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瑾

内容摘要：冯至诗歌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体现出艺术的节制;诗情的抒发讲究蕴藉含蓄，诗形的锤炼偏好一定规则的束缚。冯至是处理中国新诗史上两对经典性矛盾——情感与哲理、格律体与自由体的高手。他的成就在新诗史上具有典范意义。

关键词：哲理 含蓄 格律体 自由体 十四行集

钱理群等人称：“冯至抒情诗的最大特色正是处处表现出艺术的节制。”[1]李广田借用冯至引用过的歌德的诗句来赞誉《十四行集》高超的诗艺：“谁要伟大，必须聚精会神，在限制中才能显出来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2]在限制中求自由是贯穿冯至一生诗歌创作的核心美学原则。

冯至的诗在情感的抒发上常常是含蓄蕴藉的。他不像有的诗人那样在情感上有一种火山爆发样的气势和飞流直下的速度。他的爱情诗大都哀而不伤，《什么能够使你欢喜》《听——》《桥》都是爱而不能的遗憾和失落，但那种悲哀却显得很有节制。被节制的感情变得更加浓烈深沉，所以更能感动人。《十四行集》中几首怀人诗的情感也隐藏得非常深，无一字表明诗人对他们的崇敬和对他们命运的悲愤，但却又无一字不浸透了诗人对他们的上述情感。在传达诗人强烈的情感态度时如果把握得不好，就很容易破坏诗歌整体庄严崇高的美。诗人却在这几首诗里把这个矛盾解决得非常好。他的诗往往不是直接将事理说出或论述，而是较多地借助形象暗示，引导读者思索回味。黄修己在评论冯至的早期诗作时说：“冯至的这些诗，都染着浓重的感伤情绪，充满凄清哀婉之情，百折千回，荡人心肠，在写作‘坦率的告白爱情的情诗成风中，别具一格。”[3]早期的《绿衣人》、《晚报》把他对于时代、人生的体验通过对日常生活中极度平凡的人和事的描述蕴蓄于其中。《南方的夜》中诗人把爱情双方心态的差异，通过南北一冷一热两组意象的对比，并没有直接说出却非常细腻地传达出来了。这几首叙事诗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体验思考潜藏于哀婉浪漫的情节之下。《十四行集》在日常生活里体味出了哲理，追求智性与感性的融合，注意运用象征与联想，把思想感情寄托于活泼的想象和新颖的意象之中。袁可嘉分析九叶诗派时说：“充分发挥形象的力量，并把官能感觉的形象和抽象的观念、炽烈的情绪密切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孪生体。使‘思想知觉化是他们努力从西方现代诗里学来的艺术手法。这适合形象思维的特点，使诗人说理时不陷于枯燥，抒情时不陷于显露，写景时不陷于静态。如果诗人只会用丰富的感官形象来渲染，重彩浓抹，就会叫人感到发腻而不化;如果只是干巴巴地说里，又会叫人觉得枯燥无味。诗人应该努力把肉和骨恰当的结合起来，使读者透过意象联翩，而感到思想深刻，情味隽永。”[4]无论是宇宙的和谐统一或是人类死生，他都选用了恰当的意象寓于其中。冯至初期的诗作追求语调的自然，注意适当的形式，他说：“那时我年轻，对于诗说不上有什么主张，却愿意在一定形式的约束下诗句能生动活泼，舒卷自如;我最不喜欢有一种诗为了凑字数、凑行数、凑押韵，把诗写行呆板没有生气，或是堆砌华丽的词藻，让人读了喘不过气来。”[5]他最初的诗不太重视音乐美，《绿衣人》《问》《满天星光》基本上是散文化的自由诗，追求平淡中的诗意。《绿衣人》每行的字数是不规则的，有点韵脚又带随意性。《问》四节文字大体相当，不押韵。后期诗人更加重视诗的节奏感和韵律美。《雨夜》《我是一条小河》《蛇》《晚报》、无花果》等都用韵，诗的节奏在整齐中略显参差，于和谐中见出变化。十四行体象我国的旧体诗词一样格律谨严。《十四行集》虽然采用十四行体的变体，但依然十分讲究诗的形式。在十四行的分段上，冯至较严格地遵守法国和意大利商籁体的分段形式：每首诗分四段，前两段每段四行，后两段每段三行。在十四行的音数方面，冯至多运用每行十音，如《鲁迅》《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应用六音的《深夜又是深山》《这里几千年前》;每行九音的《尤加利树》;十二音的《歌德》。在韵式方面于均齐中见出变化，运用交韵、叠云、抱韵等。闻一多在论及十四行的形式时说：“大略地讲，有一个基本原则非遵守不可，那便是在第八行的末尾，定规要一个停顿。最严格的商籁体，应以每八行为一段，后六行为一段;八行中又以每四行为一小段，六行中或以每三行为一小段，或以前四行为一小段，末两行为一小段。总计全篇的四小段，第一段起，第二承，第三转，第四合。……总之，一首理想的商籁体，应是个三百六十度的圆形，最忌的诗一条直线。”[6]大多数人包括冯至自己早年也认为十四行体用汉语不容易写好。但冯至却说：“如对某事某物有一点感想，用十四行写，我觉得比较合适。开端八行上升，后六行下降，有韵的穿插。穿插押韵，用得很好的话就是美。像中国的律诗。我写十四行时感到得心应手，并不受拘束。”[7]足见他驾驭十四行诗体的自信。

冯至的诗歌创作很好地体现了苏轼的文学观点“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婉约之外。”他总是在诗歌创作的规范中追求创新与发展。运用诗歌意象阐发哲理抒发情感，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融合与统一。五四时期重新评估一切的时代风气启发培养了冯至文学上的独立精神。谈起《昨日之歌》，他说：“我的第一部诗集命名为《昨日之歌》，多少也有与过去的诗告别的涵义，认为这都是属于昨日的东西了，从此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不要这样写了”。[8]冯至艺术上独立和超越的意识是非常自觉和强烈的。他曾为艺术而感叹：“为艺术！生活的艺术化太难了！只好把灵魂溶于艺术之中吧！”[9]也曾为不能忠于艺术而忏悔：“我在這半年内想的都是些什么？所想的是没有一点儿是忠于自己，或是忠于艺术的。”[10]冯至早年对诗歌的看法很有见地：“所谓文学者，思想感情不过是最初的动因，‘文字是最重要的。”[11]他认为诗歌既不能不注意形式，又不能太注意了！他对新诗的看法是新诗应当反映时代的精神、时代的色彩，因此应当从现实生活中摄取养分。同时也应当照作者的不同条件向古今中外的诗歌学习。冯至早年的个性气质及对文学的初步看法，决定了他对中外文学的选择和吸收。他说：“我不迷信，我却相信人世上，尤其在文艺方面常常存在着一种因缘。这因缘并不神秘，它可能是必然与偶然的巧妙遇合。”[12]对这种“因缘”，他解释道：“我们与文学作品的接触，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类似人际间的交往，有的很快就建立了友情，有的纵使经常见面，仍然陌生。友情也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个朋友性格相近，志趣相投，所谓‘有共同的语言，一种是性格相反，却能从对方看到自己的缺陷，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两层比喻可以作为我和外国文学关系的说明。”[13]他早年沉浸在晚唐诗和宋词之中，在国外，其它的中国书他都不想读，而只想《唐宋传奇集》及《庄子》，由此可以窥见一斑。[14]外国文学方面，年轻时他喜欢读有浪漫色彩的作品，像但丁的《神曲》，列芒托夫的《现代英雄》，美尔美的《嘉尔蛮》等等。他说：“于斯我感到近代东西的可贵：他牵动了你心，深的悲哀，同时示你以新的方向，新的梦境。……浪漫派的东西，太爱人了。”[15]冯至青年时期的个性气质与对人生文学的看法，为他三十年代后接受里尔克及存在主义哲学作了铺垫。“人需要什么，就会感到什么是亲切的。里尔克的世界使我感到亲切，正因为苦难的中国需要那种精神：‘经过10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缪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交代。”[16]

冯至早年、中年的生活经历、个性气质及对中外文学营养的吸收，塑造了他不趋时附俗的人生观和文学观。诗歌创作上，形式方面，他既强调形式对于诗歌的重要作用，又不拘泥于某种形式的法则。可谓是“大法则有，定法则无”。表现对象方面，早期是对情感、生死的沉重体验，中年则是抛开文化带给人类的有色镜后观察世界的新鲜体验。前者是一种偏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生体验，后者则是自觉体验的结果。但二者都是独特的。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P127

[2]李广田《沉思的诗》《李广田文学评论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P287

[3]黄修已《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P130

[4]袁可嘉《九叶集·序》作家出版社2000，P13

[5][6]冯至《诗文自选琐记》，《新文学史料》，1983.2，P28，P25

[7]闻一多《闻一多全集（三）·谈商籁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P447

[8]陈耀东《心中的丰碑》《新文学史料》1993.2

[10]冯至《沉钟社通信选（二）》《新文学史料》1987.4

[11]冯至《沉钟社通信选（三）》《新文学史料》1988.1

[12]冯至《沉钟社通信选（五）》《新文学史料》1988.3

[13]冯至《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世界文学》1989.1

[14]冯至《外来的养分》《立斜阳集》工人出版社1989， P183，

[15]冯至《沉钟社通信选（四）》《新文学史料》1988.2

[16]冯至《沉钟社通信选（一）》《新文学史料》1987.3

[17]冯至《工作而等待》《冯至学术论文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P487-488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