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的陶渊明思想研究

2021-04-26刘彭冰

西部学刊 2021年6期

摘要：陈寅恪先生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发表至今，已75年。该作既是陶学研究史上的重要著述，也是陈先生晚年思想的关键文字。不了解陈先生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就不易理解他对陶渊明思想的精深研究;不清楚陶渊明思想对陈先生的深刻影响，就很难勾勒他在此后的人生轨迹与学术转变。

关键词：陈寅恪;陶渊明;新自然说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6-0128-03

1945年9月，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单行本，这篇近15000字的经典之作，现收录于陈先生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依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记载，《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系1943年抗战期间，陈先生任教广西大学时，在桂林所作。陈先生认为，古今论陶渊明之文学者甚众，论其思想者较少，至于从魏晋清谈演变的角度，结合陶氏民族与家传信仰进行论述的，尚未之见。参阅此前《〈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條释证及推论》的研究，陈先生提出了极具创意的见解，即陶渊明的思想承袭魏晋清谈演变的结果，依据家世道教信仰，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既不同于急仕达官的名教说，又不同于别学神仙，养此有形生命的旧自然说，更不同于名利兼收、自然名教两是之巧宦，外儒内道，旧义革新，孤明先发，“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笔者不揣浅陋，对陈先生写作这部著作的前后经过，略作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同事及好友的陶学研究影响

1925年春，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陈寅恪先生受聘为国学研究院教授，其时由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归国不久，因父病请假一年，于次年7月，始任教职。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王国维，早在1908至1909年间，于《国粹学报》连载《人间词话》多则[1]。“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无我之境也。前者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后者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不仅肯定陶渊明的词作，“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还引用萧统的观点，称赞陶渊明诗歌“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感慨世人少此气象，惟东坡“略得一二耳”。王国维年长陈寅恪13岁，二人在清华国学院共事的时间虽然有限，关系却相当密切。比如，陈先生《柳如是别传》记载了一则场景，“唯忆昔年寅恪旅居北京，与王观堂国维先生同游厂甸，见书摊上列有章氏此书。先生持之笑谓寅恪曰：‘这位先生（指章式之）是用功的，但此书可以不做。时市人扰攘，未及详询，究不知观堂先生之意何在？特附记于此，以资谈助。”[2]1243陈寅恪对王国维学术方法的接受与认可，是全方位的，时至今日，我们耳濡目及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这些传世之作，正是两位大师学术共鸣的最好见证。

1922年冬，梁启超抱病家居，专心研习陶集，著成《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陶渊明年谱》《陶集考证》三种，后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沈约《宋书》卷九十三《陶渊明传》：“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3]梁启超的看法是，陶渊明的时代，士人浮华奔竞，驱驰利禄，陶渊明无法忍受官场的污浊，决然离开。至于刘裕的王业，是否兴隆，似乎并不是他关心的内容。再说，陶渊明辞官那年，刘裕拨乱反正不久，谁知道他就不能学陶侃的功成身退，料定他一定会有20年之后的篡位呢？“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4]陈先生并不认可梁启超的上述观点，他认为任公是以自己的思想经历，片面解释古人的志向动机，忽略了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重视个人家世，关注旧学传承的特定时期，倘若以今天的价值判断，随意质疑沈约的文字实录，也与陶渊明孤明先发的新自然说，不相符合[5]228。

1934年，朱自清在《清华学报》第9卷第3期，发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论文从南宋王质以来7部年谱入手，参以诸谱所据资料，考察陶渊明名字、年号甲子、居住迁徙、仕宦经历，以及谱牒世系[6]。朱自清先生的研究，此后成为陶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基础文献。另外，胡适在教育部国语讲习所讲稿的基础之上，于1927年撰成《白话文学史》，该书第8章《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学趋势》，评价陶渊明的语言，是民间的语言;他的哲学，是实地经验的哲学;他的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一以贯之的，则是“自然”二字[7]。

王国维、梁启超与陈寅恪同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朱自清是陈先生的清华同事，胡适是陈先生的多年好友，这些同事与好友的陶学著述，或从诗词格局，或从文艺品格，或从文献积累，或从哲学意境，促成了陈先生在自己擅长的中古史领域，选取陶渊明为研究对象，进行系列研究，并取得相当高的成就。

二、陈先生本人的陶学研究积累

1936年初，陈寅恪发表《〈桃花源记〉旁证》，论文依据《晋书》《后汉书》《后汉纪》，以及敦煌写本等资料，探讨西晋末年，中原民众纠合宗族乡党，屯堡聚坞，据险自守的社会现象。陈先生在上述史料的基础上，结合《赠羊长史》诗序，推测陶渊明与征西将佐本有雅故，《桃花源记》或取材于戴延之等行军途中见闻。另外，陈先生对旧传陶渊明撰《搜神后记》也有论及，因《搜神后记》杂有元嘉四年陶渊明卒后之事，论者多以此书为伪。陈先生认为，《搜神后记》体例散漫，随事杂记，在流传过程中，混入后世之文，是很自然的，不宜轻易否定。再者，这部著述即使出于伪托，也是六朝时人钞辑旧篇而成，同样有着珍贵的文献价值。

苏轼《和桃花源诗序》主张，世间关于桃花源的种种传闻，大多言过其实，并不可信。考察陶渊明原著所记，只是说到其地民众，先世避秦乱来到这里，武陵渔人见到的，应该是这些先民的后人。世界之大，天壤之间，类似桃花源的地方，不胜枚举。“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8]陈先生指出，古今论桃花源者，东坡公的观点最为中肯，但其局限在于，未能明确《桃花源记》既是寓意之文，也是纪实之文，寓意部分牵连混合刘子骥衡山采药故事，纪实部分则依据戴延之等入关见闻。至于近人的研究，或取譬不切，或认定桃源实在武陵，以致结论多舛。

陈先生在1941年写作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后来发表于1944年9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这部近两万字的著述，上篇释证貉子、巴、蜀、蛮、獠、溪、俚、楚、越等江东民族的文字记载与代表人物，下篇探讨南朝当侯景之乱，中央政权崩溃之际，江东诸族之豪酋乘势而起，或把持军队，或割据地域，引起南朝民族与社会阶级的剧烈变动。论文引用《晋书·陶侃传》《世说新语》“容止”篇、《南史·胡谐之传》，以及《后汉书·南蛮传》，认为“江左名人如陶侃及渊明亦出于溪族，最使人注意”。陈先生在本篇讨论欧阳询的民族时感慨道：“夫欧阳氏累世之文学艺术，实为神州文化之光辉，而究其种族渊源所出，乃不得不疑其为蛮族。然则圣人有教无类之言，岂不信哉！”[5]119

陈寅恪女儿回忆，1943年7月，“父亲曾冒着路上被轰炸的危险，乘汽车、火车到粤北坪石的中山大学临时校址，作短期演讲。”[9]172在坪石中大文科研究所，陈先生作了《清谈与清谈误国》的专题讲座。据张为纲的文字记录，陈先生主张，清谈虽是空谈老庄之学，实与当时社会政治有至密关系，决非为清谈而清谈，称其为实谈，也是可以的。曹操以微贱出身，遽登高位，故其不重名教，惟好词章。司马氏本是东汉世家，极崇名教，晋律也纯为儒家思想，不同于汉律之自有汉室家法。司马氏篡魏，佐其治理天下者，必崇名教，前朝遗民不与其合作者，则竞谈自然。到了王戎、王衍，开始有意调和二者关系，才有了“三语掾”的典故。自此以后，名士多以清谈猎取高官，高官好以清谈附庸名士，而清谈误国者，比比皆是矣。东晋末年，除了北方的河西地区，清谈之风已不再盛行。陶渊明之好自然，因其不欲与刘宋合作，其思想之最后发展，见于形影神诗中，形言养身，影言立善，前者自然，后者名教，神则二者皆非，任化而已。陈先生的这次讲座，也提到了陶渊明的新自然说，并且主张，新自然说，仍可归入自然说一类[10]。不难看出，此次讲座的内容，大体是《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的浓缩，陈先生把两年之后才发表的论文观点，毫无保留地与在座师生分享，这些材料，也是建国后写作《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的立论依据。

有学者猜测，陈先生写作此文，与冯友兰《论风流》有关。由于《论风流》初刊于1944年《哲学研究》第九卷第三期，无论是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43年”条，还是张为纲在粤北坪石现场笔记，均可证明，《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作于《论风流》发表之前，上述猜测自然就无法成立。依据陈先生女儿的回忆，“秋季学期开学后仍住在雁山上。父亲除走下山到广西大学授课外，在山上终日伏案笔耕不辍。”[9]169很有可能，陈先生早在1942年到达桂林之后，即已着手写作此文。广西大学的一些场景，陈先生在多年以后，还有着深刻的记忆：“寅恪昔年教学桂林良丰广西大学，宿舍适在红豆树下，其开花之距离为七年，而所结之实，较第一章所言摘诸常熟红豆庄者略小。”[2]1228

三、陶学研究与个人情感的契合

1937年7月，北平沦陷。南京教育部决定成立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选取长沙圣经学院作为临时大学校址。9月，陈先生父亲辞世。因长期工作劳累，用眼过度，国难家愁的重压之下，陈先生右眼视网膜脱落。为了尽快逃离沦陷区，陈先生主动放弃治疗，携同夫人唐筼，带着三个女儿，辗转多地，前往长沙临时大学授课。随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武汉告急。1938年初，長沙临时大学奉命迁往云南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先生再次举家南下，经桂林、梧州，过虎门，抵香港中转。夫人唐筼因舟车劳累，心脏病发作，与女儿暂居香港。陈先生取道越南，抵达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1938年暑假，陈先生又随西南联大文学院迁至昆明。在西南联大期间，开设“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研究”“白居易研究”等课程。

1939年春，陈先生接受牛津大学聘请，于6月下旬结束西南联大课程后，自滇抵港。原计划8月底，从香港乘船远赴牛津任职，因欧洲形势剧变，未能成行，陈先生于10月下旬重新回到昆明。抗战爆发以后，物质匮乏，粮价飞涨，1940年元宵，陈先生赋诗《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有“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之叹。此年3月12日，他在写给清华弟子刘节的信末，用具体数据，描述了当时的窘况，“昆明米价国币百元一石（米一石有时尚过百元，而云南之一石少于四川之石一半）。联合大学师生皆困苦不堪。”[11]陈先生后来写作《柳如是别传》时，回忆这段经历，“丁丑岁，芦沟桥变起，随校南迁昆明，大病几死。”[2]3至今读来，令人唏嘘。

1940年6月，陈先生在西南联大完成教学后，再次抵港，但是赴英计划又被耽搁。此时香港经越南往返昆明的道路，几近中断，全家滞留香港，失去经济来源，生计成了问题。经中英庚款董事会协调，以及友人许地山周旋，聘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暂解燃眉之急。陈先生一家客寓香港期间，迫于租金压力，先后六次搬迁，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9]155。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商店关门，日本兵入室劫掠，奸人妻女，滥杀无辜，香港市民惶恐不安，社会陷入混乱。1942年初，陈先生的寓所，先后有汪伪政权人员及汉奸上门求见，诱以伪“北京大学”，与“东亚文化协会”等高薪职位，陈先生全予拒绝。在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的营救之下，5月5日，陈先生全家加入逃难人群，混过日军关卡，登上驶往广州湾（今湛江）的海轮，几经周折，到达当时的广西省会桂林。陈先生原本打算，在桂林稍事停留，前往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因为健康原因，中途改变计划，任教广西大学。自1942年6月抵达桂林，到1943年8月离开，陈先生在桂林生活了一年多时间。

以上是1937年抗战爆发以来，陈先生撰写《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的创作背景，家亡国破，客馆春寒，日暮途远，人间何世？过去研究陈先生的思想，大多侧重其建国之后的著述，对抗战时期发表的这篇文章，关注不够。目前看来，《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不仅系统概括了魏晋社会的思想脉络与文化形态，更是反映陈先生晚年思想的关键节点。“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12]23陈先生写作此文时五十二三岁，结合民国后期的生活环境与人均寿命，这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晚年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以及无法预判的迷茫未来，可以想象，陈先生反复吟诵陶诗时，那种发自内心的深深感动。

在救亡图存的民族大灾难面前，陈先生愿意追随先哲的脚步，固穷守志，显默不失，坦然面对战乱、贫困、疾病、衰老甚至死亡，委运任化，不喜不惧，“忘怀得失，以此自终。”[12]1521942年以后，陈先生的诗文，明显刻有陶渊明的烙印，“五斗支粮更殒躯”（1942）;“赐秦鹑首天仍醉”（1945）;“避秦心苦谁同喻”（1949）;“桃源今已隔秦人”（1949）;“彭泽桃源早绝源”（1950）;“结庐人境似荒村”（1952）;“空耗官家五斗粮”（1954）;“惆怅仙源最后身”（1955）;“归舟濡滞成何事”（1957）;“流水桃花渺碧空”（1961）;“折腰为米究如何”（1961）;“腰折嗟元亮”（1964）;“元亮虚留命”（1964）;“武陵虚说寻仙境”（1965）;“空负东篱自在身”（1965）;“弱女渊明款款来”（1966）。世事轮回，一念千年，文字定格的瞬间，陈先生似乎忘记了自己与陶渊明的不同。

结语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发表至今，已75年，重新回顾陈先生写于桂林的这部作品，本文认为，《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既是陶学研究史上的重要著述，也是反映陈先生晚年思想的关键文字，不了解陈先生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就不易理解他对陶淵明思想的精深研究;不清楚陶渊明思想对陈先生的深刻影响，就很难勾勒他在此后的人生轨迹与学术转变，如1949年广州解放之际，他拒绝傅斯年多次电催，既不去台湾，也不去香港;他拥护新中国政权，选择留在广州，却不愿去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职务;晚年双目失明，在助手黄萱的帮助下，费时10年，耗尽余生，为“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的柳如是作传;1957年，大鸣大放之际，他不发一言，仅以“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门联沉默应对;著述等身，终生以文字为生命寄托，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遗嘱以示后人。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M].陈永正，注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2]陈寅恪.柳如是别传[M].北京：三联书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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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启超.陶渊明[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5.

[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15.

[6]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92.

[7]胡适.白话文学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05.

[8]苏轼.东坡续集：卷三[M].明成化本.

[9]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M].北京：三联书店，2010.

[10]陈寅恪.讲义及杂稿[M].北京：三联书店，2015：450.

[11]陈寅恪.书信集[M].北京：三联书店，2015：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