世卫组织的新健康定义早得多),强调内因(心理)病会导致外因(生理)病,例如“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的心身辩证观。所以我们传统的医学更注重内因致病因素而提倡調心养性、移情易志、游目骋怀等日常保健习惯,坚持以预防作为上医的准则。

倘若仅以调养情志精神为目的,那么只取宅居环境的室内一隅就足够了。“园艺疗法的范围可大可小…小者一小盆栽即可自成一套课程,…重点:亲近自然、接受阳光、用心照顾,即可享受园艺疗法带来的疗效”[8]第220~225页我赞同此观点,因为在封城期间我未曾离开居室半步,全从照顾几盆花卉、蔬菜和三只鸟儿的过程中享受了阳光和喜悦,心理受益十分明显。

2.2 古代城市园艺疗法实践的滥觞

我国城市园艺疗法实践滥觞于宋代。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宋代的城市生活普遍有游园的习俗。上至达官文人、下至平民耕夫,无不以游园为时尚。当时民间流传“三月十八,村里老婆风发”的俚语,反映了村姑们一到春天就往城里赶忙游玩的热闹情景。宋代的城市,花园的数量多到什么程度呢?“东京园林之多,达到了‘百里之内,并无阒地’的程度”[9]第198页。临街开放的酒楼、茶馆无一不争相建造自己的花园,并把酒楼以园子命名,比如张宅园子正店、蛮王园子正店、郭晓奇园子正店等等。而这些商业园林,设计的蓝本则是当时洛阳的文人名园比如司马光的独乐园、安焘的丛春园、富郑公的宅园等。可见,城市生活的日常,无论雅俗都离不开园林。

其次,上层的政策,重视运动养生胜过于军事。第一个开放皇家园林供人民运动游乐的是宋太宗,那时皇家园林兼具帝王阅兵和全民健身的双重功能;宋真宗时则无阅兵功能,全为方便人民运动强身,如为了增加运动的娱乐性还在金明池发明了水秋千、龙舟竞标等水上趣味运动项目;宋徽宗更是将五运六气健康观提升为国策,他“极力推崇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和‘五运六气’相联,实际是宣扬运动”[10]第180页从他设计的艮岳的景点提名:药寮、炼丹亭、不老泉,可见运动的目标是永葆健康。另从“名园蹴鞠称春游”、“秋千蹴鞠趁清明”、“蹴鞠场边万人看”等古诗句中可见蹴鞠可能是春天最广受欢迎的运动;而且这种运动需要开阔的场地。所以,园艺环境的范围在宋代不局限于室内,可能更多依赖于场地开阔的园林。

最后,文人是实践先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园艺劳动对策响应最积极的可能是文人士大夫阶层尤其那些官场失意的人。司马光园记载“志勤体疲,所病者,学之至。”意即精神(志)辛苦劳累而身体疲软乏散,病因由读书学习太过努力导致(部分归因其政敌的仕途得意)。因此他在园子里安排了采药圃、种竹斋、浇花亭、弄水轩、钓鱼庵诸景,其中,采、种、浇、弄、钓这些动词无疑都是园艺体力劳动。“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可能是形乐志苦之人最理想的园艺疗法实践的内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苏轼雪堂园记有“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可见他选址雪堂于东坡的主因是东坡之胁有一个废弃的园圃。当时他已被贬往黄州(今湖北黄冈),也是志苦之人。能够在偏远的黄州寻得一个实践园艺劳动的园圃实属不幸中的小确幸。

综上所述,园林比较室内,其优势是可通过运动、劳动的施展使实践者在生理上获益。从身、心两方面都受益的角度,园林可能是最理想的实践园艺疗法的环境。

2.3 西方园艺疗法科学理论的瑕疵

目前国内外园艺疗法研究领域认同率比较高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三派:

一是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教授Ulrich的压力减小理论,他的学科背景是“卫生设施设计”[11]。二是美国教授Kaplan夫妇的注意力恢复理论,他们的学科背景是“环境心理学”[11]。三是90年代Roszak教授的生态心理理论,其学术背景是“心身医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学科”[12]第26~30页。

但是任何理论都不完美。比如Ulrich理论得出的结论“甚至观看绿化与水体等自然环境相关的影象媒体,也会对压力放松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13]第79~82页,那么,主要是“自然环境”产生的积极作用,还是“绿化与水体”的绿色色彩本身产生的作用呢?因为影像媒体只能传达平面的视觉要素比如色彩而没有三维空间的环境临入感。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待循证研究。再如Kaplan理论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人类对大自然环境具有天生的向往”[13]第79~82页意即人们对自然环境天生就感兴趣,所以观看自然不会注意力涣散从而有助恢复工作的疲劳感。但是这个假设令人怀疑,我的观察结果是:从小在鸟笼里孵化并长大的鹦鹉,对自然环境没有向往的兴趣,而且十分害怕离开人工的居室环境。同理推测,从小在城市中心长大的孩子真的对自然环境中的植物感兴趣吗?待调研统计。最后Roszak理论提出的野生动物疗法、荒野疗法,虽然可能弥补了以上两派理论除视觉以外的其它感官机能解释的缺失,但是,野生动物与荒野环境的危险性在今天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Roszak理论中对实践具有可行的指导价值的只有:园艺疗法。

总之,这些西方理论似乎都经不起深入思考和论证。做学术研究不能对西方理论知识一味地持“拿来主义”的态度!

3 创新:宠物辅助治疗加入园艺疗法

上文已闡明野生动物的危险性和不可操作性,所以首先需强调Pet不等同于一般Animal。宠物由于经过了一定程度的驯化,对人类心身健康的促进是安全且有效的,比如“通过使学生与猫、狗互动,以帮助减轻压力的项目被称为动物探访计划(AVP),已在美国一些高校存在多年”[14]。宠物与人之间有着丰富的互动性,比如提供了触觉感官的愉悦享受,这个功能是植物不具有的。任何创新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土壤,本文宠物辅助治疗的理论依据是我国的传统自然审美观和传统中医文化。自然审美的觉醒始于约公元4世纪(魏晋),动物、植物、山水都是艺术表现的审美对象,一起构成完整的园林艺术体系。最早把鹤当作宠物在寺庙园林里驯养的人可能是东晋僧人支道林。支公好鹤的典故告诉我们宠物鹤与野生鹤的区别在,宠物需从幼年时期开始驯养。明代张潮《幽梦影》评“鹤令人逸,马令人俊,兰令人幽,松令人古”,首列对动物鹤与马的审美心理。计成也有提到“养鹿堪游,种鱼可捕”[15]第51页等园林动物的娱情功能。由于世界自然审美意识最早觉醒的民族在中国,所以西方horticulture一词在中文语境里意译为“园艺”不如直译为“园育(cultivation)”更准确。简言之,中文语境里的园艺,即培育园林的艺术。比较中英文差异,显然中文语境突出的是“艺”。

园艺不等于园艺疗法。既然提疗法,必然重疗效。举例园艺植物的疗效:早在1975年就有临床实验统计结论“金银花与鱼腥草水馏复方制剂治愈小儿肺炎千余例且疗效满意,可替代抗菌素”[16]第573~579页。无论“真理导实践”,亦或“实践出真知”,都不重要,因为这就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聊争论。重要的是,只有实践才能证明疗效。然而有西方学者反对将中医药植物应用到园艺疗法(包括康养景观环境)并撰文“提出要警惕这一做法”[17]第24~27页,令我们感到困惑。中药学实践是传统中医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园艺疗法具有中国特色的宝藏级源泉。

完整的园艺疗法实践体系应包括:园艺食疗、园艺芳疗、园艺景疗三大部分。其中食疗与芳疗分别侧重味觉与嗅觉的艺术开发,主要道具是植物;景疗则重在视觉、听觉、触觉,主要道具有环境景观(视)、花鸟(视听触)、检疫且特别训练过的治疗动物(触)。景疗这一大部分,在其中环境景观(视)的理论研究方面,目前最具参考价值的是Orians的草原稀树假说,他从风景审美的进化角度提出“人类普遍偏好热带草原这种自然、开阔的景色”[18]第118~124页。比较德国浪漫派风景画家Friedrich的这两幅都很自然、开阔的风景画后,不难发现画于1822年的《家乡附近的草地》比画于1808~1810年的《海滨僧侣》看上去更令人心旷神怡,说明“热带草原”特质里草绿的色彩要素和空间的开阔感要素一样重要。另在花鸟(视听触)的实践方面,最具研究典型性的案例可能是日本挂川花鸟公园里鹦鹉与人的互动。花能治愈人,同样也能治愈鸟,例如有实验結论显示:“樱李属的花卉可治愈鸟儿的狂躁症,将花儿故意撒落在鸟儿羽毛上,可让它们迅速恢复平静状态。当主人面对鸟儿的愤怒行为感到不安时,花儿同样可安抚主人的情绪”[19]第42~44页,我把它称为园艺疗法的花鸟模式。

4 思考:园艺疗法实践在大学生心灵教育工作中推广的前景展望

乡村环境的一大优势特色就是包含农场、山林、湖田等开阔的自然景观。最早的园艺疗法实践可追溯至18世纪末的英国约克郡收容所,它在乡村的自然环境中导入了让小鸡、兔子和精神病人一起玩耍的活动,以此方法控制患者的行为,收到的效果比以前的“恐吓法”要好;19世纪初北苏格兰的精神科医生又在农场中增加了让患者进行园艺劳动的方法,结果有效地提高了治疗的效果。这些说明,乡村是实践园艺疗法的最理想场所。在目前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大背景下,许多高校都兴起科技人才下乡服务的活动,比如去年湖北省教育厅启动了“百校联百县”的行动计划。我们团队参与了这个行动,服务于大别山中药材产业开发区的重点乡镇——红安县。我们期待在校县互助关系的良好基础上把我们的试验农场打造成为大学生开展心灵教育工作的园艺疗法实践基地。

本文所指心灵教育意即心理健康教育。疫后综合症在“大学城”内表现出的心理隐患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我们一致赞同这样的观点:“几乎所有的观点都认同培养健全人格是心灵教育的目标”[20]。心理学不只是关注人类疾病的科学,也是重视人类幸福和发展的科学,所以,只有以心灵教育系列的课程提前干预和积极影响学生的心理成长,才能有效避免各类校园悲剧。园艺疗法结合自然美育也许是最适合联结乡村和校园的实践操作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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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

周娴/1980/女/湖北襄阳/硕士/副教授/园艺疗法的环境设计和产品设计,湖北工业大学(430068)/ShaneZhou111@163.com

通讯作者简介:

饶鉴/1980/男/湖北武汉/博士/教授/风景区品牌视觉形象设计,湖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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