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留清 唐海英

[摘 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形成了守纪律讲规矩的优良传统。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发展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工作会议。古田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的重要法规文献。古田会议和《古田会议决议》是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典范，新时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仍需从《古田会议决议》中汲取政治营养。严肃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目的在于解决不讲规矩的问题，具体的方法在于开展伟大斗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加强制度建设。

[关键词]古田会议决议;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2-0044-08

[收稿日期]2021-03-11

[作者简介]宋留清（1969—），男，山东莘县人，博士，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建教学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唐海英（1982—），男，湖南常宁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务部教学规划处三级调研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干部教育。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的政治建设重要内容。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都高度重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形成了守纪律讲规矩的优良传统。

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胜利召开，史称“古田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发展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工作会议。古田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的重要法规文献。古田会议对党的政治建设开展了许多创造性的探索，《古田会议决议》整篇都是在讲纪律讲规矩，其中制定的一些具有法规意义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至今还在沿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014年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習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亲率与会同志重温红四军九大的历史，指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回过头来看，古田会议奠基的政治工作对我军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P97。他强调指出：“军队守纪律首要的是遵守政治纪律，守规矩首要的是遵守政治规矩，并且标准要更高、要求要更严。”[2]P403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被视为“新古田会议”，它闪耀着古田会议精神的时代光芒，铸就了习近平强军思想形成的里程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注重党的政治建设，突出其在党的建设中的统领地位，同时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3]P116，“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4]P347，党的政治建设也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但也必须清醒看到，党内存在的不讲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忽视政治、不守纪律、不讲规矩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要切实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鉴史识今，温故知新，古田会议和《古田会议决议》是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典范，新时期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仍需从中汲取政治智慧，坚守政治信仰，把准政治方向，加强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

一、严肃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解决不讲规矩的问题

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注重“靶向治疗”，要针对忽视政治、淡化政治和政治行为不端等突出问题强弱项补短板。《古田会议决议》共分八个部分，主要聚焦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清除问题，决议剖析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八个方面的错误思想。其中，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紧密相连，这是忽视政治的表现;而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紧密相连，是淡化政治、不守纪律、不讲规矩的表现，根源在于党的领导弱化。针对这些“不讲规矩”的现象，《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根本解决办法：一是加强军队的政治领导;二是强化党的领导力量，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一）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确立了红军的性质，加强军队的政治领导

红四军于1928年在井冈山成立。“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5]P68有些人认为，军队只管打仗，不用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还有一些人热衷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做巩固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到了1929年1月，敌军对井冈山进行了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被迫离开井冈山，向赣南出击。但红军一旦离开根据地，没有群众的支持，便遭敌穷追，连连失利，处境非常危险。2月上旬，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打败追兵，取得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3月以后，红四军相机攻克广昌、长汀，处境显著改善。不久，国民党内部爆发蒋桂战争，红军趁赣南国民党军空虚，相继攻克瑞金、于都、兴国、宁都等地。在连战获胜的情况下，这种单纯军事观点越来越明显了，也因此越来越不讲规矩了。“在打了很多胜仗以后，很多人就骄傲起来了，不耐烦作细致的群众工作，想打大城市。”[6]P566

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古田会议决议》针对这个问题，开出了“药方”——纠正单纯军事观点，加强红军的政治领导权威。决议严厉地批评“军事领导政治”的倾向，指出有些同志“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5]P79，强调“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5]P79。决议批评某些军事领导“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5]P79。在决议的最后，规定了“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委员须副署”，这在制度上确立了政治领导的权威。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看家本领，是我军的最大特色和优势，是我军同一切其他性质军队的根本区别。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古田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2]P40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的斗争，特别是“颜色革命”的现实危险，面对艰巨繁重的军事斗争准备，面对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场考试，我军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4个牢固立起来”，即“要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立起来”“要把党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要把战斗力标准在全军牢固立起来”“要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谈到树立政治工作权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存在的种种问题，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受到了伤害，有的伤得还不轻，正所谓‘为威不强还自亡，立法不明还自伤。现在，紧迫的任务是要把政治工作的威信树立起来，回到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等这样一些基本原则上来。”[2]P404他还举了“政工元帅”罗荣桓的例子，“过去，我们做政治工作主要靠模范带头，红军时期政治工作是党代表做的，党代表威信很高。罗荣桓同志曾经回忆说：在行军的时候，‘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和士兵同甘苦。士兵对党代表是拥护的。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署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要怀疑的。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这就叫行胜于言！ ”[2]P405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动人心者，莫先乎行。”加强形势下的政治领导，树立政治工作权威，领导干部要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同时，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讲政治离不开人民群众，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领导干部要站稳政治立场，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践行党的为民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利益，当作我们最大的政治抓实抓牢。

（二）铲除极端民主化思想，强化党的领导力量，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最大规矩

红军的民主制度始于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保障士兵的权益，部队形成了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红军在初创时期，这种民主平等关系，让士兵获得前所未有的人格尊严，毛泽东对此作了细致深刻的描述：“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7]P29，“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溶化”[7]P30。但民主管理的弊端后来逐渐显现，井冈山斗争时期“八月失败”就是个例子。

红四军是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农民有自由散漫的特性。六大党章明确规定在未经决议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加上1929年5月，中央派遣苏联回国的刘安恭来到红四军，加剧了红四军极端民主化的毛病。当时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他宣传中央“二月来信”精神，“二月来信”对红军实行取消主义，“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需要”，“二月来信”更是激化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刘安恭还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管其他事，以限制毛泽东的领导权。刘安恭在红四军干部、战士的非组织活动中，制造了极大的混乱，甚至产生了不正常的派别现象。刘安恭不讲规矩的做法，后来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中央决定将他调离红四军领导岗位。

围绕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和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等问题，红四军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最近又犯了極端民主化的毛病，上级的命令未经下级讨论，下级便不执行或者说上级包办，说上级是家长制”[8]P25。“七次大会直到九次大会，前委的指导路线都不是集体指导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摆在会场上让大家来讨论，不管他政治分析也好，行动计划也好，请调工作也好，都毫不准备意见，到会场来争，往往争议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9]这种极端民主化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小团体主义等在红四军中很有市场，导致“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5]P65，毛泽东还因此被撤掉了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职务，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当时全军政治上失掉领导的中心。”[9]

如何铲除极端民主化思想、非组织观点等错误思潮？《古田会议决议》开出了“药方”——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决议先批评“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指出：“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5]P81。然后提出了主要的解决办法——“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5]P81，其路线有：“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5]P81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5]P82“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5]P82这些规定为党成为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提供了保障。

强调党要成为部队“领导的中枢”，实际上是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古田会议确定的最大规矩，这和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党是领导一切的”含义是一样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全党同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一套，决不能对中央大政方针口无遮拦、评头论足，任何情况下都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严肃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必须开展伟大斗争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写满了“斗争”“纠正”“肃清”“铲除”等字眼，非常具有战斗性。古田会议确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同“不守政治规矩”的斗争中实现的。

（一）政治规矩的确立，需要经过顽强的斗争

从井冈山到古田，已经证明了红四军是一支英勇善战、作风优良、百折不挠的人民军队，但是也依旧存在着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阻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在毛泽东看来，要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必须要开展斗争。有时为了表述的需要，毛泽东使用“奋斗”一词替代“斗争”两字。“对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5]P75可见，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同这些错误思想在斗争。

如何纠正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关键在于红四军的领导集体成员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一致斗争。总的来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合作比较好。但红军毕竟处于初创时期，红四军领导层对于这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和建军原则的认识存在的不同意见和分歧，“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5]P78。作为红军战士的江华认为，古田会议前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正常的，“在我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10]P97。而且在毛泽东看来，“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5]P64。朱德也认为“各个同志积极的斗争，使党内一切不正确的、一切错误都要全部洗除，努力建设新生命的党”[11]P151。面对问题和分歧，中国共产党人都站在党的政治立场上，各抒己见，敢于斗争，共同探索人民军队建军的真理。

红四军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最后在党中央的帮助下，得到了解决。陈毅在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和领导层之间存在的分歧问题后，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信中肯定了毛泽东的斗争精神，指明“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12]P101;强调对于红军中的不正确的倾向，“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12]P102;“九月来信”在谈到“朱毛问题”时，明确要求“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12]P104。

“九月来信”促成了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决议也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立了下来，红四军领导成员之间的争论也划上了休止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党指挥枪”的政治规矩，主要是毛泽东通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实现的。

2019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领导干部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斗争方向，认清形势，敢于直面问题，敢于与阻碍我们取得斗争胜利的“风险挑战”作坚决的斗争，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掌握斗争艺术，增强斗争本领。

（二）斗争的武器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斗争的目的是求团结

《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政治纪律和规矩的确定，是毛泽东与党内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作艰苦斗争的结果。古田会议结下的硕果是通过斗争实现的，但这种党内的斗争的武器，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不是过火的党内斗争。

就在陈毅在向党中央报告红四军的情况，特别是领导阶层之间的分歧时，他愈发感觉到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的正确性。当陈毅带着“九月来信”返回红四军时，他决定开展自我批评。陈毅多次致信毛泽东，向毛泽东承认错误，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岗位上。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在与朱德、陈毅会合后，欣然接受“九月来信”的指示，也愿意接受中央對他工作方式的批评（“九月来信”对朱、毛个人的工作方式等也有批评）。陈毅详细介绍了上海之行后，诚恳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这样，红四军领导层的矛盾和隔阂消除了。

针对红四军党内出现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要求党员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缩小分歧，加强团结。决议强调“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5]P82。决议驳斥了“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的自由化错误，强调“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5]P85。只有学会正确地运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达到化解党内矛盾、团结一心的目的，进而促进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科学化。

古田会议前的这场争论，日后不仅对红军领导成员之间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而且使红军有了更团结的领导力量。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中，既坚持原则，又极力抗争，这与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动辄采取组织处分、残酷斗争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的做法显然是不讲政治、破坏规矩，造成了革命的重大损失。古田会议精神还在后来的遵义会议上、在延安整风时期都得到充分体现，促成了党的领导核心的逐渐形成、党内空前的团结，直至中国革命的成功。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它既是党发现自身错误实现自我纠正的主要途径，也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让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内政治生活常态，成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三、严肃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必须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的八种错误思想的来源，除了有“党的领导机关”存在的问题外，还因为“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5]P78。因此要立规矩，必须要对党员干部开展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教育。

（一）抓思想教育立政治规矩，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用

古田会议最大的贡献就是，成功解决了在特殊国情下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难题，即解决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个问题的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决议针对党内的八种错误思想，提出了具体的纠正方法，就是从政治教育上入手来肃清错误。如单纯军事观点的纠正方法有“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非组织观点的纠正方法有“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主观主义的纠正方法有“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个人主义的纠正方法有“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纠正的方法有“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的纠正方法有“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每谈到某一个问题，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要加强教育。

决议还专门讨论了党内教育问题，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5]P94。

抓思想教育，立政治规矩，这是从《古田会议决议》中得出的重要启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欲事立，须是心立”，加强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步调一致的前提。新时期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毫不放松抓好政治纪律和規矩意识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讲政治，守规矩。

（二）思想政治教育要因材施教，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如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关键要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决议中关于士兵政治训练问题，方法上有：“上政治课”“早晚点名说话”“集体讲话”“个别谈话”“游艺”“怎样做新兵和俘虏兵的特别教育”“青年士兵的特别教育”等，目的是突出教育实效。

以“怎样做新兵和俘虏兵的特别教育”为例。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俘虏兵就是红军的主要来源，“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平浏的农民;（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7]P27如何把国民党的士兵变为红军战士？主要就是要对俘虏兵加强教育，让士兵能更好地认清政治形势，提高政治水平。

决议中对新兵和俘虏兵开展教育，写得非常具体。决议要求把红军的宗旨，即红军与白军的不同、红军与土匪的不同、红军的三大任务，告诉俘虏兵。还要求把红军的生活习惯，如官兵生活平等、三大纪律及其理由、士兵会的意义和作用、经济公开制度、废止肉刑辱骂、优待俘虏兵的事项等内容，讲给新兵和俘虏们听。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让新兵和俘虏兵增强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掌握群众工作的方法，使其不仅会打仗，还要贯彻执行好党的政治路线，将其锻造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脱离了人，政治工作就是空对空。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积极探索对教育对象的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如深入分析教育对象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岗位要求等，找到穴位，把准脉搏，创新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不断提升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四、严肃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建设

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既要靠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规矩意识，也要靠制度，严格按法规制度办事，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

（一）古田会议决议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内法规文献，堪称制度建设的范本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立了不少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三湾改编”时定下了“党指挥枪”的政治规矩，又颁布“三大纪律”“三大任务”等，他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非常重视党和红军的政治领导、政治建设、政治规矩、政治纪律等等，在今天看来，毛泽东的政治眼光非常独到，政治判断力非常准。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毛泽东在井冈山立的规矩，因为没有形成决议，所以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红四军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这才真正把规矩立起来了，包括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些规矩得以重申，党员干部有了守规矩的章程。决议中制定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既有原则性规定，又有具体的操作要求，可以说把原则性与具体性很好地统一起来。

古田会议确立政治纪律和规矩，主要是依靠决议中有党内法规意义的具体详实的实施细则。如，新分子入党，规定了五个具体的条件：“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为让党员积极参加党支部会议，作了七条规定;在党内教育方面，提出了十八条具体方法;关于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和士兵政治训练问题等的具体要求写得非常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为管党治党的根本之策，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先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党内法规。党在这一时期制定和修改了一系列的黨内法规制度，对今后一段时间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具有重要指导性意义。

（二）既要立政治纪律和规矩，更要执行政治纪律和规矩

古田会议刚结束不久，毛泽东向中央提交了报告，他指出：“大会决议及中央指示，即在理论上克服各种倾向，一一执行的问题，当待今后的督促与奋斗。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中在于政局没有惊人的斗争，但于今后斗争，却建立了基础。”[13]P433“建立了基础”，可以理解为确立了规矩，红军今后发展按规矩办。

古田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要求进一步贯彻古田会议精神，执行《古田会议决议》。红四军各部抓紧行军作战的间隙，将古田会议精神和《古田会议决议》传达下去。各级党委和支部按照决议逐条地、全面地检查存在的问题，干部和战士也自觉检查自己，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后来，各级党委和支部每月要订出贯彻古田会议的具体计划，并定期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各支部将决议当作党课教材，按时上党课;举办短期训练班，开展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教育工作。

红四军领导成员在古田会议后更加团结了，古田会议“把过去的工作路线纠正过来了，关于政治的争论，都已成了过去。大家都在九次大会一贯的路线下进行工作，他们俩（即朱德、毛泽东——笔者注）都能接受中央的指示，知道他俩目前在政治上的作用，朱毛不可分离”[9]。红军战士通过对古田会议精神的学习，政治水平也提高了，“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实际上是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部队呈现出一片新的气象，同志们都能以决议的精神互相监督，互相帮助，鞭策自己”[14]P38，“新的气象”说明了古田会议前，部队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等“不守规矩”的现象逐步清除了。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执行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生命，有纪律不执行，有规矩不遵守，纪律和规矩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以中央八项规定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为解决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以制定八项规定破题，严字当头，刀刃向内，“四风”蔓延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但“病原体”尚未彻底根除，纠治“四风”仍然在路上，因此必须扭住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放松，坚持标本兼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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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2]周恩来军事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古田会议纪念馆.古田会议文献资料[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

[14]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重评古田会议[Z].龙岩：华安印刷厂，1985.

Abstract：The CPC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artys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rules，and has formed a fine tradition of abiding by discipline and rules.The Gutian Congress was a political work conference with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CPC and the army under its leadership.The Resolution of the Ninth Congress of the CPC in the Fourth Army of the Red Army adopted in the congress（i.e.，the Gutian Congress Resolution）was an important legal document within the Party in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period.The Gutian Congress and the Gutian Congress Resolution have set a model for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rules.To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we still need to draw political nutrition from the Gutian Congress Resolution.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rules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non-observance of rules by carrying out great struggles，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 building.

Key words：the Gutian Congress Resolution;political discipline;political rules

（责任编辑：徐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