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治霖

不久前，教育部的一纸通知登上热搜：根据要求，全国的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

“恩怨”的历史很长了。自从手机普及后，学校就警惕着学生的手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2000年后，上过中小学的人或许记得，那些在课桌底下盲打键盘的快乐时光，以及手机被“没收”时心中的绝望。

真正有趣的，是教育部发出通知后，网络评论一边倒夸赞。好评占了大多数，甚至有言论说：“应该把‘原则上三个字去掉，改为强制。”

评论的人们并不是“老迂腐”。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当年躲着老师在课上偷玩手机的人。今天的他们为此叫好，让人想到罗大佑的天问：“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一个“未命名”难题

改变是有道理的。

教育部的新规，要把手机阻挡在校门之外，支持的意见出奇地统一。这些意见认为，当下的学生沉迷手机太过，会影响学习。有人自嘲说：“大人都控制不了自己沉迷手机，小孩更难。”有的人旁征博引，论证“沉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笨”。

凡事都有“但是”。在讨论中，有人也提到了，手机不是洪水猛兽，移动互联网更是未来趋势，教育部类似的规定，是不是在拒绝潮流呢？

如果回到十年前，后一个质疑的观点，恐怕才是主流意见。确实，移动互联网是当下最亮眼的产业，它大幅度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而且还将继续发展。

尤其是最近一年多来，疫情期间，移动互联网表现优异。在教育行业，网课大面积普及，直播授课成为新的风口，它们弥补了停课的缺陷，否则疫情的危害影响更大。

既然好处是明显的，怎么能说扔就扔？

没有人否认，互联网有着诸多好处，也没有人否认它的光明未来。但是，要不要把手机交给孩子？受此一问时，大多数成年人都会思忖，现在的互联网，似乎有隐隐的不对。

但这种感受无法总结，最终被推诿给“沉迷手机”。但要知道，“沉迷”不是今天的现象。十多年前，第一批网瘾少年出现时，社会也没有完全移祸给互联网。

这个“隐隐的不对”，就连互联网人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们面对着一个问题，它甚至还没有名字。”在网飞的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中，谷歌前设计道德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说道。

这是一部不算大热的纪录片，但在豆瓣网上，有两万多条评论，评分达到8.7分。纪录片团队采访了一众技术人员，他们来自谷歌、推特、脸书、IG等巨头。专家们面对镜头，笃定地说，在技术层面上，绝对不存在坏人——技术本是为了向好发展，没有人的想法与此相反。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

论“产品”

“我们都注意到，互联网带来了太多便利，它幫助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找到器官捐献者，它让人们的联系变得方便，这些都是惊艳的创举。”知名软件Pinterest的一名专家在片中说道。

互联网从积极的一面，产生的类似好处，可以一直列下去。

话锋一转，这位专家表示：“对互联网消极的一面，人们过度地忽略了。”

即便在当下，互联网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人们也无法找出症结。又或者，找出的症结被轻易驳倒。比如说，从推荐算法产生的个性化推送，令用户只看到想看的信息，由此形成了“信息茧房”，分裂了社会共识，加速观点分化。

“信息茧房”被诟病已久，可是，如果放弃推荐算法，互联网的“智能”则消失大半，由此带来的便利也不见了。因噎废食，显然是不行的。

另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是互联网造成的隐私泄露。人类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般，每个人最私密的东西储存在大公司（第三方）手中。甚至，它们会被第三方利用，最终定位到用户自身。

然而，这个问题依然无解。互联网的技术决定了，用户与服务器之间，单纯是数据的发送、请求、分析与回应的关系。最悲观的观点是，人类或许要放弃隐私权。

无论“信息茧房”，还是“隐私泄露”，它们都近于一种抱怨。由于缺少解决手段，不能对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所启发。

要试图找到问题的根源，《智能陷阱》的团队引述了一种颇为新颖的说法。它从商业的角度阐述为：“互联网的产品是什么？”

人们获得了互联网的服务，但却没有支付费用。那么，是什么支持着庞大的巨头“996”加班呢？谁在支付其中成本？

答案不难想见：互联网的真正用户，是广告商。

“如果你没有花钱买产品，那么，你就是被卖的产品。”这句话在片中被重点标注。是的，所谓的“互联网用户”，并不是真的用户。

值得玩味的是，影片指出，全世界所有的行业中，只有两个行业，称呼自己的用户为使用者。它们是互联网和非法毒品。

所以，每一个上网的人，他们的注意力成为产品，而广告商是为此买单的用户。盈利的逻辑如此：互联网公司博取人们注意，再将“产品”打包卖给真正的用户。

这么一看，“隐私泄露”就是伪命题了。互联网并不服务上网的人，他们的数据本身是交易工具，必须要获取、加以利用，这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信息茧房”有利有弊，但它考虑的，也从来不是用户。推荐算法要发展的，本质不是对个性化用户的精准服务，而是对广告商精准推送广告的服务。

套用一句流行语：我们在网上获得的免费服务，是用最贵的代价换来的。

工具说

只要是上网的人都能感受到，今天的互联网，越来越善于博取关注。从影片中阐述的商业角度看，它变得合情合理了。

网络媒体是最明显的例子。做内容的人，赶上了美誉为“互联网思维”的快车，但读者并非不反感。短短几年，“标题党”从有趣变成恶俗，成了过街的老鼠。网友之间的交流，成了“分享你刚编的故事”。《智能陷阱》中将此概括为，我们从信息时代过渡到了虚假信息时代。

但真假似乎不重要了。人们明明知道，网上充斥着假照片、假视频、假新闻，却还是沉浸其中。甚至，内容越假越奇葩，网络媒体越挣钱。

互联网改变了媒体生态，获取关注是第一位的。内容不再是面向读者，因为“互联网思维”，它们真正的用户也是广告商。对读者的尊重不值一提，读者不过是代售的商品。

标题党因此容易理解了，它只为博取关注而已。中文互联网有一个词：“流量时代”。它精准地总结了这门生意，流量，就是财富。

流量时代无谓好坏，我们都已经被裹挟其中。但这还没完。

对注意力的追逐，不仅是要提高数量，还要提高质量——吸引用户的时间尽可能长。

要如何留住用户的注意？在中文互联网，微博是划时代产品。此前，从未有过“XX控”。但在微博崛起那年，“微博控”开始盛行。它与博客的区别是，获取信息更加便利，只需轻轻一点，替换了从前搜索、浏览、点击观看的习惯。

信息流因此盘活起来。每一分一秒，时间轴上，都有友人的动态更新。这个速度越来越快。到了“个性化推送”的时代，抖音上有刷不完的视频，它们排队要进入你的手机。操作也更方便了，只需轻轻地往上一划。

从微博到抖音，手机为何让人上瘾？《智能陷阱》中，来自技术行业的专家提到，社交媒体的原理，和赌场里“老虎机”的原理一致。

它们都利用了人性的脆弱，撬开了注意力的市场。

其共同点是，用户永远不知道，当他启动老虎机/社交媒体时，下一次会看到什么，得到什么礼物。手机还更胜一筹，它是一台一直在人手边的“老虎机”。

我们对手机的认识已经落后，它早不是一台通讯工具，而是一台随时唤醒用户欲望的“类赌博机器”。

手中的“怪物”

“如果它只是一个工具，它就不会对你有所欲求。”纪录片中，特里斯坦·哈里斯说道。但显然的是，如今的互联网企业，正在想尽办法，让手机更容易使人沉溺。

十多年前的“网瘾少年”和今天广大的“手机成瘾者”，区别就在于这份欲求。

网瘾问题最早出现时，常见的一种辩护观点是，网络只是一把双刃剑。有人用它做好事，制造创举，有人用它做坏事，反噬自身。所以，应该反思的不是网络，而是使用网络的人。

更进一步，网络游戏使人沉迷，但在人的青春期时，钢珠、沙包、弹弓……哪个不曾使人着迷？一代人有一代人沉迷的东西，因此，网游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在十多年前的网络时代，这话没错。但它在当下还成立吗？

沉迷网络的客体，从电脑转移到智能手机。它不再是被放置一旁、默默等待开启的机器。它就在用户身边，是用户随时可及的丰富可能，一个盛满了诱惑的潘多拉盒子。

不仅如此，数十款App“群芳竞艳”，不停地发出推送，它们竞争着你的注意。当你点击屏幕时，几百号人研究的最先进算法，亿万条数据中整理得来的逻辑，都试图让你一直盯着屏幕。

人的注意力当然是可控的，但用户与互联网公司之间，是一场严重不平等的竞争。

支持“工具说”的人，认为手机与钢珠、沙包、弹弓没什么不同，他们或许忘了，代码从来不是一个工具而已。特里斯坦·哈里斯在片中说，如果是一个工具，比如榔头，它只会等着我使用它，但它本身没有任何目的。

而一段代码的产生，在它最早被设计时，就是带有目的的。

另一方面，代码从来不是中性的，它考虑的从不是全部事实，而只考虑设计者为它添加的参数而已。比方说，设计者敲下代码时，可能考虑到產品的方便性、相关用户的精准性，但是，他绝不会考虑到，这对使用者是否有利。

如果将这个场景拟人化，那将多么奇怪。一个每天与你见面，甚至整天在一起的人，他给你“喂食”，却从未想过，这对你是否健康。

假设一个人，容易冲动，带有目的，且道德（设计）有缺陷。按照常识，我们会将他教育矫治。不是吗？

但是，当“这个人”是手机、移动互联网时，用户们无法改变它了。甚至，不是所有人意识到问题存在，只觉得有“隐隐的不对”。那么这时，至少让它离孩子远一点，皆大欢喜。

（摘自《南风窗》2021年第4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 本栏责任编辑 朱湘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