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娟, 李阳兵, 徐 倩, 舒 田, 王 权, 王萌萌

(1.贵州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贵阳 550001; 2.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3.贵州师范大学 喀斯特研究院, 贵阳 550001; 4.贵州省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 贵阳 550006)

耕地和人口是农业生产中的关键要素，也是农村人地关系的重要研究内容[1]。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乡之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农村人口在城乡间可比较自由的迁移。然而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行，我国进入了城乡分割“二元结构”时期。直到1978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的颁布，意味着农村人口落户城镇的合法权益重新得到确立[2]。至此，在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和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集镇的背景下，大量的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转移。1949—2016年，农村人口从占全国总人口的89.4%下降到2016年的42.7%，这代表着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城乡人口结构被彻底撼动[3]。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在人口非农化的同时，我国耕地面积在1978—1980年达到高峰后，由于城镇建设、生态建设等因素造成耕地减少[4]。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会带来耕地和农村人口的剧烈变化，也会导致农村的人地关系发生重大变化[2]。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人口和耕地的变化理应具有一定的耦合关系，尤其在区域耕地减少的同时，人口能否随之变化，促进人口与耕地比例的适应性调节，是保障农村地域系统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