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

新冠疫情是一场自然实验，将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撕裂状态暴露无遗。经济方面，低收入阶层受冲击的程度明显高于高收入阶层。

新冠疫情是一場自然实验，将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撕裂状态暴露无遗。经济方面，低收入阶层受冲击的程度明显高于高收入阶层，前者的失业率大致是后者的3倍。在复工复产过程中，前者也明显较慢。截至2020年10月中旬，美国全国就业率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94%（-6%），但高收入阶层就业率增加了1.2%，低收入阶层却减少了20%。

从社会方面来看，首先是疫情感染率和致死率方面的族群差异，就全美国而言，白人新冠致死率最低，黑人是白人的3.8倍。非裔的新冠致死率明显高于所在州（或城市）的人口占比，两者的差值在芝加哥、密尔沃基、路易斯安纳等地区高达40个百分点。教育方面，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失业率更高，并且，在社交隔离期间，接受较低质量教育的人受到的负面影响也更大。疫情冲击暴露了美国社会安全网的严重缺陷，也增强了人们对于大政府，以及扩大政府支持的医疗保健和失业保险计划的偏好。如同个人保险一样，社会安全网也只有在社会面临负面冲击的时候才能体现出价值。

政治方面，疫情防控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根据联邦和州宪法，疫情防控的关键决策在州级行政机关，州长有较大自主权。研究发现，与老年居民比例、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口比例、经济的健康状况或医院重症监护病床的供应等指标相比，州长所在的党派是尽早采取社交隔离政策的最重要预测因素。共和党州长宣布社交隔离的时间大约要比民主党州长晚2天。如果没有任何干预措施，确诊病例倍增的时间为3天，反之则为9天。以要求佩戴口罩为例，在17个不强制要求居民戴口罩的州中，除了夏威夷以外，其他州的州长都是共和党人;而在33个强制要求戴口罩的州中，共和党州平均比民主党州晚30天执行。鉴于社交隔离对于防控疫情的重要性，党派政治或许是美国糟糕表现的最重要的主观原因。

新冠的政治背后，是这场自然实验所揭示出来的美国的阶级分化和阶层对立——不平等。一个完整的叙述是，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使得不同群体在新冠的冲击面前显示出了不同程度的脆弱性，而泾渭分明的党派政治和选民意识形态不仅没有成为粘合剂，反而成为阶级分裂的终极推手。

抗击疫情是拜登上任后的头等大事。拜登承诺，在执政百日之内控制疫情。但是，拜登的目的不只是快速消灭病毒，安全复工复产，而是以此为契机，推动社会保障、教育、执法和移民等问题的改革，重塑政府、企业与家庭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同大萧条之于小罗斯福一般，新冠疫情的冲击反倒是给了拜登政府改革的“良机”。对新冠疫情的认知无疑有助于拜登新政的实施，但考虑到共和党在本次国会换届选举中缩小了众议院席位差异，党派政治或成为拜登新政的“拦路虎”。

拜登的考题是：如何在一个经济、种族、文化和教育等多种因素决定的阶级极端分化的美国，用一套中左的施政纲领来凝聚共识和重建民主秩序，其关键在于扭转两极分化的趋势，夯实中产阶级基础，提升社会向上的垂直流动性。因为，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和社会正义，也就不能反映真正的民主。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重点，或将从强调国家安全向强调个体权利转变，尤其是劳动阶层和中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