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里川

一月中旬，在大连发生的一件事很有“嚼头”。

在街道做副主任的女子進小区，只肯登记电话，拒不登记身份证。咱也没咋见过领导的身份证长什么样子，想必也不会比常人的身份证多出几个数字，更不会换一种领导专用色以示区别。实在想不通，为啥当地针对所有人的规定，这个副主任咋就想“突破”，咋就想把个人信息遮掩起来？

我能理解某种关于信息泄露的担忧，但不能理解基于这种担忧的飞扬跋扈。

事实是，这名副主任拨通了社区书记的电话，要求解决问题，而社区书记二话不说，马上要求志愿者“简单登记一下”。但志愿者拒绝听从，愤而怼之：“如果所有人都要简单登记一下就行，那就没法干了。”

这事被曝光后，引来轩然大波，批驳耍官威、走后门的多之。但我更欣赏的是，双方“掰手腕”，志愿者完胜两干部。这事越琢磨越有意思。

你看呐，整起事件，向公众展现的是两套话语体系。

一套是官场的。副主任在小区门前的咋咋呼呼和颐指气使，都植根于自己的权力身份。而在副主任和书记之间所进行的话语沟通，是极具有官场特色的。一个是命令式让书记协调，一个是听指挥式让副主任解气、过关，慷的都是疫情防控大局之慨，玩的都是论“职务”排辈、尊卑有别的陋习。说白了，这名书记在权力体系中，是畏惧“上司”的，是不敢以身作则的。这真让人失望。

另一套是草野的。志愿者来自社会各个领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集合起来，成为我们最可信赖的“守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