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蛟

一

“天姥山怎么去？”我站在大佛寺前一棵老梧桐树下问路人。明亮的早晨，梧桐阔大的黄叶上缀着露水，秋风一起，举向空中的枝叶哗哗响着，摇曳出斑驳的光点。

“天姥山？”老太太摇摇头，“我不晓得。”

“天姥山在哪儿？”这回我挑了一个清瘦的老先生问。

“喏，远处，这边，那边，还有那边……”顺着老先生的手，我的目光越过城市高楼，越过被晨曦打亮的楼顶，落到一抹黛色的、隐现于云雾中的山上。

“我怎么才能到山脚下？”

“你看到的很多山都是天姥山……”老先生清癯的脸上透着温和的笑。

20岁那年，我第一次来到新昌。20岁的我，还未看过世界的模样，一脸青涩，胸膛里涌动着李白的诗句：“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我像飞鸟一样追随南方的气息，其实也就是在追随这样的诗句。

“天姥山怎么去？”我语气里的焦急，一定令老先生在心里为这份冒失感到好笑，但他脸上却透着平静：“小伙子，天姥山到处在，你已到它脚下了。”

我不明白，在这个叫新昌的小城，我路过的每家小餐馆、小旅店墙上都能读到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而天姥山本身，竟成了一座难以亲近的山！它在唐诗里举目可见，又于现实中遥不可及！它具体得那么抽象。

二

公元729年初冬，孟浩然坐在钱塘江上的舟中，时不时引颈眺望，问舟中旅人：“哪片青山才是越中的山？”那是个明媚的日子，江上风平浪静，一碧涵空。船正朝着他心里无时无刻不系念着的那个叫“剡中”的地方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