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丁月

摘   要：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其中的若干诗篇都涉及到“禹”“夏”和“羌”。这一方面证明“羌”是古老民族，“禹”确有其人，他的治水、建立夏国真实可信;另一方也可以看到古人对“禹”“夏”“羌”的真实态度。读《诗经》中的这些相关诗篇，可以增强对“禹”“夏”“羌”历史的理解。

关键词：《诗经》;大禹;夏朝;羌族;历史理解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传说为孔子所编订，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305篇诗歌，其中有的诗篇是从夏商流传至周的。《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其时的社会状况，包括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在《诗经》中，有若干诗篇都涉及到“禹”和“羌”，這一方面证明“羌”是古老民族，“禹”确有其人;另一方也可以看到古人对“禹”“羌”的真实态度。

一、《诗经》中的“禹”

《诗经》[1]中明确提到“禹”的有六处——

《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终南山绵延不断，是大禹所辟之地盘。）

《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丰水东流汇大海，大禹疏导功不忘。）

《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巍巍梁山多高峻，大禹曾经治理它。）

《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远古洪水白茫茫，大禹治水定四方。）

《商颂·殷武》：“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天子大封诸侯国，各建国都在禹城。）“禹之绩”意为大禹治水所经过的九州，亦即“禹域”，泛指中国大地。

《鲁颂·閟宫》：“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后稷拥有国土后，勇把禹王事业续。）

上引《商颂》是商代的乐舞，其他的诗篇均为周诗。这六处有关“禹”的记载，都歌颂的是大禹的业绩。孔子对《诗经》早有评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2]什么叫“思无邪”？就是心中所想的，无不可对人言;心中所愿所想敢于示人，没有什么不好的。这也就意谓着，《诗经》通过这些诗句反映的关于大禹的故事，都是真实的。这些故事从商人、周人一直传唱到春秋时期，其流传时间之长和地域范围之广，也证明它不会是虚构的，而是有其历史依据。

《诗经》是先秦时期最可靠的古籍。在《诗经》中，未见提及尧、舜，而对大禹，却多次盛赞，尤其是，夏、商、周三代的商、周，都是以武力推翻前朝的朝代，对前朝人物、是非的评价本当有差异;可在对大禹的缅怀赞颂上，却如此一致。这说明，“禹”确实有功于民族、社会、人民、国家，所以他得到的是众口一辞的肯定。

在《诗经》编订、流传的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诸家，观点不同，立场各异，如对黄帝、唐尧、虞舜，儒家备加崇敬，而道家、法家却颇有微辞;而唯独对大禹，各家都一致加以叹赏。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大禹是最可尊敬的先贤。

大禹一生最大的功业是：治水，奠定了立国的根基;立国，巩固和发展了治水成果，使当时松散的部落联盟形成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大禹的杰出贡献，对中国历史的演进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治水是大禹流传后世的最突出的事迹。他的长期治水之所以能取得丰功伟绩，主要依仗于其高尚的道德精神力量和高度的科学精神。

大禹的道德精神力量来自于其能谦虚好学，不断地完善自我。《尸子》说：“禹长颈鸟喙，面貌亦恶，天下从而贤之，好学也。”[3]《鬻子》说：“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鼗，以得四海之士。为铭于簨簴，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敲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鼗。此之谓五声也。是以禹尝据馈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饱食，曰：‘吾犹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于是四海之士皆至。”[4]《吕氏春秋》说：“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通乎己之不足，则不与物争矣。”[5]古籍的记载一致肯定大禹能博采众善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从而不断丰富自己，提高自己治水和治世的水平。

《淮南子》记载：“禹沐淫雨，栉疾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6]大禹治水，其目的就是为了解救特大洪水对人民的困扰;而在治水的过程中，他又能关心人民，爱护人民，时时处处为人民着想，因而能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贾谊《新书》说：“禹常昼不暇食而夜不暇寝，方是时，忧务民也。”[7]这表现出大禹高尚的道德境界。这也是他赖以治水、治世的精神支撑。

孔子赞美大禹说：“卑宫室，而尽力于沟洫”[8];又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9]许多古籍都颂扬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而忘私的崇高精神。这是大禹道德观、价值观最耀眼的亮点。

大禹治水是人类战胜自然灾害的一个十分伟大的实践和一次极其辉煌的胜利。大禹面对其父治水失败的悲惨结局，敢于冒风险，担重任，知难而进。他吸取其父以堵塞治水失败的经验教训，改用以疏导为主的方法来治理洪水。大禹善于利用《河图》进行正确的规划设计，利用“玄圭”精确地测量地形，做到了“左准绳，右规矩”。正确的治水方法，加上善于依靠民众的力量来共同治水，经过十三年的艰苦奋斗，大禹终于成就了制伏洪水的宏业。

《诗经》里有不少的篇章述说了夏、商、周三代之间的文化血缘关系。史书上说，“夏人尚黑”“殷人尚白”[10];但是，在《诗经·商颂·玄鸟》中却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说法。所谓“玄鸟”，就是披着一身黑羽的燕子，尚白的殷人怎么会是由黑色的“玄鸟”生养的呢？其实，这可看成是一种文化的共融共享：夏人可以以黑为美，继承夏的殷人则可以以黑、白兼而为美。

对大禹治水的范围，历来争议颇多。有一种说法是，按当时的人力财力物力，大禹治水只能局限于晋南和豫西地区。而《诗经》中直接论述大禹治水的有五六处之多，范围也大大越出了中原地带，走向了黄河、长江的广大流域。认真读一读《诗经》的相关诗篇，可以增强对夏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

二、《诗经》中的“夏”

如果说，《诗经》中关于的“禹”故事是真实的;那么，在《诗经》中同样记载的“夏”的故事，也应该是真实的。

梁启超先生曾经在《纪夏殷王业》里说：中国在“唐虞以前，仅能谓之有民族史，夏以后始能谓之有国史矣”[11]。可见“禹”“夏”的历史地位很重要。

《商颂·长发》在“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之后是“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扩大国家拓封疆，幅员从此宽又广）。这个“外大国”，就是大禹建立的夏国以及夏国邦畿以外的诸夏。

《小雅·信南山》在“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之后是“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成片原野好整齐，后代子孙此垦田）。不用说，春秋战国时代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大禹、夏国的后人。

《诗经》对作为治水英雄和夏的开国君主的大禹是极为赞扬的，而对夏的亡国之君——桀，就自然是谴责了。

《商颂·长发》：“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征服九州成一统，诛韦灭顾扫敌寇，昆吾夏桀也不留。）这里的韦、顾、昆吾、夏，都是国名。韦国在今河南滑县东南，顾国在今山东鄄城县东北，昆吾国在今河南许昌市东，夏国就是大禹建立的国家，到夏桀时，已经存在400多年了。

从《商颂·长发》所叙的史事来看，该诗主要歌颂商王朝的创建者——汤的业绩。它记录了成汤先瓦解夏的同盟、最终歼灭夏桀的过程，无疑这是珍贵的历史记录。

《诗经》有不少诗篇在总结教训、警醒执政者时，都以夏桀为反面典型。如《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殷朝的镜子并不远，你看那夏桀是怎样灭亡的！）

虽然《诗经》收入的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六百年的诗歌，但是，这些诗歌的来源有一些是早于西周初年的。尤其是《诗经》中的“风”，为研究三代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鲜活历史资料。夏史当然也包括在内。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诗经》中的《豳风·七月》是产生于夏代的农事诗。

著名学者陈钟凡先生有《豳风七月为夏代文学证》，从述作、时令、典礼、体制、诗歌起源五方面论证《诗·豳风·七月》为夏代文学，其中说：“以时令言之。《七月》所纪人事、物候，考之《戴记·月令》，先后差池。按之《夏小正》，乃多吻合。”[12]赵雨 先生也发表有《〈诗·豳风·七月〉释论》《〈诗·豳风·七月〉研究》等文，[13]全面论证《豳风·七月》是夏代的农事诗。

在传世典籍中，屡有夏代文献的记载，其名称有《夏书》《夏礼》《夏时》《夏令》《禹之总德》《仲虺之告》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夏小正》。后者表明，夏代的天文知识和历法是非常先进的。

春秋鲁太史引《夏书》有“辰不案于房”的记载，说在夏代天象房宿位置上发生了一次日食，人们击鼓奔走，惊恐万状。这次日食，《孔传古文尚书》把它系在仲康时期的《胤征》篇：“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于是九月初一这天，太阳和月亮不是相会于房宿，而是有了异常：太阳被月亮掩蚀，发生了日食。）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按：仲康之时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的上半叶，距今4000多年），说明夏代对天象的观测相当细致，并有文字记载。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则对周幽王时的一次日食作了记录：“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十月的日月交会，月初一辛卯。日光又被食了，也是好大的丑。）据古历学家推算，这次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14]

《竹书纪年》还有夏桀十年“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15]如果这一记事可信的话，那么至迟在公元前16世纪初，我国就有了流星雨的记录。

夏朝的历法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左传》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16]这是说特定天象大火星黄昏中天时，夏历为三月;而“夏数得天”是说夏朝的历数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天象，所以孔子主张“行夏之时”。[17]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就是现存的有关“夏历”的重要文献。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故人们多认为《夏小正》是孔子及其门生经考察后所记载的农事历书，其所收录的也多是有关夏朝物候的文化信息。

三、《诗经》中的“羌”

羌人有很古老的历史。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司马迁虽然在《史记》中写下了“禹兴于西羌”[18]，却并未为羌人立传;直到南朝刘宋的范晔写《后汉书》时，才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撰写了《西羌传》，将羌族的历史文化记载于史书上。

不过，在早于《后汉书》1000多年的《诗经·商颂·殷武》中其实就提到了“羌”：“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当初商朝开国君主成汤时，包括远自氐、羌的部族，没有敢不来参与祭祀的，没有敢不来朝供商王的，都说商是要经常参拜的宗主！）这是在追溯商人开国时的光荣史。

据考证，在仰韶文化末期（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中游出现了炎、黄两大部落。他们都是从西北进入中原的羌人部落。《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炎、黄二帝为兄弟，黄帝得姓姬，炎帝得姓姜。姜、羌本一字之分化，是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不同表达，甲骨文中亦常互用。姜、羌均像头戴羊角头饰之人，代表以羊为图腾的起源于我国西北的原始游牧部落。《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在甲骨文字中，羌从羊从人，姜从羊从女，两字相通，表示族类与地望用羌，表示女性与姓用姜。

在后来的战争中，炎帝部落大部分与黄帝部落互相融合，共同组成“华夏民族”，即后来所习称的“炎黄子孙”。据《史记·五帝本纪》载，五帝中的首位是黄帝，后来的人稱黄帝为华夏族的始祖。黄帝之后，最著名的有唐尧、虞舜、夏禹等人。禹系夏后氏部落之领袖，姒姓，又称夏禹、大禹。

正是由于以上的资料，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认为，羌人与夏朝的立国有很大的关系。他在《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称谓》一文中说：“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19]他在《羌族史·序》中又下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后氏，就是以羌族为主体并与唐、虞两个联盟部族在黄河流域完成的一个统一的大国。”[20]这即是说，建立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夏人，是以古代羌人为主体的;也就是说，羌人对夏朝立国是有贡献的。

因为夏桀的胡作非为，夏朝灭亡了，灭亡夏朝的是商人。

商的始祖为契，契曾辅佐大禹治水，被任命为司徒，封于商。故《商颂·长发》说：“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

整个夏朝，商国一直作为夏的诸侯国，为夏朝的稳定繁荣立下赫赫战功。故《商颂·长发》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在夏朝灭亡之后，羌人仍然是商朝的重要方国。殷墟卜辞中有关羌人的记载很多。据甲骨文记载，殷商时的羌又叫“羌方”，有两大部落，一个是“北羌”，一个是“马羌”。他们活动的地域大体在今甘肃省的大部和陕西省的西部。羌人和商朝的关系时好时坏，坏时常发生战争。《诗经》中的“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说明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汤时，羌人已臣服于商朝。商朝派羌人为他们放牧牲畜、打猎、种地，服多种劳役。《竹书纪年》记载成汤与武丁时有两次“氐羌来宾”。到商朝晚期的武乙时，羌商关系破裂，武乙准备用“五族”的力量去征伐羌人，可见羌人势力甚为强大。到商朝文丁时， 双方的关系又归和好，羌人继续向商朝进贡。

到了商纣王时期，商的气数也将尽。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诸侯伐纣，两军会于牧野。《大雅·大明》言：“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战争呈一边倒形式，延续600多年的商朝终于亡于周之手。

值得提说的是，根据历史记载，羌人与周人同根同源。传说周人始祖名弃，是羌人部落的女性姜嫄的儿子。《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初生周人的祖先，是那有名的姜嫄。）《鲁颂·閟宫》：“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先祖姜嫄多显赫，存心善良品德正。）

成书于春秋之前的《尚书》中的《牧誓》把羌人列为参与武王伐纣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八大联军之一，而周武王的军师姜子牙就是羌人。周朝建立后，把姜子牙封为齐王。在周初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除齐之外，还有申、吕等姬、姜姓国。姜者羌也，他们原本是羌人的一部分，和姬姓部族世代联姻并进入中原。姬、姜两个部族是从两个通婚的胞族发展而来。

注释：

[1]本文所引《诗经》，均据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杨伯峻：《论语译注》之《为政》，中华书局1980年版。

[3]李守奎：《尸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之《谨听》，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5]钟肇鹏：《鬻子校理》，中华书局2010年版。

[6]陈广忠：《淮南子注释》之《修务训》，中华书局2012年版。

[7]阎振益：《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

[8][9]杨伯峻：《论语译注》之《泰伯》，中华书局1980年版。

[10]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之《檀弓上》，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

[11]梁启超：《纪夏殷王业》，载《国史研究六篇》，中华书局1947年版。

[12]陈钟凡：《豳风七月为夏代文学证》，载《文哲学报》1922年第2期。

[13]赵雨：《〈诗·豳风·七月〉释论》，载《襄樊学院学报》 2003年第4期;《〈诗·豳风·七月〉研究》，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1期。

[14]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5]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之《五帝纪》，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之《昭公十七年》，中华书局1986年版。

[17]杨伯峻：《论语译注》之《卫灵公》，中华书局1980年版。

[18]司马迁：《史记》之《六国年表》，中华书局1999年版。

[19]徐中舒：《我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载《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20]转引自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作者：四川文化產业职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