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晗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文学史上，赵树理的创作常被定义为“问题小说”写作。这是沿用1959年作家本人的说法，简要来讲，就是将农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小说反映出来，使写作成为工作方法之一种。①但“问题小说”并非对革命实践的简单再现，尤其当赵树理从地方性作者成为全国范围的“方向”作家，特定的时代形势、社会想象和文化样式，将更加直接地规定作家参与实践的方式。

一时一地的“工作”与宏观的革命图景之间的张力也将反映到文本层面，写作于1948年的《邪不压正》便是一个颇为典型的案例。1947年8月，赵树理参加武安县赵庄土改工作团，任副团长，一直到1948年4月才回到报社。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最为集中的直接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考虑到1946—1947年，“赵树理方向”被迅速推向全国——不仅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更是作为“干部—作家”典范的工作方式，可以说，赵树理之参加土改，也是对“方向”的实践和确认。这些变化无疑对作家的创作心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邪不压正》直接取材于赵树理的土改经历，发表后却招致不少批评。本文希望将其作为一个症候性文本揭示“问题小说”内部的复杂构造。

一

自1943年《小二黑结婚》发表，赵树理就成为太行区最受欢迎的作家，然而，他成为全国性的小说家，却始于1946年由郭沫若、周扬、茅盾撰写的一系列评论：他们不再将赵树理小说视为“通俗故事”②，而将其纳入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脉络，命名为“新的人民文艺”③。……