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沿边地区交通网络可达性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研究

2021-05-09洪东方骆华松

湖北农业科学 2021年7期

洪东方，骆华松，2，覃洁

（1.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昆明650500；2.中国西南地缘环境与边疆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昆明650500；3.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650000）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交通基础设施与城镇化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二者协调好、耦合度高就能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反之，二者发展不协调，一方形成短板效应从而制约着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国外学者最早对交通和城镇化的发展关系进行探讨，运用协调理论和交通经济理论分析二者之间相互支持关系［1］。Wetwitoo等［2］论证了交通投资与土地利用协调对城镇化集聚的重要性。国内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交通网络建设逐步成为城镇化先行的重要形态，道路交通网络作为城市发展的骨架，影响城市发展规模的同时要求城市交通模式与城镇化相适应，城镇空间发展轴引导着交通网络发展轴，同时交通网络在支撑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城镇的发展［3，4］。随着研究进一步深入，已有学者利用省域面板数据，从时间和截面2个维度对交通基础设施与城镇化的相互影响展开研究［5］。目前，大多数研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对不同尺度下的交通与城镇发展关系进行分析［6-8］。综合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交通网络与城镇化的耦合研究不断深化，但对西部边疆地区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以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为依据，通过量化分析云南省沿边州（市）的交通网络与城镇化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为云南省进一步推进沿边地区建设和兴边富民行动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沿边8个州（市）25个边境县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3个国家接壤。近年来，沿边地区作为兴边富民和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阵地，社会经济已经实现快速发展，云南省先后实施两轮兴边富民工程和改善沿边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计划，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速，沿边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23.36%提高到2018年的47.81%，城镇协调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借助“一带一路”和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云南省加速推进公路“能通全通”“互联互通”工程，推进铁路“补网提速”，深化航空“强基拓线”，实现省际畅通、周边国家畅通、沿边畅通的交通网络正在形成。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科学的指标体系构建是进行定量分析评价的前提，交通网络可达性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耦合分析尚无统一的标准。本研究最短行车时间由百度地图点对点逐条搜索获得，城镇化发展水平通过选取3大类、12个指标值为计量标准［9］，其他统计数据来源于2019年云南省统计年鉴和云南省各州（市）2019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2 研究方法

2.2.1 交通网络可达性模型可达性用来评价特定交通系统条件下某中心城市到其他中心城市的旅行时间，利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计算出云南省沿边8个州（市）的可达性值。具体公式如下：式中，Ai表示i地的可达性值，Tij为i地到j地的最短通行时间，Mj为地区j的权重，本研究权值取各地区对应年份的城市生产总值和年末常住人口规模的平均值为计算指标［9］。Bi表示i地的可达性系数，n=8，为云南省沿边各州（市）的节点个数。

表1 云南省沿边州（市）主要交通网络统计

2.2.2 城镇化综合水平计算城镇化格局包含区域

经济发展、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自然结构基础和生态环境，其综合性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多个方面［10］。遵循指标的科学性和可获得性，在参考张潇晗等［11］、贾亦斌等［12］、尚静静［13］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2）。为解决指标单位的量纲差异问题，利用功效函数把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次运用熵值法计算二级指标的权重值，客观地反映各指标值的重要程度，并用加权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出云南省沿边地区城镇化综合水平指数。

表2 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2.3 耦合协调模型

1）耦合度能够反映出两个系统间通过相互作用而产生相互影响的现象。本研究选取耦合协调模型来计算云南省沿边地区交通网络可达性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借鉴陆保一等［14］的研究，耦合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表示耦合度，F1为交通可达性系数，F2为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α和β为权重系数，一般认为二者相互作用相同，故将α=β赋值为0.5，θ取值为2［15］。

2）耦合度虽然能反映出两个指标体系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但在反映系统间协调发展方面略显不足，耦合协调度则能反映系统发展过程中协调水平的高低，公式如下：

式中，a、b为待定系数，由于交通可达性与城镇化发展关系中二者作用相同，将a、b均赋值为0.5［14］。根据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计算结果，运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耦合协调度进行阶段划分，在交通网络可达性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等级划分的基础上［16］，依据交通可达性与城镇化发展的相关关系将其分为15个基本类型（表3）。

表3 交通可达性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发展特征

3 结果与分析

根据公式（1）和公式（2）计算出云南省沿边各州（市）可达性值和可达性系数，并用熵值法算出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指数，结果如表4所示。

3.1 交通网络可达性测算结果和区域特征分析

通过交通网络可达性模型测算可知（表4），云南省沿边各州（市）的可达性水平较低，可达性值在6.44～9.17，可达性系数在0.82～1.17。其中，东南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可达性水平最高，可达性系数为0.82，其近邻滇中城市群，且公路、铁路、航空交通网络齐全，因此可达性水平最好。地处云南省西南部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可达性水平最低，可

达性系数为1.17，其虽然有航空交通运输，但受制于地理位置的影响，空间距离较远，所以可达性水平最低。整体来看，云南省沿边地区可达性水平东南部优于西南部，其中文山、红河、普洱、临沧4个州（市）的可达性系数均在1.00以下。进一步分析发现，近邻滇中地区的城市交通条件相对较好，远离省会且交通运输方式单一的州（市）可达性水平较差。

3.2 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与区域特征分析

通过构建的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得出云南省沿边8个州（市）城镇化综合发展值在0.05～0.20，其中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0.20）最高，约是最低值怒江傈僳族自治州（0.05）的4倍，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在城镇化发展水平12项二级指标体系中有7项位居第一，表明沿边州（市）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均衡受地域差异影响较大。除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外，其余州（市）的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均在0.15以下，发展水平有待提高。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受制于地理位置偏远和基础设施落后的影响，人口城镇化率不高且没有高等学校，因此该州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与其地他区差异较大。

3.3 交通网络可达性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

通过公式（1）、公式（2）和熵值法分别计算出云南省沿边各州（市）的交通可达性系数和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并用公式（3）、公式（4）和公式（5）对二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测算，将结果通过ArcGIS 10.6软件进行可视化表达，绘制出云南省沿边地区交通网络可达性与城镇化发展水平耦合度和协调度空间格局（图1、图2）。

3.3.1 交通网络可达性与城镇化发展耦合度空间格局通过GIS自然间断点分级法测算，由图1可知，云南省沿边8个州（市）交通网络可达性与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耦合度指数在0.16～0.56，50%的州（市）耦合度指数在0.40以上，最高值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0.56），最低值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0.16），显示出云南省沿边地区交通与城镇化发展的耦合水平不高。根据测算结果将耦合度划分为4个等级：耦合度指数≤0.16为低度耦合区，包括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耦合度指数在0.16～0.34的为初级耦合区，主要包括位于西南部分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耦合度指数在0.34～0.42的划分为中度耦合区，包含保山市和普洱市；耦合度指数在0.42～0.56的为高度耦合区，包括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3.3.2 交通网络可达性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空间格局云南省沿边各州（市）交通网络可达性与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协调度测算值在0.30～0.57。其中，最高值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0.57），最低值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0.30），其中87.5%的州（市）协调度在0.40以上，37.5%的州（市）协调度在0.50以上，云南省沿边地区协调度平均值为0.46，显示出沿边地区交通网络可达性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平稳，处于初级协调阶段。

从空间分布上看，由图2可知，云南省沿边地区交通网络可达性与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空间格局和协调度空间分布呈对称态势，东南部协调度高于西南部，协调度大致呈自东向西递减的特点。其中，高度协调的地州只有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主要受其地理位置优越的影响，近邻滇中城市群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较好；位于中度协调（0.47～0.52）的州（市）有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保山市，主要是由于这2个州（市）交通基础设施较好，各种交通运输方式齐全；处于初级协调（0.44～0.47）的州（市）只有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分布在中度协调的外围地区；处于轻度失调（0.30～0.44）的地州数量最多，均远离省会昆明市，有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呈条带状分布在滇中城市群的边缘，受经济发展带动较弱，因此协调度较低；严重失调的州（市）只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主要是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可达性低、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不足等因素导致其协调度较低。

图2 交通网络可达性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空间格局

3.4 交通可达性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发展特征划分

根据交通网络可达性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发展特征，对可达性系数Bi和城镇化发展水平Ci进行比较，将云南省沿边地区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划分为协调类和失调类5个基本类型，如表5所示。

表5 交通网络可达性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特征划分

4 云南沿边地区交通网络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路径

构建多层次、多通道的交通运输网络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同时城镇化布局也在引领着交通运输综合布局［17］，推动交通运输网络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布局。

4.1 统筹交通资源，提升交通通达度

推动沿边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措施之一就是完善交通网络建设。一要加快公路交通网建设，加快国省干线改造，全力推进县域高速公路“能通全通”工程，尽快形成内通外达、点、线、面相连接的高速公路网［18］。打造怒江最美公路工程，进一步提高交通基础设施的通行能力和绿色发展能力。二要推进铁路网建设，加快玉磨铁路、大瑞、大临等铁路项目建设，开展临沧至普洱、保山至六库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进一步提升沿边地区交通通行能力。三要推动落实省内支线机场改扩建和新建工程，对迪庆、保山、临沧等支线机场进行提升改造，力争蒙自、元阳、怒江、普洱等新规划机场破土动工，不断加强沿边地区与省内、国内主要城市之间环飞航线网络和国际航线开辟力度，将沿边地区推动成对外开放的前沿。

4.2 因地制宜发挥地缘优势，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

沿边地区经济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举措。滇西地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耦合协调发展进程较慢，应定位自身的地缘优势积极发展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依托最美公路建设发展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普洱、西双版纳、临沧3个州（市）发展特征为轻度失调，城镇化建设短板凸显。普洱市作为绿色发展基地的代表之一，应以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林业、医药产品和大健康产业为着力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产业体系，提升普洱茶的品牌化和国际影响力，在城市规划上加快思宁一体化发展，推进墨江北大门和江城国门建设，联动区域发展共同体，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资源为其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遇，特色生物、健康养生等新兴产业在“一部手机游云南”等数字化建设驱动下，传统文化与现代产业跨界融合，不断提升其经济发展的质量；临沧市在围绕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思路上要不断加强绿色能源牌和绿色食品牌建设，优化城镇布局，扩大孟定口岸新城规模，强化产城融合发展和城镇聚集功能，不断增强城镇的聚集和对外辐射能力。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作为失调向协调过渡地区应进一步强化地缘优势，以自贸区德宏片区建设为引领，创新跨境合作方式，在边境口岸上以瑞丽、芒市、盈江3点为支撑形成全州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充分发挥沿边口岸的优势，发展边境旅游、跨境纵深游项目，完善文旅设施配套服务，不断提升第三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占比。保山和文山两州市分处云南沿边的东西两侧，地理位置相近，耦合协调发展特征一致，其中保山市要按照“自然资源+健康养生+娱乐设施”的思路，不断推出旅游新业态产品，建设一批“因形就势、体量适度、融入自然、内在高端”的半山酒店，进而提升旅游业对城镇发展质的提升；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在经济上应发展以四大产业为主线，三七为重点的中医药产业、绿色水电铝材为支撑的矿电产业、康养为特色的旅游业、绿色食品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强化规划引领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改革开放互动并进，激发经济发展活力。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作为云南省沿边地区经济体量最大的州，虽然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上走在前列，但在城镇化建设上仍落后于交通网络，在十四五规划中应进一步增强滇中城市群“一主四副”的布局和加快蒙自副中心建设，推进滇南中心城市建设，深入实施第二轮兴边富民三年计划，补齐各类城镇发展的短板。

总之，云南省沿边各州（市）要走区域协调发展道路，不断发掘地缘优势，推动新产业、新业态落地生根，主动赢得发展权，进而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

4.3 建设综合交通运输通道，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快速发展推动新的城镇形态不断出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组团式和连绵式格局要求交通网络布局要超前发展，不断改善城镇边缘外围区的交通可达性，按照点-线-面的空间布局构筑综合交通运输通道建设。云南省沿边地区交通运输以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为主干，构建沿边大能力的客货运输通道，实现快速的客流、物流、信息流的输送，综合交通运输通道应当以高速公路、干线航线为主，以普通公路、支线航线为辅，统筹考虑地理位置、区域发展规划和边疆发展建设，充分争取国家和省级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分层次有计划地建设各级综合交通运输通道，把交通资源的优势发挥到最大，以期实现对新型城镇化的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