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安

北宋元丰二年，因为“乌台诗案”，在朝中做官的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没有实权，被人监视不说，一家人的生计也成了问题。

到黄州的第二年，苏轼生活费吃紧，不得不开源节流。根据当地市面上柴米菜蔬的价格，他规定一家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超过150钱。他想了个法子，每个月初一，他取出4500钱，分成30份，挂在屋梁上，每天用叉子挑下一份来，而后便将叉子藏起来;当日花销若有结余，则另存在一个大竹筒里，用于买酒菜招待朋友。即便如此，手中积蓄也仅够支撑全家一年的开支。

家里大米很快吃完了，市面上米价又贵，于是苏轼每天捣麦做饭。麦饭不如米饭精细，咀嚼起来嘎吱作响，一家人却从中吃出另一番趣味来。孩子们相互打趣，说嚼麦壳的声音好似“嚼虱子”，惹得苏轼哈哈大笑。

后来麦子也不够吃了，苏轼又别出心裁，将小豆掺进去煮饭。苏轼的夫人善解人意，笑称：“这是新式的二红饭！”

比苏轼更幽默的，是他的乳母任采莲。房梁上挂着苏轼一家的生活费，饭桌旁挂着一块用盐水浸泡过的咸猪肉。每每苏轼的儿子苏迨、苏过想吃肉，任采莲便让他们望一会儿肉，扒两口饭，称这叫“咸肉止馋法”。苏过告发哥哥苏迨盯着咸猪肉多看了好几眼，任采莲说：“不管他，咸死他。”

不管经历过多少不平，有过多少伤痛，苏轼都舒展着眉头过日子，不怨天尤人，不苦大仇深，对每个人都真诚相待，对每件事都热忱处之。困了就睡觉，醒来就微笑，不曾郁闷，更无烦恼。心大了，所有大事都小了，这是蘇轼的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