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德，李正安，额尔德木图

（1.内蒙古师范大学，呼和浩特 010022；2.清华大学，北京 100080；3.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 通辽 028000）

一、溯源

早期契丹民族过着“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①373的游牧生活，但随着其社会封建化进程的深入以及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向往，辽代统治阶级对源自汉地的丝织物倾心不已，拥有一件仿佛如获至宝。《辽史·太祖本纪》中关于“易袍马，约为兄弟”①2的记载为目前最早的辽与中原丝织物交流与贸易的官方记录，出使辽地的中原使臣也曾留下“浮海奉书币、衣带、珍玩来聘”①2的表述。此后辽代丝织物的织造多来自战役俘获的汉族工匠，公元九世纪辽太宗挥师中原，俘虏了“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①43，并于辽地建立相关的织造基地②。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渤海及回鹘工匠参与其中，如祖州“东为州廨及诸官廨舍，绫锦院，班院祗候蕃、汉、渤海三百人，供给内府取索”①441。与此同时，养蚕业在辽地得到较大发展，宋人路振所著《乘轺录》有载：“沿灵河有灵，锦，显，霸四州，地生桑麻贝锦，州民无田租，但供蚕织，名曰太后织蚕户”③。可见在织料得到保证的前提下，辽代丝织产业进入一种集约化生产模式且工艺技术得以提高，由此产生了丰富多姿的装饰纹样，其中最具感染力的莫过于自然灵动、形态各异的“鹰隼”造型。而本文将其定为研究主体，究其原因基于以下两点。一方面，随着考古勘探与挖掘工作的日益积累，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鹰隼”纹饰织物，为进一步研究夯实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