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作友　朱晗

摘要：伍尔夫的“生命三部曲”有着鲜明的废墟化创作特色，即具有破碎化、忧郁化、多义化特征。其笔下的废墟世界充满着拾荒者和城市边缘人的心灵创伤，演绎着死亡与重生的对立统一，预示着在废墟之中寻找救赎的希望：从死亡中领略生命的意义，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形成了生命同一体;生死转换的废墟之间，传来的是女性的生命之歌，代表人类未来的希望之歌。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使废墟意象不仅成为20世纪英美现代文学中一个共同的核心意象，也成为一种人类经验的普遍隐喻。这种废墟化创作体现出了现代性社会的自我认同危机，表达了作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通过废墟指点迷津，伍尔夫书写的是救赎与希望的前景。

关键词：伍尔夫;废墟;救赎;生命;女性力量;废墟化创作潮流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21）02-0018-08

伍尔夫是活着时在绝望中苦苦挣扎却始终在废墟中寻求见闻的人，她始终徘徊于生存的边缘，寻找“生命之树上的蓓蕾”〔1〕，在对死亡与废墟的描写中寻求救赎。伍尔夫的“生命三部曲”即《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海浪》表达了对生命的关注，使得掩埋在废墟世界下的生命救赎诉求和隐藏的女性力量浮出文本表层，进入读者的认知视界。

一、废墟意象：废墟世界中的心灵创伤

克拉丽莎和塞普蒂莫斯是《达洛维夫人》中的两位主人公，二者都在心灵的废墟中漫游。克拉丽莎是着迷于伦敦盛景的漫游者，却始终沉沦于心灵的苦难，贯穿其意识流程的是心灵深处的不安与恐惧。克拉丽莎又是拾荒者，她时时刻刻都在记忆的废墟中捡拾，试图在碎片化的记忆中寻找救赎，在被弃置的过往中寻找慰藉，实现废墟的重生。她察觉到自己的衰老，因此她试图通过回忆来寻回久已远离的自我，寻回那些遗落在现实之外的自我。塞普蒂莫斯是城市的边缘人〔1〕，也是战争废墟中的漫游人，尽管战争已经过去，他惶恐的心灵却始终沉沦于战争创伤，内心深处的自我却永远在那场战争的废墟中挣扎。通过刻画个体与社会、存在与行动之间的张力，伍尔夫揭示出一种普遍性的生存困境〔2〕。

如果说《达洛维夫人》塑造了一个战后的精神废墟世界，那么《到灯塔去》则以风暴中的房子为主要意象，书写战争中的废墟世界。风暴和黑夜是战争的隐喻，在风暴中被弃置的房子是战争所产生的废墟。小说运用隐喻手法，以黑夜和风暴来形容战争的毁坏力，以空房子喻指战争破坏下的人类世界和理想的破灭〔3〕。战争夺去了生活中最美好的一切〔4〕：拉姆齐夫人死去了;美丽的普鲁结婚了，然后死去了;公正聪明的安德鲁也在战争中死去了;人去楼空，只剩下空荡荡的房子沦为废墟，生命被战争掠夺，理想被战争毁灭。这个空房子实际上是一战过后整个欧洲社会的缩影，等待着被救赎。

伍尔夫在《海浪》这本小说中不再具体描绘战争的阴影、传统的衰微、文明的断裂，而是转而以一种极富象征意味的手法塑造理想破灭后的废墟世界。《海浪》描写了波西弗的死亡所带来的废墟。波西弗象征着奈维尔等人的理想，他的逝去使奈维尔感觉“世界的船帆突然倾倒”，使罗达觉得自己“漂流在激流狂涛上”。死亡使现实沦为一个黑暗的、孤独的废墟世界，“满是仇恨、嫉妒、匆忙和冷漠”〔1〕。尽管理想的光芒熄灭了，伯纳德却觉得波西弗仍然活着，他总有什么东西留下来。这个留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理想的力量、内心的渴望、对和谐与爱的向往，它们是纷乱不安的现代世界中的永恒明灯。人们凭借这种渴求与向往实现了对死亡的抵抗，正如小说结尾描写的奈维尔毅然面对死亡一样。

从《达洛维夫人》中拾荒者和边缘人背后的废墟世界，到《到灯塔去》中风暴中的房子所隐喻的废墟世界，再到《海浪》中那个理想破灭后的废墟世界，伍尔夫的小说贯穿着废墟意象，揭露了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脆弱的生命、个人的价值都被战争所震碎，留下的只有战争的废墟。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传统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业已动摇，人们的信仰失落，灵魂无处安放，金钱至上主义膨胀，人际关系冷漠，焦灼感与失落感加剧了，人们生活在心灵的废墟之中。

二、废墟化特征：破碎性·忧郁性·多义性

伍尔夫的廢墟世界表现出一种鲜明的破碎化、忧郁化、多义化特征，写出了人们在战争阴影下的生存困境，更写出了人们在困境中的期待与救赎，呈现着现代社会中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形与异化，每个人都在时代的主题下成为寻求生命救赎的碎片。

废墟世界首先呈现出破碎化特征。在《达洛维夫人》中，在个人与自我、社会的关系层面上，克拉丽莎和塞普蒂莫斯都是废弃之人，前者废弃了自我，后者被社会废弃，两者都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整体中剥落，成为现代性的碎片。因此，伍尔夫以一种蒙太奇式的碎片化书写来展现这两个人物形象，最终构建了一个碎片化的伦敦世界。一方面，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人物视角的不断转换、意识流动中的自由联想，将伦敦的景观、人物的经历切割成碎片，最终以精神内核的相通来连接这两条人物线索，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使破碎的镜头重新拼贴在一起;另一方面，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使过去回到眼前，流动的时间仿佛在某一刻静止，过往与现实的景象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中。克拉丽莎的青春岁月、塞普蒂莫斯的战争经历，以碎片形式展现在现实时空中，展现出一个支离破碎的伦敦城市空间。《到灯塔去》和《海浪》则通过对顿悟和瞬间的描写来显示废墟世界的碎片化特征，这种顿悟和瞬间与本雅明的瞬时有着相同的时间意蕴。本雅明的瞬时是时间的碎片，而碎片本身就是历史，每一个瞬时和碎片都被赋予了救赎的意义，个人可以通过对碎片和瞬时的顿悟来把握历史。《到灯塔去》将众多的重要顿悟汇聚起来〔5〕，连接有限与永恒，使碎片变得有意义。在书写了无数的人生瞬间后，小说最终通过莉莉对和谐与爱的艺术感悟，进入了永恒的瞬间，获得了生命的意义。《海浪》表现的是从焦虑走向超验的幻象瞬间模式〔6〕。伯纳德的各个人生阶段都由其顿悟构成，直到最后，他在对生命的顿悟中去世，走向了超验的幻象瞬间，这些顿悟、瞬间和记忆的碎片构成了他的一生。伍尔夫强调瞬间感悟对个体存在、人生价值的重要意义〔7〕，她笔下的瞬间就是本雅明笔下一个个瞬时的点，对瞬间的集中描写、对顿悟的发现，使得线性的时间观被完全颠覆，作品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特征。

废墟世界也呈现出忧郁性特征，忧郁是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感与异化感。拾荒者和边缘人背后的世界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现代性世界，新事物不断出现，在瞬息之间又成为旧事物。旧世界被拆除，导致现实的废墟不断扩大，现代性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荒漠〔8〕。因此，在高度物化的现代社会中，高速运转的现代化机器加剧了人们的隔离感与孤独感，每个人的心里都隐藏着巨大的隐忧和危机感。在《达洛维夫人》中，克拉丽莎觉得死亡阴影不断逼近;塞普蒂莫斯的眼睛始终流露出恐惧，表达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战争带来的创伤感〔9〕。《到灯塔去》中，战争所带来的孤独与虚无情绪弥漫整个西方社会。《海浪》中的人们同样被抛入现代性的废墟中，汹涌澎湃的大海贯穿整本小说，随时会给人带来灭顶之灾。这深刻地揭示了一战之后西方忧郁的社会氛围和悲观主义情绪，个人找不到归属，只能在怀疑中惊恐。

废墟世界还表现出多义性特征。首先，小说的多义性体现为意象的多义性，这来源于小说中象征与隐喻的大量使用。《到灯塔去》中的灯塔赋予了生活以秩序和意义，却又暗示意义的脆弱与虚幻〔10〕。《达洛维夫人》中的大本钟、《海浪》中的海洋等意象借助象征与隐喻，使文本产生了多重意蕴，暗示着生命的短暂与永恒，现在的时空承载了过去的记忆，过去的印象在具象中走向抽象〔11〕，创造了另一个深层的哲理世界。其次，多义性体现为文本主题的多义性。从政治角度来看，伍尔夫的“生命三部曲”影射了英国的衰落。《达洛维夫人》描写了战后英国社会传统观念的式微、社会气氛的宽松、海外殖民统治的动摇，写出了战后英国社会的急剧动荡;《海浪》则从个体的主体身份建构角度出发，揭露英国的殖民统治危机。从文化角度来看，“生命三部曲”书写了一种文明的可能性，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努力将欧洲推向一种从未实现的理想，一种从未存在的文明，作为其中一员的伍尔夫则通过小说来完成未来文明的思想航程〔12〕。从哲学角度来看，伍尔夫在创作中追求更高远的哲学生命，其小说建立在“存在的内核”基础上，表现为一种圍绕自我、生命和艺术而展开的哲学框架，表现了人的不确定性、内在苦痛和潜在变化能力〔13〕。小说以隐喻的方式呈现出多层次意蕴，在意义上产生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成为复杂多变的人类精神世界的缩影。

破碎化、忧郁化、多义化的小说文本描绘出了20世纪上半叶特有的衰败景象，即世界的分崩离析、意义与形象的分裂、能指与所指的游离，以及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忧郁;同时也书写出面对西方社会的传统衰微、人心涣散、社会污浊，现代人如何在精神虚无和信仰摇摆中苦苦挣扎，如何在死亡和破碎的废墟中寻求生命救赎。

三、废墟救赎：死亡与重生的生命统一体

通过描写拾荒者背后的废墟世界，伍尔夫表达了一种在废墟之中寻找救赎的可能性，他的废墟世界是一个收集碎片的容器，容器的目的是为了从碎片之中解读真理，寻找救赎。将世界肢解成废墟，并不是为了创造废墟，而是为了通过废墟指点迷津〔14〕。死亡和毁灭在废墟美学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人们必须通过死亡才能进入那种生”〔15〕，因为事物只有在衰亡中“才有可能获得重生”〔16〕。伍尔夫由此书写了一种从死亡中汲取生的意义与救赎的力量，而这种死亡与救赎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克拉丽莎和塞普蒂莫斯、拉姆齐夫人和莉莉、伯纳德和波西弗等人身上。

死亡与重生的关系在《达洛维夫人》中的克拉丽莎和塞普蒂莫斯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伍尔夫曾在小说的自序中谈到，克拉丽莎和塞普蒂莫斯其实是一个人的两面，二者互相映衬、互为补充、精神相通〔1〕。他们被同样的孤独和恐惧所困扰，发出了对战争、对庸常生活、对生命与死亡的共同思考。因此，塞普蒂莫斯的死亡和克拉丽莎的觉醒可以被看作是同一个人的死亡与重生。死亡与重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完成了统一，这种重生是一种通过死亡而获得的救赎。战争的洗礼使赛普蒂默斯能用“思考的另一种形式”来审视人生和世界〔17〕，他的死亡使克拉丽莎猛然醒悟出生命的磨损和湮没，最终她从死亡的边缘重回人间，并获得了重生。“他抛弃了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继续生活”〔1〕，“还在继续生活”的是“他们”，而不是克拉丽莎一人，这就将生活的意义、精神的延续扩大到整个人群。所有活下去的、从死亡中领略到生命意义的人，都与死去的塞普蒂默斯形成了生命同一体，书写着生命与死亡的两面，如贝克斯伯拉勋爵夫人手里拿着儿子战死的电报，却仍旧主持慈善义卖开幕式，以她为代表的生者都在心中孕育着“泪水和忧伤、勇气和忍耐力”〔1〕。所有生者都在永恒的死亡中重新认识了自己与生命，并且还要继续生存下去，实现生命的救赎。

类似的还有《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夫人和莉莉，她们也可以视为同一个人的两面。拉姆齐夫人死去了，莉莉仍然活着，莉莉通过对其精神内蕴的理解和继承，使拉姆齐夫人的生命以一种永恒的精神样式延续下去，同时也在对死者的超脱中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以攀升。她意识到爱的创造力和客观真理的优点，迈进了艺术的门槛，从而完成绘画，走向新生，实现了人生的意义。在死亡的废墟之中，个体的人走出了虚无，最终实现了对生命的自我救赎。拉姆齐夫人有一段内心独白：“无论他们存在多久，……都会回到这个夜晚。”〔4〕这段独白在死亡的阴影中升腾出一种永恒的意味。卡姆、詹姆斯、莉莉、拉姆齐先生等所有逃离了死亡的人都会生活下去，而拉姆齐夫人“将被牢牢牵记，萦绕在他们的内心深处”〔4〕。这些坚持生活的人都与拉姆齐夫人形成了生命同一体，他们都从拉姆齐夫人永恒的死亡中获得生的救赎〔18〕。

在《海浪》中，伯纳德、珍妮、苏珊、耐维尔、罗达、路易六个人和波西弗分别组成了生命与死亡的两个方面。伯纳德等人隐喻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波西弗隐喻理想，伯纳德等人在波西弗的死亡中实现了生命的救赎。不同于《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中以某一位生者与死者构成生命同一体的隐喻，伍尔夫直接以六个人的人群来构成人类整体的隐喻，写出了人类整体与死者之间精神的延续。波西弗的离世使死亡意识与另外六个人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从波西弗的死亡中获得了生命的感悟，死亡反而使波西弗的生命达到了永恒。伯纳德等人因此明确了生活态度，用精神上的超然和孤独与死亡抗衡，在精神延续中触碰生命的本质，坚定自我的存在，继续与生活作艰难斗争。在迟暮之年，伯纳德看见敌人迎面扑来，他毫不犹豫朝死亡猛扑过去，“永不服输，永不投降”〔1〕。死亡的废墟中蕴含着真正的生命力量，使活下去的人群能够以此来面对破碎的现实，实现自我的救赎。

伍尔夫始终以生命为书写的主题，在她看来小说是完整而忠实记录生命的唯一艺术形式〔19〕，生命可以包容作家所观察的一切〔20〕。对生命的永恒关注使她看到了生命的短暂、死亡的必然，生命可以在记忆中延续，在艺术中永存。“生命三部曲”表面上构建了克拉丽莎与塞普蒂莫斯、莉莉和拉姆齐夫人、伯纳德与波西弗这样的生命同一体，实际上却隐喻着死者与所有生者之间的精神延续，蕴含着人类群体如何在死亡废墟中实现精神救赎的严肃思考。

四、救赎中的女性力量：废墟中歌颂生命的声音

在对死亡与救赎关系的书写中，伍尔夫尤为强调女性力量所具有的救赎作用。在伍尔夫时代，女性是男权社会的局外人，女性处于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男性是男权社会中的主宰，女性力量仍然被忽视，父权制社会世俗压迫是痛苦的根源〔21〕。妇女是一面镜子，把男人的影子放大了一倍〔22〕。面对这种情况，伍尔夫在写作中始终强调女性的独特力量，她认为，女性不同于男性，所以二者看待世界的眼光也不尽相同。与男性相比，女性拥有一种更广阔的胸怀，因为女人的祖国是整个世界;女人不做战争的鼓励者和观众〔23〕;女性应该寻找自己的传统，坚持自己的特性，达到雌雄同体的理想〔24〕。在对父权制的抨击中，伍尔夫始终在写作中强调女性的独特力量，这种力量在现实中延续，起着重要的救赎作用。

《达洛维夫人》是“促进新女权运动实现的第一步，并在战争期间开始唤醒人们的女性意识”〔25〕。在该书中，伍尔夫以一位老妇人的歌声为喻，写出了一种穿过废墟、永不磨灭的女性力量。即便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废墟，这不可战胜的歌声还会飞出来，女性的力量会永远流传下去，使人们在废墟之上得到救赎。唱歌的老妇人使利西娅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使克拉丽莎继续生活下去，使收到儿子战死电报的贝克斯伯拉勋爵夫人继续主持慈善义卖开幕式，使伊丽莎白乘着公共汽车在都市中漫游，朝着自己的职业理想奔去。

在《到灯塔去》中，空房子所代表的废墟世界人去楼空、杂草丛生，然而，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中，麦克耐伯太太和巴斯特太太却用双手“扯碎沉默的面纱”，“踐踏”破碎的瓦片，“掸去”卧室的尘埃，“打开”封闭的窗户，弯腰“采了一把鲜花”〔4〕，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是对废墟世界的抵抗与清理。她们忙上忙下，使寂静的废墟重新有了生命的声音，使“整个房子似乎在经历一种缓慢而艰难的分娩”〔4〕，这种分娩正是废墟之上的救赎与再生。废墟世界被清理干净，她们播撒下了新的花种，莉莉来了，艺术与希望重新起航，女性的救赎力量得以延续。这种女性力量是“一种蹒跚着、睨视着的无意识的力量”，是“一种无需庄重仪式或庄严颂歌鼓舞而进行工作的力量”〔4〕。这种女性力量始终睨视着战争与废墟，它使人身处废墟之中，仍能实现废墟之上的救赎，小说因此在意蕴上形成了理想世界—废墟世界—救赎世界的序列。

《海浪》将苏珊、珍妮、罗达代表的女性力量作为完整生命力量的一部分，以表现生命内在的真相。在伍尔夫看来，“六个人物就设定指一个人……我想要赋予一种整体感”〔26〕。伍尔夫将不同的生命欲望和情感并置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人的不同方面，而不同的女性形象则构成了女性力量的不同方面：珍妮以亲吻的冲动为无意识的核心，陶醉在服饰与舞会的光芒中，追寻情感与感官的满足，以本能的生命力吟唱着自己的生命之歌，从而体现出了一种热烈奔放的女性力量;罗达在纷繁复杂的现代世界中，始终对生活、对社交、对他人充满了恐惧，她只能活在脆弱的幻想中，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代表了在面对世界时孤独与孱弱的女性力量;苏珊热爱自然、向往自由，喜欢宁静充实的乡村生活，逃离了喧闹都市，终其一生在家乡的怀抱中劳作、生活，在简朴的日子里感受人生的充实与和谐，体现了一种回归自然、逃离物质的女性力量。

女性力量在写作中高扬，因此在强调女性力量的同时，伍尔夫也强调着女性写作的独特作用〔22〕。“写作是一种革命行为，她与英国父权制文化及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形式和价值观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她在落笔时充满了恐怖和决心”〔27〕。正是这种对女性力量的书写，使得伍尔夫的文本深处始终张扬着一种对女性生存和人类生存最深切的关怀。

五、废墟书写背后的认同危机与现实反思

从伍尔夫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传统价值观念的解体、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动，让人们对时代产生了质疑，生存的焦虑、信仰的危机、价值的匮乏更让人们在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幻灭感。在这种社会情境下，尼采的超人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潮应运而生，伍尔夫、乔伊斯、艾略特、劳伦斯等作家纷纷通过对西方世界的书写，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废墟化写作风格，共同形成了一股“废墟化”美学创作潮流。在被遗忘的废墟中发现一个新的世界，这个废墟世界源于17世纪的巴洛克戏剧，戏剧中所表现的那个破碎的、忧郁的时代，与20世纪的现代世界是类似的，伍尔夫、乔伊斯、艾略特、劳伦斯等作家都生活在这一时代。乔伊斯生于1882年，劳伦斯生于1885年，艾略特生于1888年，创作期也都始于20世纪初。在1910年前后，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变了，人的性格与特点发生了变化〔28〕，世界大战使西方沦为一个废墟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同时也是本雅明所处的现代世界，废墟化创作因此成了20世纪初这一时代的文化产物。这一创作潮流针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新旧思潮的冲撞交替、世界大战的毁灭性影响，表现着20世纪上半叶动荡不安的时代特征，也表达出了作家们一种共同的时代性忧患和对西方文明的质疑。

20世纪上半叶，伍尔夫等作家共同面对着混乱破碎的西方世界，不约而同地以一种破碎化、多义化的寓言体塑造各自的废墟世界，体现了一种鲜明的废墟美学风格。《达洛维夫人》中克拉丽莎徜徉着的伦敦、《尤利西斯》中布鲁姆漫游的都柏林、《荒原》中枯萎萧瑟的伦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死气沉沉的工业社会，都是作家笔下的废墟、精神上的“荒原”。在对时代精神的深入探索中，乔伊斯独树一帜的书写风格在于他深入描绘爱尔兰的社会变革和精神危机，塑造了在精神桎梏下走向“瘫痪”的文化废墟;艾略特在诗歌中借“荒原”这一意象描绘出西方的没落、世界的无序，整个西方社会都成了一个万物萧瑟的荒原、荒凉贫瘠的废墟;劳伦斯描绘了一个悲剧性的时代，大灾难已经来临，战争使欧洲文明走向衰落，资本主义拜金思想快速传播，传统的价值观走向破灭，信仰缺失，人们在现代化中走向异化，所谓的工业社会成了精神上的废墟。因此，伍尔夫等人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失去的夏天〔29〕。这个夏天随着世界大战永远地离去了，剩下的是在废墟中挣扎着的人们，如伍尔夫等，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书写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明这片干涸的废墟，影射一战以后的西方社会与文化现实，揭示人们在废墟中的挣扎与救赎。

不同的是，在乔伊斯的废墟书写中，贯穿着一种对民族文化记忆的召唤。爱尔兰文化长期处于英国殖民文化语境下的独特性决定了他致力于建构民族的独特文化话语，以实现爱尔兰民族的救赎;在艾略特的废墟书写中，表达了战争阴影下作家对于西方文明与文化的现代性忧虑，他将对荒原的拯救引向了宗教，把恢复宗教精神当作救赎废墟世界、获得永久宁静的最终途径;在劳伦斯的废墟书写中，抒发着对于两性关系的忧虑、工业文明的抵抗：一方面他将救赎转向了两性关系的和谐，试图通过对爱欲的回归来为人们寻求救赎、实现和谐生存的理想，另一方面他则试图通过回归自然、回归本真人性来抵抗工业文明的倾轧。相形之下，伍尔夫创作的独特性在于她从女性的独特视角出发，书写穿过废墟、永不磨灭的女性力量，强调女性力量的延续及其对生命的救赎作用，体现一种对女性生存和人类生存的深切关怀。这种对女性力量的强调来源于伍尔夫鲜明的女性意识。在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的影响之下，伍尔夫以女性眼光重新审视以男性为中心的西方文明;以女性意识来观照文学经典，发掘女性群体的文学传统，挖掘女性生命在历史长河中所起的力量与救赎。伍尔夫笔下的女性不再是附属品，不再是同男性相对立的次要者，也不再是哲学意义上的他者，而是真正成了生命救赎与被救赎的主体与自我，伍尔夫因此建构了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女性诗学与批评话语，完成了对西方女性主义运动诉求的呼应，也打开了一个沉睡已久的女性文学世界。

从更广阔的文学视野来看，废墟意象不仅成了20世纪英美现代文学中一个共同的核心意象，也成为一种人类经验的普遍隐喻。从横向上看，奥地利的卡夫卡同样在小说中塑造出一个废墟的世界，无论是《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还是《城堡》中的主人公K，他们都是“无法与生活达成妥协的人”，在荒诞、异己的世界中，这些人“都必须用一只手抵挡命运中的绝望;用另一只手记录他在废墟中的见闻”〔30〕。法国的普鲁斯特塑造了日常生活的废墟，这些废墟在时间的投影下得以保存，呈现出一种琥珀般的光彩和火山似的热度，期待着在未来某个瞬间中的重新发现，时间的永恒性在这个瞬间凸显出来。从纵向上看，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潮流之后，这种废墟化创作的影响也继续在当今英美作家的创作之中延续，如201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石黑一雄在《群山淡景》中塑造了一片战争的废墟，在《长日将尽》中描写了时代的废墟，在《被掩埋的巨人》中描绘了一片记忆的废墟，其小说同样体现出破碎性与多义性的废墟化审美特征。由此可见，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作家表现出一种对于废墟意象的共同关注，他们都站在历史与时间的废墟中，回顾着世界大战所留下的断壁残垣，同时又遥望着现代性所带来的人心惶惶。本雅明笔下的灵光正在逐渐消逝，而真正的救赎还未到来，这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忧郁性的时代。在废墟之中，作家们通过废墟指点迷津，通过废墟化创作，书写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这一主题。废墟化世界是现代性社会的缩影，现代主义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都是在现代性社会中寻求自我认同的人，他们都是对现代性尤为不适应的群体。现代性指的是一种蔓延于全球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与生产组织模式，它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实质。从伍尔夫笔下的达洛维夫人，到艾略特笔下的都市人群，他们都是在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浪潮的影响下、在世界大战的倾覆下，苦苦寻求着自我认同的人。个体的自我被现代性的巨大力量切割成碎片，自我认同在传统与现代的分裂中陷入了困境，人们在精神与肉体上走向了双重异化，无论是废墟意象的弥漫，还是废墟世界的构建，这种废墟化创作都体现出了现代性社会中深重的自我认同危机，映射了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在废墟化创作中，作家们始终书写着救赎与希望的可能性，描绘着人类应该拥有的未来，使人们得以从死亡的意义中领悟真正的生活，从废墟的意象中汲取救赎的力量。

六、结语

《达洛维夫人》塑造了一个战后的精神废墟世界，克拉丽莎、塞普蒂莫斯都在心灵的废墟中漫游;《到灯塔去》则以风暴中的房子为主要意象，书写战争中的废墟世界，空房子是一战过后整个欧洲社会的缩影，揭示了理想的毁灭;《海浪》描写了波西弗的死亡所带来的废墟，这是一片理想破灭后灵光逝去的废墟。伍尔夫的小说贯穿着废墟意象的隐喻，揭示了世界大战带来的深重苦难，也揭示了现代化危机导致的心灵废墟。

小说文本还表现出一种破碎性、忧郁性、多义性的废墟美学风格。《达洛维夫人》以克拉丽莎和塞普蒂莫斯这两个人物形象显示出废墟世界的碎片化，《到灯塔去》和《海浪》以顿悟和瞬间来显示碎片化特征;废墟世界也表现出忧郁性特征，这是一种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感与异化感;废墟世界还体现了多义性，具体表现为意象的多义性和文本主题的多义性。

废墟化的小说文本表达了一种在废墟之中寻找救赎的可能性，死亡和毁灭在废墟美学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事物的衰亡是其重生的前提，这种死亡与重生的关系在《达洛维夫人》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所有从死亡中领略到生命意义的活着的人，都与塞普蒂默斯形成了生命同一体;《到灯塔去》的莉莉通过对其精神内蕴的理解和继承，使拉姆齐夫人的生命以永恒的精神样式延续下去;《海浪》以六个人来构成人类整体的隐喻，写出了人类整体与死者之间精神的延续，死亡蕴含着真正的生命力量，使人群能够以此面对破碎的现实。

在对生命救赎的书写中，伍尔夫尤为强调女性的独特力量，这种力量在现实中延续，有着巨大的救赎作用。《达洛维夫人》中，伍尔夫以一位老妇人的歌声为喻，写出了一种穿过废墟、永不磨灭的女性力量;《到灯塔去》中空房子所代表的废墟世界人去楼空，麦克耐伯太太等人对空房子的打扫和洗涤，实际上是对废墟世界的一种清理与抵抗，体现出一种年老蹒跚却始终睨视战争、越过岁月废墟的女性力量;到了《海浪》中，伍尔夫将苏珊、珍妮、罗达代表的女性力量作为完整生命力量的一部分，从而表现出生命内在的真相。

从时代背景来看，世界大战的爆发、传统观念的解体、信仰的失落使当时的作家纷纷投入废墟化书写，塑造出各自的废墟世界，形成了一股废墟化美学创作潮流。相同的文化困境，使伍尔夫等人的创作都成了20世纪初这一时代的文化产物，揭示同样动荡不安的時代特征。从更广阔的文学视野来看，废墟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文学中人类经验的普遍隐喻，卡夫卡、普鲁斯特等同样在小说中书写着各自的废墟世界，作家们表现出一种对于废墟意象的共同关注。通过废墟指点迷津，伍尔夫书写的则是救赎与希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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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vation and Life Care in the Writing of

Ruins in Virginia Woolfs “Trilogy of Life”

HU Zuoyou， ZHU H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 Virginia Woolfs “trilogy of life” has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ruins writing，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fragmention， melancholy and polysemy. The world of ruins in her works is full of the spiritual trauma of the scavengers and the people on the edge of the city. It deduces the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death and rebirth， and indicates the hope of seeking salvation in the ruin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life from death，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form an integral world of life. Between the rui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fe and death， comes out the song of womens life， representing the song of hope for the future of mankind. The two world wars have brought great disasters to the world; this makes the image of ruins not only a common core image in the 20th century British and American modern literature， but also a universal metaphor of human experience. This kind of ruin writing reflects the deep crisis of selfidentity in the modern society， and expresses the writers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and deep concern for human destiny. Through the ruins， What Woolf writes about is the prospect of salvation and hope.

Key words： Virginia Woolf; ruins; salvation; life; female power; the trend of ruins writing

（責任编辑：杨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