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

那种病在医学上怎么说，我至今不知道。民间习惯于称作痴呆症。婶娘死于这种病。她体面了一辈子，却死得那么脏。她的死法比死亡本身更叫人揪心。父亲说，婶娘死的时候胳膊腿没有一样放得齐，连死的样子都没有。

送进敬老院之前婶娘就有病兆了，记忆力越来越硬，记不住东西。婶娘在敬老院共住了三百二十九天，这些日子她没有一天过得明晰，其实是她的弥留。她的病没有皮肉苦，婶娘没有一句抱怨，没有一声呻吟。但她的样子叫所有活着的人心酸。她总是那样笑。她当了一辈子聋哑教师，对那些失聪失语的孩子微笑了一辈子，笑得总是那样和善慈爱。等她进了敬老院，她的笑容里已经没有什么内容了，只是一种皮肤组织或皱纹走向。看见她老人家笑，我就忍不住难受。

婶娘没有子嗣，一个人在世上寡居。退休之前她有过一群聋哑孩子，退休后也一度有我的叔父，但不久叔父就下世了。那么多年来婶娘一直拿我当儿子，只是不好说出口。叔父咽气的那一天我赶到医院，婶娘正握着叔父的手，静静地和叔父说话。我不敢惊动她，一个人站在氧气瓶旁边。后来婶娘看见我了，她抓住我的胳膊，对我说：“这世上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婶娘的手上全是叔父尸体的温度，还没有还过阳来。婶娘说话的时候脸上有一层青白颜色，类似于冰面上的那层白光。我说不出话，就那么怔怔地望着婶娘。后来我们一起看叔父。叔父死于绝症，生前五大三粗。他的身躯让他的生命耗尽了，留下来的尸骨瘦得只剩下一把。

婶娘的死讯又突兀又顺理成章。我得到消息时婶娘的丧事已经完结了。父亲说，他也没有见到婶娘的最后一面，就知道她死得又脏又乱。

父亲说这话时样子很茫然，我们这个家族的人历来看重人的死法。死法比活法更重要，死不仅是活的总结，也是活的实质。可婶娘不知道怎么弄的，死法和活法出现了这样大的逆差，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

得到婶娘的死讯后我反而记不得婶娘生病的样子了。我就记得她怀抱着叔父从火葬场回家时的模样。

婶娘对我说：“等我下世，你要这样接我回家。”

婶娘的容貌犹如昨日。我该把婶娘接回来了，我不能再欠婶娘了，这是我完全可以做到的。我选择了一個暖和的冬日赶回老家，没想到到了家天竟阴了。

我叫了一辆马自达三轮车，穿着黑色呢大衣，一个人往火葬场去。我有些悲痛，但到底又有些轻松。我在内心安慰自己，似乎可以还去一笔大债了。我很方便地找到了婶娘的骨灰，把她捂在胸口，用呢大衣裹好。

我沿着冬青路往回走，天竟下起小雨了。这时候我不免想起我的叔父，不知道他现在安息在哪里了。对逝者来说，无人知道的归宿到底算不算归宿，很让活着的人伤神。

天上下着小雨，我抱着婶娘走上了大街，街上的人正用两条腿行走，一个个有血有肉。我突然想起来，我到底要把婶娘的骨灰安放到哪里去？这个最要害的问题居然让我忽略了。叔父的骨灰没有了，合葬是不可能的；放在我家显然也不合适；婶娘她自己的老家早就没有了；带回南京似乎更不妥当。

我站在十字路口，有些慌，看了看脚下，地上没有我的身影，我突然就觉得自己行走在梦里，没有身影相随，我的每一步仿佛都离开了今生今世。

我抬起头，无限茫然。道路四通八达，我的手却无端地沉重起来。我想起了父亲的话：“不幸的人从来就不会死去。”

大街上纷乱如麻。只有冬雨下得格外认真，它们一丝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