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我们已经习惯由大型报纸和电视网构成的“大众媒体”，以至于将其看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大众媒体会不会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异常现象呢？

汤姆·斯丹达奇曾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数字媒体的本质的文章，认为社交媒体和所谓的“网络化新闻”（networked journalism）的互联性，不过映射了报纸被发明之前的媒介运作方式，那时，参与者网络、地方的小酒馆和咖啡屋扮演着信息生态系统的中心角色。

当年的社交共享可以产生振奋人心的效果：马丁·路德1517年10月31日钉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教堂门口的“95条论纲”，被印刷出来并一次又一次地传递，两周之内传遍德国，一个月之内在欧洲就广为人知。

路德代表的新的宗教学说是如何深入人心的？首先，教堂的大门本身就可以说是某种社交媒介;其次，“95条论纲”原系拉丁语撰写，因为路德心目当中的对象是宗教学者和教会管理者。数月后，路德的一些朋友将其译为德语并印成小册子，迈出了扩散的决定性的一步。除了小册子，还有传单、民谣和木刻——它们堪称那个年代的新媒体。

与日后的大众媒体不同，当时的媒介环境是一个分散的系统，由参与者负责分发，他们共同决定通过共享和推荐来放大哪些信息。现代媒体理论家会将此类系统的参与者称做“网络公众”而不是“受众”，因为这些人所做的不只是消费信息而已。路德所要做的，仅仅是将新的小册子的文本传递给友好的印刷商，然后静待其在遍及德国的印刷中心网络中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