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恒 亮，冯 珍 珍，赫 晓 慧，耿 庆 玲，田 智 慧

(1.郑州大学 河南省超算中心，河南 郑州 450052； 2.郑州大学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近年来，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力度和规模不断增强，城市化规模扩展、经济生产、大型工程建设等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扰动和压力不断增加，引发了诸多生态环境问题，人类活动干扰评价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1-2]。人类活动干扰强度是指一定面积区域的生态环境受人类活动影响而产生的扰动程度[3]，是评价区域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干扰程度的重要指标。对区域进行定量的人类活动干扰评价，全面客观地认识区域人类活动干扰强度及其时空演化规律，有助于分析生态环境变化驱动因素，合理调控区域人类活动的影响范围和强度，有效促进区域的生态恢复和改善。

目前国内外学者们主要从两方面开展人类活动干扰评价：一是以土地利用/景观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载体，通过对各类土地利用/景观类型进行赋值并求和计算人类活动干扰强度[4-6]，如Brown、Reiss等通过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能值综合计算对河流、湖泊等区域进行人类活动干扰评价[2，7-8]；徐勇等、刘慧明等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按照一定标准换算成建设用地当量综合计算，分别在黄土高原、黔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开展人类活动对地面表层影响程度评价[9-10]。这类评价适用于较大范围的人类活动干扰评价，能够反映区域的人类活动干扰强度的空间差异，但对于特定区域仅从土地利用的变化方面来表现区域的人类活动强度不够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